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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中国社会稳定这一热门话题，国内外学界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关注点的不同，上述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向度：国家能力和社会抗议。前者向度下的研究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趋于规则化的高层精英政治和政权治理方式的调适增强了国家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社会稳定才得以维持。后者聚焦于当下社会抗议的非政治属性，认为抗议诉求集中于具体的物质性利益，这导致抗议本身存在地方化、经济性和自我审查等多方面的限制，故而此类抗议并不具备挑战稳定的意愿和能力。笔者认为，社会稳定与否并非取决于国家能力或社会抗议中的任何单一因素，而是国家与社会二者互动的结果，也正因此，当下单一向度下的稳定研究并不能解释社会为何稳定以及有何风险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国家能力与社会抗议来发掘两者内在的关联机制。循此路径，关注于国家能力增强的背后所伴生的社会抗议增加及其对国家能力的反噬，或者发掘国家运用各种资源来应对社会抗议的积极与消极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来评估社会稳定的状况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是较为可取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国家能力社会抗议非政治性自我设限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1-0117-12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利益结构进一步分化，抗议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因环境污染、土地拆迁、劳资纠纷、业主维权、族群冲突和信访等不同议题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与抗议事件在2010年前后就达到了18余万起，①其中某些事件的规模已达数万人，②部分事件如乌坎、东洲等持续时间长达数月。但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的抗议事件并没有升级、联合或者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且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其中高达89.5%的事件在一天之内得到平息，③囿于这些特点，并没有出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大规模组织化和政治化运动的迹象，当然国内社会也始终保持总体稳定。一般而言，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出现升
*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16ZDA080）；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7GN002）
① Tom Orlik，“Unrest Grows as Economy Boom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26， 2011；孙立平等：《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4年总第33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诱因及其应对》，《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③ Lynette Ong， “Reports of Social Unrest in China：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Patterns （2003-12），”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Politics in China， edited by David Goodman and Edward Elgar， 2015， pp.345～359.
级几乎是一般规律，Daniel Myers，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6， no.1， 2000， pp.173～208； Kenneth Andrews and Michael Biggs，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Diffusion：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s Media in the 1960 Sit-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1， 2006，pp.752～777.但这一情况在中国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出现，究竟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导致了这一现象，使得大量的抗议事件停留在区域层面和孤立状态，又是何种力量和方式促使中国社会至今维持了总体上的稳定，理论上，稳定可以分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但在当下体制下，社会稳定问题很容易因处理不当而政治化，为避免该情况，政府常从政治高度来应对社会稳定问题；而对于政治稳定问题，为控制影响，政府会将之作去政治化处理。这些做法导致理论上可分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在实践上很难厘清边界。因此，除却特意说明，下文中并不区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了国内，尤其是国际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针对该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两个分析向度：其一是承继以Andrew Nathan为学术起点的“权威韧性”的讨论来分析国家转型，关注于权威体制下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连续成功化解曾使苏东、东南亚、拉美和中东非洲拥有类似体制的政治体垮台的危机，与此同时，各项发展事业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政治体系和核心权力的代际传递甚至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化趋势；Vivienne Shue， “China： Transition Postponed？” Problems of Communist， vol.41， 1992， pp.157～168.其二是从社会抗议入手，认为当下的社会抗议的规模与性质内在规定了抗议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限制，而由于这些限制的存在，使之并不具有威胁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能力。下文中笔者将对两个向度的研究内容进行详细梳理并作述评。
一、绩效、精英和治理：解释稳定的国家能力向度
Nathan认为，政治稳定与权威巩固主要是源于权力继承的规则化趋势、精英政治对派系政治的优势、政权内部部门的功能分化和专业化以及政治参与机制的建立，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6～17.自此之后，數量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根据其关注点的不同，笔者将之分为三个主要路径：第一，经济绩效生成公民满意路径；第二，高层精英政治制度化路径；第三，执政党及其治理方式路径。下面将逐一对以上分析路径做出必要的评述。 2017年第11期
国家能力与社会抗议：社会稳定研究的两个学术进路
1.经济绩效路径
该路径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普通公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裕缓解了政府的合法性压力，简言之，即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替代重建了政府信任。从1978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保持了10%的发展速度，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 201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80年的220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656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0.8%，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 2014.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公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而在同期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只有3%～5%的GDP增长率。Huntington教授以及Diamond和Linz等认为，在非民选政府中政治权力和社会的稳定高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表现，Samuel Huntington ，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这一论断也得到了Przeworski和Limongi等人的大样本研究支持，具有更高人均收入的非民选政府抵御危机的能力更强。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49， no.2， 1997，pp.159～160.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实现，其一是更好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可期待收入增加预期，对未来有更高预期的公民是不太可能参与到激烈的抗议活动中去的，会对现实状况表现出更多的信任，John James Kennedy， “What is the Color of a Non-Revolution？ Why the Jasmine Revolution and Arab Spring Did Not Spread to China，” Set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
关键词国家能力社会抗议非政治性自我设限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1-0117-12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利益结构进一步分化，抗议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因环境污染、土地拆迁、劳资纠纷、业主维权、族群冲突和信访等不同议题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与抗议事件在2010年前后就达到了18余万起，①其中某些事件的规模已达数万人，②部分事件如乌坎、东洲等持续时间长达数月。但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的抗议事件并没有升级、联合或者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且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其中高达89.5%的事件在一天之内得到平息，③囿于这些特点，并没有出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大规模组织化和政治化运动的迹象，当然国内社会也始终保持总体稳定。一般而言，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出现升
*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16ZDA080）；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7GN002）
① Tom Orlik，“Unrest Grows as Economy Boom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26， 2011；孙立平等：《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4年总第33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诱因及其应对》，《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③ Lynette Ong， “Reports of Social Unrest in China：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Patterns （2003-12），”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Politics in China， edited by David Goodman and Edward Elgar， 2015， pp.345～359.
级几乎是一般规律，Daniel Myers，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6， no.1， 2000， pp.173～208； Kenneth Andrews and Michael Biggs，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Diffusion：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s Media in the 1960 Sit-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1， 2006，pp.752～777.但这一情况在中国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出现，究竟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导致了这一现象，使得大量的抗议事件停留在区域层面和孤立状态，又是何种力量和方式促使中国社会至今维持了总体上的稳定，理论上，稳定可以分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但在当下体制下，社会稳定问题很容易因处理不当而政治化，为避免该情况，政府常从政治高度来应对社会稳定问题；而对于政治稳定问题，为控制影响，政府会将之作去政治化处理。这些做法导致理论上可分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在实践上很难厘清边界。因此，除却特意说明，下文中并不区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了国内，尤其是国际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针对该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两个分析向度：其一是承继以Andrew Nathan为学术起点的“权威韧性”的讨论来分析国家转型，关注于权威体制下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连续成功化解曾使苏东、东南亚、拉美和中东非洲拥有类似体制的政治体垮台的危机，与此同时，各项发展事业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政治体系和核心权力的代际传递甚至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化趋势；Vivienne Shue， “China： Transition Postponed？” Problems of Communist， vol.41， 1992， pp.157～168.其二是从社会抗议入手，认为当下的社会抗议的规模与性质内在规定了抗议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限制，而由于这些限制的存在，使之并不具有威胁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能力。下文中笔者将对两个向度的研究内容进行详细梳理并作述评。
一、绩效、精英和治理：解释稳定的国家能力向度
Nathan认为，政治稳定与权威巩固主要是源于权力继承的规则化趋势、精英政治对派系政治的优势、政权内部部门的功能分化和专业化以及政治参与机制的建立，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6～17.自此之后，數量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根据其关注点的不同，笔者将之分为三个主要路径：第一，经济绩效生成公民满意路径；第二，高层精英政治制度化路径；第三，执政党及其治理方式路径。下面将逐一对以上分析路径做出必要的评述。 2017年第11期
国家能力与社会抗议：社会稳定研究的两个学术进路
1.经济绩效路径
该路径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普通公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裕缓解了政府的合法性压力，简言之，即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替代重建了政府信任。从1978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保持了10%的发展速度，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 201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80年的220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656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0.8%，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 2014.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公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而在同期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只有3%～5%的GDP增长率。Huntington教授以及Diamond和Linz等认为，在非民选政府中政治权力和社会的稳定高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表现，Samuel Huntington ，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这一论断也得到了Przeworski和Limongi等人的大样本研究支持，具有更高人均收入的非民选政府抵御危机的能力更强。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49， no.2， 1997，pp.159～160.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实现，其一是更好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可期待收入增加预期，对未来有更高预期的公民是不太可能参与到激烈的抗议活动中去的，会对现实状况表现出更多的信任，John James Kennedy， “What is the Color of a Non-Revolution？ Why the Jasmine Revolution and Arab Spring Did Not Spread to China，” Set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