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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从一个相当结构主义的视角。指出人们消费的其实都是符号，而这个符号体系巧妙地解决了独特性与普遍性的问题。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La Societe de consommation)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国文字，是分析消费社会的构造与逻辑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的简体中译本从200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迄今已进入第三版，足见这本著作所获得的重视。这个译本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内容有小部分修订，不过，最根本的人名前后不一的翻译错误却未见改变，这无疑使读者进入一个知识迷宫。
如果以法文原书对照2008年所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文译本第三版(下文中简称《消费社会》中译本)，我们会看到两个前后不一的名字：Thorstein Veb-len，通译为凡勃伦，也就是《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作者，在《消费社会》当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第73、81、163页的“维布伦”以及未标注页码的前言和第153页的“凡布伦”；David Rise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Crowd)的作者，在第25、59、74、75、77页被译为通译的“理斯曼”，第51页则被译为“里埃斯曼”。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推荐者大赞本书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以及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基础上另开新局。三个作者的名字中两位翻译前后不一，这恰好也提醒我们从这些名字当中重新理解消费社会。
法国结构主义的形成，奠基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与法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研究。迪尔凯姆的第一部巨著《社会分工论》(1892)当中，问题意识便是一群人如何组成社会?传统社会的运作为何能够持续维系而不因工业化的脚步崩解?在迪尔凯姆与索绪尔的基础上，加上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崛起，二战之后结构主义成为法国乃至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潮。在《消费社会》当中，我们不难看到结构主义的色彩，在鲍德里亚眼中，消费社会的结构是一套有其内在逻辑、有序运行的体系，而他也时而援引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作为参照。
凡勃伦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炫耀式有闲(conspicuous leisure)以及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本著作的写作年代正值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有闲阶级的出现，正在于他们掠夺了大量的资产获取财富。然而，有钱并不足以彰显他们的特殊地位，有钱必须透过让他人足以感觉到的方式表现，其特殊地位才能成立。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有闲阶级们刻意远离劳动，因为那是劳工阶级从事的事情，于是，“有闲”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炫耀。不过，在都市化的过程当中，都市生活当中充满匿名性，“有闲”作为一种炫耀已失去意义，在此情况之下，取而代之的是透过服饰、排场等方式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也就是炫耀性消费。附带一提的是，《有闲阶级论》的简体中文版于1964年译出，或因时空限制，炫耀式有闲被译为明显有闲，炫耀式消费则被译为“明显消费”，意义似乎隔了一层。
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出版于1950年，这本著作当中，理斯曼依西方社会的人口变迁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将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区分为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与他人导向三种类型。传统导向类型当中，人们的顺从心(con-formity)源自遵循传统的内在倾向，口述家族史、神话乃至歌谣的代代相传都是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来源；内在导向时期，人们的顺从心来自于早年生活的内心目标，在价值观型塑的过程当中，印刷媒介成为重要的中介，报纸与出版物的内容成为行为的参照坐标，诸如《天路历程》与《鲁宾逊漂流记》等强调远大志向与冒险精神的作品尤其被视为励志范式；他人导向时期当中，工业革命的脚步已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开始浮现，消费取代储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核心。在这个阶段当中，人们的顺从心来自对他人的期望和喜爱的敏感。随着都市化的脚步，小孩多在市中心与城郊居住，父母离家工作，大众传媒与同侪团体对小孩价值观的形成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阶段也正是战后美国社会的写照。在他人导向时期当中，在大众媒介与同侪团体的作用下，消费成为从众的行为——透过消费成为某个同侪团体的一员。
为什么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奠基在迪尔凯姆、凡勃伦与理斯曼的基础上?除了延续结构主义之外，《有闲阶级论》当中强调了透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独特。到了《孤独的人群》那里，随着美国战后大众社会的形成，消费所强调的是从众。这两本著作皆与眼前的社会现实对话，而鲍德里亚如何开展对话?就他所处的社会现实而言，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e)以“三十年荣景”(Trente Glorieuses)形容二战之后法国的经济发展。从1950年中期开始，透过新产品的问世、技术创新以及战后开始的国际自由市场，法国的制造业扮演起经济成长火车头的角色。在这个隋景之下，流行文化迅速出现，就以流行杂志而论，时尚杂志诸如《法国女性》(Marie-France)、《世界时装之苑》(Elle)、《巴黎竞技》(Paris Match)等逐一问世。
就理论层面而言，《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的第二本著作，这本书延续第一本著作《物体系》出发。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当中，提出了物的两个层次：从功能性到功能性的被剥夺。我们使用床，基于床提供我们睡眠所使用的功能。然而，有些物的功能性却被剥夺，例如陶瓷之类的收藏品人们实际不会使用，而是透过历史或是美感等说法赋予这些收藏品以价值，在这里，收藏品的功能性于是消失了。鲍德里亚之所以将物的功能进行分类，他的企图仍是将物的功能放在消费社会当中进行分析。在他眼中，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实践，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其中，“所有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候开始，构成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
这是消费社会的根本逻辑，然而，鲍德里亚更大的企图是将物的定位改变放置在更大更现实的社会系统当中。他所选择的对话对象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es State)当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供应与需求之间已出现一些变化，例如供应者为了市场，可能在生产之前便进行市场调查，之后则透过广告、市场营销等塑造产品的需求。对鲍德里亚来说，这些产品需求其实是企业所塑造，并非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因此，他坚决反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他看来，需求是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各式各样的广告便是其中的一环。
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了“编码”(code)与“区隔”(difforenciation)的观点。编码意味着“能把一系列稳定买卖关系的组合转换为讯息的规则系统”，这也就是将物体系从对物的功能的讨论进入到符号的分析的过程。所谓的“规则化系统”，最好的例证也就是《物体系》与《消费社会》当中总是扮演印证其理论基础的广告。《消费社会》当中，鲍德里亚花费不少文墨所举的例子是女性的身体。在广告的塑造与无所不在的宣传之下，女性的身体成为“最美丽的身体”，当然，这成了一个符号、消费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身体的分析，还仅是一种整体的个案。事实上，在广告系统当中，它还会细致地区分中产阶级女性／流行时尚女性等种种的不同类别，这也就是鲍德里亚所强调的“区隔”。对他来说，“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及符号之间的整合”。区隔是必要的，因为区隔，使得某个群体的人感觉自己与其他的群体有所不同，然而，这种区隔却也被整合到一个符号运作的逻辑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并非被动地为符号所诱惑，而是为了社会区隔，主动追求符合自己社会地位并与他人进行区隔的符号。只是，消费社会其实整合了不同的符号，人们最终仍归属于这个消费系统。也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流通、购买、销售、对区分了的财富及物与财富的占有，构成了我们今日的语言、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交谈”。
在凡勃伦与理斯曼那里，前者强调消费的独特性，后者强调从众，不过，人们都是透过对物的消费满足独特性或从众心理。鲍德里亚从一个相当结构主义的视角，指出人们消费的其实都是符号，而这个符号体系巧妙地解决了独特性与普遍性的问题。《物体系》与《消费社会》仅是鲍德里亚整个思想体系的起步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之间都有很强的连续性与逻辑性。鲍德里亚是否为荒诞的思想家或可讨论，不过，如果只因《消费社会》一书的翻译问题导致这样的印象，可谓大谬。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La Societe de consommation)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国文字，是分析消费社会的构造与逻辑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的简体中译本从2000年第一版出版以来迄今已进入第三版，足见这本著作所获得的重视。这个译本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内容有小部分修订，不过，最根本的人名前后不一的翻译错误却未见改变，这无疑使读者进入一个知识迷宫。
如果以法文原书对照2008年所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文译本第三版(下文中简称《消费社会》中译本)，我们会看到两个前后不一的名字：Thorstein Veb-len，通译为凡勃伦，也就是《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作者，在《消费社会》当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第73、81、163页的“维布伦”以及未标注页码的前言和第153页的“凡布伦”；David Rise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Crowd)的作者，在第25、59、74、75、77页被译为通译的“理斯曼”，第51页则被译为“里埃斯曼”。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推荐者大赞本书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以及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基础上另开新局。三个作者的名字中两位翻译前后不一，这恰好也提醒我们从这些名字当中重新理解消费社会。
法国结构主义的形成，奠基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与法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研究。迪尔凯姆的第一部巨著《社会分工论》(1892)当中，问题意识便是一群人如何组成社会?传统社会的运作为何能够持续维系而不因工业化的脚步崩解?在迪尔凯姆与索绪尔的基础上，加上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崛起，二战之后结构主义成为法国乃至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潮。在《消费社会》当中，我们不难看到结构主义的色彩，在鲍德里亚眼中，消费社会的结构是一套有其内在逻辑、有序运行的体系，而他也时而援引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作为参照。
凡勃伦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炫耀式有闲(conspicuous leisure)以及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本著作的写作年代正值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有闲阶级的出现，正在于他们掠夺了大量的资产获取财富。然而，有钱并不足以彰显他们的特殊地位，有钱必须透过让他人足以感觉到的方式表现，其特殊地位才能成立。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有闲阶级们刻意远离劳动，因为那是劳工阶级从事的事情，于是，“有闲”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炫耀。不过，在都市化的过程当中，都市生活当中充满匿名性，“有闲”作为一种炫耀已失去意义，在此情况之下，取而代之的是透过服饰、排场等方式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也就是炫耀性消费。附带一提的是，《有闲阶级论》的简体中文版于1964年译出，或因时空限制，炫耀式有闲被译为明显有闲，炫耀式消费则被译为“明显消费”，意义似乎隔了一层。
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出版于1950年，这本著作当中，理斯曼依西方社会的人口变迁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将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区分为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与他人导向三种类型。传统导向类型当中，人们的顺从心(con-formity)源自遵循传统的内在倾向，口述家族史、神话乃至歌谣的代代相传都是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来源；内在导向时期，人们的顺从心来自于早年生活的内心目标，在价值观型塑的过程当中，印刷媒介成为重要的中介，报纸与出版物的内容成为行为的参照坐标，诸如《天路历程》与《鲁宾逊漂流记》等强调远大志向与冒险精神的作品尤其被视为励志范式；他人导向时期当中，工业革命的脚步已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开始浮现，消费取代储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核心。在这个阶段当中，人们的顺从心来自对他人的期望和喜爱的敏感。随着都市化的脚步，小孩多在市中心与城郊居住，父母离家工作，大众传媒与同侪团体对小孩价值观的形成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阶段也正是战后美国社会的写照。在他人导向时期当中，在大众媒介与同侪团体的作用下，消费成为从众的行为——透过消费成为某个同侪团体的一员。
为什么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奠基在迪尔凯姆、凡勃伦与理斯曼的基础上?除了延续结构主义之外，《有闲阶级论》当中强调了透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独特。到了《孤独的人群》那里，随着美国战后大众社会的形成，消费所强调的是从众。这两本著作皆与眼前的社会现实对话，而鲍德里亚如何开展对话?就他所处的社会现实而言，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e)以“三十年荣景”(Trente Glorieuses)形容二战之后法国的经济发展。从1950年中期开始，透过新产品的问世、技术创新以及战后开始的国际自由市场，法国的制造业扮演起经济成长火车头的角色。在这个隋景之下，流行文化迅速出现，就以流行杂志而论，时尚杂志诸如《法国女性》(Marie-France)、《世界时装之苑》(Elle)、《巴黎竞技》(Paris Match)等逐一问世。
就理论层面而言，《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的第二本著作，这本书延续第一本著作《物体系》出发。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当中，提出了物的两个层次：从功能性到功能性的被剥夺。我们使用床，基于床提供我们睡眠所使用的功能。然而，有些物的功能性却被剥夺，例如陶瓷之类的收藏品人们实际不会使用，而是透过历史或是美感等说法赋予这些收藏品以价值，在这里，收藏品的功能性于是消失了。鲍德里亚之所以将物的功能进行分类，他的企图仍是将物的功能放在消费社会当中进行分析。在他眼中，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实践，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其中，“所有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候开始，构成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
这是消费社会的根本逻辑，然而，鲍德里亚更大的企图是将物的定位改变放置在更大更现实的社会系统当中。他所选择的对话对象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es State)当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供应与需求之间已出现一些变化，例如供应者为了市场，可能在生产之前便进行市场调查，之后则透过广告、市场营销等塑造产品的需求。对鲍德里亚来说，这些产品需求其实是企业所塑造，并非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因此，他坚决反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他看来，需求是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各式各样的广告便是其中的一环。
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了“编码”(code)与“区隔”(difforenciation)的观点。编码意味着“能把一系列稳定买卖关系的组合转换为讯息的规则系统”，这也就是将物体系从对物的功能的讨论进入到符号的分析的过程。所谓的“规则化系统”，最好的例证也就是《物体系》与《消费社会》当中总是扮演印证其理论基础的广告。《消费社会》当中，鲍德里亚花费不少文墨所举的例子是女性的身体。在广告的塑造与无所不在的宣传之下，女性的身体成为“最美丽的身体”，当然，这成了一个符号、消费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身体的分析，还仅是一种整体的个案。事实上，在广告系统当中，它还会细致地区分中产阶级女性／流行时尚女性等种种的不同类别，这也就是鲍德里亚所强调的“区隔”。对他来说，“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及符号之间的整合”。区隔是必要的，因为区隔，使得某个群体的人感觉自己与其他的群体有所不同，然而，这种区隔却也被整合到一个符号运作的逻辑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并非被动地为符号所诱惑，而是为了社会区隔，主动追求符合自己社会地位并与他人进行区隔的符号。只是，消费社会其实整合了不同的符号，人们最终仍归属于这个消费系统。也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流通、购买、销售、对区分了的财富及物与财富的占有，构成了我们今日的语言、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交谈”。
在凡勃伦与理斯曼那里，前者强调消费的独特性，后者强调从众，不过，人们都是透过对物的消费满足独特性或从众心理。鲍德里亚从一个相当结构主义的视角，指出人们消费的其实都是符号，而这个符号体系巧妙地解决了独特性与普遍性的问题。《物体系》与《消费社会》仅是鲍德里亚整个思想体系的起步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之间都有很强的连续性与逻辑性。鲍德里亚是否为荒诞的思想家或可讨论，不过，如果只因《消费社会》一书的翻译问题导致这样的印象，可谓大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