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法忍受校长带头虐童，聋哑学校的刘曼老师愤而反抗，直到把学校告上了法庭！

从义工到老师，亲历聋哑学校内幕

　　我叫刘曼，1991年出生的湘妹子。2014年，我从广州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到南方沿海一个城市当老师。
　　2015年3月，我参加了一次义工活动，去一家聋哑儿童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这所学校的聋哑孩子都被装了人工耳蜗。据说，听力可以恢复70%。
　　到校后，孩子们将我团团围住。清澈的眼神，长长的睫毛，笑起来眼里藏满星星，我被萌化了！
　　我莫名喜欢上了这些孩子，心疼他们，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恰好，我看到这所学校在招收老师。虽然工资不高，我还是决定跳槽过去。
　　5月25日，我成了这里的正式老师。我万万没想到，当我不再是义工身份时，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完全颠覆了我当初的印象。
　　这些孩子，90%以上都是寄宿。很多孩子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才回家一次。家长们看到的视频，是孩子在认真学习;学了新的语言;好吃的下午茶，好玩的玩具……这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第一天上班，还是那个公共大厅。到了饭点，它就成了食堂。一个胖大婶负责给大家打饭。孩子们拿着碗，排好队。突然，“砰”的一声，那胖大婶的长铁勺，砸到了一个尖耳朵男孩的头上。
　　原因呢？因为这孩子没安静站队，和后面的孩子逗弄了一下。男孩疼得捂住头，直咧嘴。
　　许多一两岁的孩子，不太会吃饭，也没人管。最后，阿姨要收拾了，好心的老师狠塞几口饭菜给孩子，狠心的直接就把孩子的饭菜倒掉。吃完午饭，就是午睡时间。饭刚吃完，孩子们就被赶进宿舍。宿舍在大厅的尽头。七八十个孩子，全挤在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孩子们睡的是通铺，没有固定的床位，都是见缝插针，常常是你踢了我的头，我打到了你的屁股。挤挤挨挨中，就会打闹起来。老师、阿姨们变戏法似的，手里多了大长尺、衣架、棍子等等，逮着那些笑闹打斗的孩子，兜头盖脑一阵狂抽。
　　房间安静下来，孩子们不敢动了。通铺的上铺却响起手机看剧的声音，还有笑声。这声音是胖大婶的。我后来才知道，胖大婶是校长的亲表妹。
　　教这些孩子学语言，必须是一对一教学，一个班五六个孩子。学校一共有14个班，分两部分。主要部分有10个班，食堂、宿舍，办公室等都在那边。另外4个班在隔壁小区的一楼，带一个院子。
　　我就分在这4个班中的一个。主任带我走进教室，我一眼就看到那个被大铁勺砸过的尖耳朵孩子。
　　主任向我介绍了班上的五个孩子，尤其提到了那个尖耳朵男孩，他叫李子锐，很调皮。正式上课后，我发现，李子锐确实不听话。上课时，他故意戳别的孩子，拿走同学的书本。制止几次无效后，为了不影响其他孩子上课，我让他站到门边去。
　　本打算吓吓他，谁知，他竟跟我犟上了！中午放学，所有孩子都必须去主校那边吃饭、午睡，可他就是不走，蹲在地上，死拉住门框不放。
　　我还要照顾其他四个孩子，不得不强行拉他。小家伙力气不小，在拉拉扯扯中，我听到曾经受过伤的腰“嚓”了一下，一股疼痛感袭来。我捂住了腰。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慢慢松开抓住门框的手，朝门外走去。我扶着腰，弓着背，跟在他身后。
　　撑到下午放学，我腰疼得走不了路，打个车去医院电疗，并请假在家躺了几天。回校再上课时，我发现他在课堂上收敛了一些。
　　还有一次，几个孩子跑过来，拿给我屏幕摔裂的手机，指着李子锐说：“他！”李子锐走到我面前，眼睛掠过愧疚、不安和甘愿受罚的光。我摸摸他的头，说：“不要紧，是老师没有把手机放好。”他瞪大了眼，确认我不是打他，长嘘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日子，他乖了好多，上课也遵守纪律了。
　　只是，他在语言上，确实是个打不开的死结。其他老师告诉我，他的耳蜗跟大家的不一样，是入校前父母买的，质量比较差，所以影响了学习进度。
　　李子锐家里条件不错，他父母偶尔才来一次学校。过年后开学，李子锐的爸爸送他来，他双手扒着车门，眼泪汪汪的，躲在车里不肯下来。最后，我抱起他，答应让他的两只小伙伴——装在笼子里的两只鹦鹉，也一起进教室，他才答应让爸爸走。
　　我能理解这个孩子，其实他所有的叛逆，只是在引起注意，企图得到一点爱而已！

拦截校长带头虐童，我被辞退了

　　这两只鹦鹉，给孩子们带来许多快乐。我也顺势教他们“鹦鹉”“眼睛”“嘴巴”等词语的发音。孩子们天天给它们喂食喂水、清理鸟粪。
　　直到某个周一，我一早来到学校，见到李子锐在流眼泪。原来是鹦鹉死了一只。班上语言能力最好的张可可告诉我，鹦鹉是被隔壁班的老师打死的。
　　我去找这老师理论，她说：“这鸟好吵，影响我中午休息了。”我心里燃起無名怒火。
　　另外一只鹦鹉，因为失了伴侣，也很快死了。孩子们跟着伤心了好一阵。除了这些不开心，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比如，我发现了李子锐的数学天分。教他算数，100以内加减法，用手指略一掐点，答案就出来了。我又教他多位数加减法，也学得飞快！每当做对题，我夸他的时候，他都露出小虎牙，笑得很开心。
　　其他的孩子，也各有所长。比如被老师认为最笨最不合群的刘小豪，很爱画画，想象力超群。他说话声音很小，总是一副胆怯的样子。
　　我和他妈妈聊天，才得知，家里还有健全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刘爸爸对这个儿子厌恶到极点，每次吃饭，只允许他吃一碗，再添就会把碗拿掉。做人工耳蜗，也是刘妈妈拿命坚持，才做的。
　　了解到这些，我就着力帮刘小豪重建自信。竖两个大拇指夸他的画画得好;上课时，鼓励他大声发音;下课后，陪他走出去跟同学玩;他衣服很少，裤子短得吊到小腿上。我掏钱给他买了几件衣服和鞋子。他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不再独坐角落了。 　　每次返校时，这群孩子，都会冲过来给我熊抱;他们在路边给我采来小花，用贝壳和珠子做了项链挂在我脖子上;吃饭时，给我抢一把椅子，谁也不让坐……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幸福！
　　每个周末、节假日，老师们都要轮流值日。每次轮到我值班，给孩子们戴耳蜗时，那些小小孩，都喜欢爬我腿上去坐，或者搂着我的腿要抱抱。
　　早餐和午餐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阿姨们都喜欢让孩子们坐着看电视。她们给我根棍子，要我维持秩序。在安全前提下，我会让他们放松一下。孩子们开心了，我却听到非议，说我值日时纪律很差。
　　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姑娘，蹲在走道里，哭得伤心，我发自本能地把她抱了起来。从此，我又在别的老师那里落了个“多管闲事”的名号。
　　我对门教室的黄老师，40多岁，会时不时问我对学校的印象。我把各种不满和不解都告诉了她。
　　有一次，她说，她家离学校近，早晨可以帮我把孩子们从总校那边带过来。中午她想多休息会儿，就由我过去把孩子们接过来。这种互帮互助，我答应了。跟我关系不错的小云老师提醒我：“黄老师和校长住一个小区，经常一起出入，你提防着点。”
　　小云老师比我进校晚，性格也温和。她的提醒，我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2016年4月的一天。
　　那天下课时间，校长过来巡查。李子锐不知犯了什么错，校长拉过他来，用棍子拼命地打，把嘴角打出了血，他想放声大哭，校长就拿抹布塞住了他的嘴，继续打他。看到这一幕，我冲上去，一把扯掉李子锐嘴里的抹布，拉他来我身边。
　　我说：“你作为校长，怎么可以这样！”她看了我一眼，走了。放学后，她要我去她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我表示不服！
　　她说我无视纪律，纵容孩子;说我不正常教学，对老师有意见;最后，还挑衅地说：“你不是最看不惯我吗？”当一条条罪状从她嘴里说出，我突然明白，我讲给黄老师的话，她都告诉校长了。

告赢校长，我还孩子们一片蓝天

　　回家后，我越想越气。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我决定：我要为孩子们，也为自己，讨个公道！
　　第二天，我去了区人民法院立案。工作人员提醒我，需要提供虐童证据：视频、照片，医生鉴定书等等。我被难住了。因为这些，我都没有！
　　我想到了小云老师。我私下电话她，问她能不能帮忙，偷拍一下学校虐童视频。她拒绝了，说她不想惹事。我又想到了有位孩子的妈妈说过，只要需要她作证的，她愿意作证。但是，那个孩子身上并没有什么明显伤痕，也提供不了有力证据。
　　见我一腔正义无处倾诉，工作人员问我：“学校有没有和你签劳动合同？”我摇摇头。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可以利用未签合同和急辞这两点告学校，再在法庭上提虐童事件。”我深以为然。
　　第二天，我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申请书，7月22日开庭。开庭那日，校长本人没来。来的是校长弟弟，和一个代理律师。仲裁庭外，那个律师和仲裁员有说有笑。开庭后，仲裁员只让那个律师说话，我刚想开口，就被仲裁员制止：“你不要说话！”
　　9月11日，我收到仲裁结果：只赔偿一个月的工资，其余不予赔偿。我不泄气，继续上诉。10月25日，此案再次回到区人民法院开庭。
　　庭审室里，坐着50岁左右的男法官，旁边是年轻的女书记员。被告席是律师和校长弟弟。
　　念完答辩状后，法官宣证人进来。被告那边来了三位老师。她们一一指证我，说我不按规定教学;早晨让其他老师代接孩子;不维持学校纪律等等。
　　轮到我发问了，这一刻，我等得太久。
　　我说：“请问，你们所谓的维护纪律，就是用衣架、棍子、大尺子，任意抽打孩子吗？就是看哪个孩子不顺眼，就随意扇耳光，拳打脚踢吗？就是用大铁勺砸孩子的脑袋、打了还不让哭，用抹布堵住嘴吗？就是倒掉吃饭慢的孩子的饭菜吗？”
　　几个老师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那个律师喊：“所问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没搭理，继续说。
　　“徐老师，上次那个小女孩，因为脾气犟，你用棍子把她的屁股打得红肿。你看不下去了，用滚烫的白米饭去热敷孩子的屁股消肿，结果，孩子的屁股被烫掉了一层皮，疼得大哭！你敢说你没做这事？
　　张老师，就因为孩子不小心打破了你的花瓶，你就用木棍打他的手板，直打到棍子断了，木刺把孩子的手刺出血来！你敢说你没做这事？
　　丁老师，我们班李子锐，就因在大厅里跑了一下，你几脚踢过去，踢得他捂住肚子蹲在地上！你敢说你没做这事？请你们摸着良心，诚实回答！”
　　她们擦着汗水，脸上现出恐慌之色。徐老师嘀咕道：“这也是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学校允许的！”
　　律师再三要求结束证人问话时间，法官让她们出去了。最后陈词，我站起来，说：“对于学校急辞我，没和我签订劳动合同一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在这里，请您给我几分钟，我要为学校的聋哑孩子们说说话。”
　　“这些孩子，上天已经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残疾的身体。现在来到学校，却还要承受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虐待和创伤。身体上的伤害，会淡化消失。可是心灵上的创伤，会影响他们一辈子！”
　　我看到法官的脸色，由凝重转为动容。那个女书记员，偷偷抹了眼泪。显然，他们听进去了。
　　两个月后，判决书下来。我赢了。法院判学校賠付我10个月双倍工资，另加一个月急辞赔偿。
　　在判决书下达之前，我和小云老师打过几次电话。她告诉我，相关部门的人去过学校，找校长谈了话。她说：“校长不再像过去那么嚣张了，她给每个员工买了社保，签订了劳动合同。每周开会时，强调了老师们要注意言行，不得打骂孩子。尤其那三个去了法庭的老师，更是收敛了许多。”她还告诉我，再过几个月，学校就要搬到新校区了。
　　2017年3月，我从小云老师的朋友圈里，看到新学校的图片。两排教室，整齐排列。教室宽敞明亮，宿舍也更标准化了。她给我电话说，现在学校装了摄像头，会公开接受检查。那个告密的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得知这一切，我长舒了一口气。
　　回看往事，我明白，虐童，不单单是老师素质低、校长纵容那么简单。家长对孩子的忽视;学校不公正的薪资待遇;被默许的不良风气，都是不良因素。但不管怎样，身为老师，师德是一切前提。
　　时光荏苒，我那心心念念的聋哑孩子们，你们都还好吗？老师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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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