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曾经是一个与城市遥相呼应的诗意的所在。与乡村相关的记忆，多是柔软而惬意的，是与急功近利截然相反的，是真正合乎人之心性的。
　　而现在来自乡村的某些信息，却让人感觉遥远而又陌生，有些不伦不类之感，如浙江台州市小板桥村曾规定“未经村两委许可上访，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到10年”；重庆大足县某村村规中曾有“不是处女不分地”的条款；而据4月26日《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连南县香坪镇盘石村的“村规民约”却像一本“罚款指南”。
　　“村规民约”作为法律的补充和延伸，对促进村民自治、推动农村发展，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那些乖谬、出格的另类乡村规约，也提供了一个个反思当下特有的乡土人文环境的样本，值得认真剖析探究，并据此寻找那些被遮蔽的乡村治理困境。
　　以连南县盘石村这份规约为例，最大的问题在于“以罚代管”，甚至有各打五十大板、赏罚不明，以此创收的嫌疑。
　　而在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什么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行为的准绳，一切规范的底线，应为是否合法规，是否合情理。以此观之，只要是触犯了法律底线的行为，就应诉诸法律手段，寻求司法裁决。而一些村规民约不加区别地罚款了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违规乃至违法行为。并且，一味地以罚款等经济手段来约束村民行为，也无益于乡村秩序的健康发展。
　　矛盾自行化解，问题私下解决，这种观念不能不说是与法治和文明理念相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安徽临泉县一名农民在接近１７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而受害人大多保持沉默。这种家丑不外扬，不分是非的“私了观念”，或是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致命因素。
　　道德退场时，法律必须有所担当。村规民约也必须有一个合乎法治和文明的上限。这就要求在新时期，哪怕是旨在改善民风的村规民约，也必须明白自身定位——就是以合乎法治与文明的契约精神，界定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