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意指海外各国学者对中国所做的研究,从其历史发展看,历经了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延伸路线。最初东亚等邻国对中国知识的引介与研究,因其初意即怀有向中国学习的目标,可视之为一种"意内"之学;西方诸国对中国的探索始于16世纪末,因西人的最初来华并非为向中国学习,而有其他目的,然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故也可称为是"意外"之学。尽管后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上述,并且均会在研究中携入汉学家自身的文化视野、话语方式、使用目标等,但只要是在汉学的范围内,无论是引介、研究、交流与对话等,都可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在"汉学"后添入"主义"一词,是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创见,类同于在"东方(学)"之后加一"主义"的尾缀之后,遂将自然而然的知识进程提炼、反观为一种"问题式"考量的对象。在汉学主义的定位中,汉学被看作是一种有问题的学问,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汉学本身,当其自我为尊时,便成了"主义",二是汉学的受体,即当汉学成为中国学人热衷或效仿的对象时,也会疑似固化为了一种"主义"。但由于词语本身的模糊性,也会导致一种更为泛化的指涉,即将整个汉学及其研究在概约化之后拢入"主义"的范畴,这在一般的读解中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敏感的读者还能在这一赋名中体察到一丝藐视、讽喻的意味,从而清楚地表明汉学主义的言说主要秉持的是一种唱衰论的基调。而无论对之做怎样的理解,从起因上来看,赋名本身都多少会与文化抵御的意识密切相关,即首先源自于主体性失位的焦虑,进而以一种"他我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明确地将他者的介入及对之的接受看做是对文化本位性的消解。既然如此,即便是从学理上看,这一概念所牵涉的问题也就颇为广泛了,比如我们是否可以笼统地言说"汉学",还是需要将整体的汉学加以分类或分疏,以便清晰地去辨认哪些是具有主体压抑性的而哪些则不是;对汉学的接受在什么程度上是良性的,或在什么情况下变成了拙劣的模仿;汉学的强盛是否会对中国研究构成威胁,抑或主要是一种积极与有益的建设性力量;汉学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影响究竟有多大,是随便说说的呢,还是真的能够给出一些可信的事例或将这种影响加以量化式的分析;汉学与本土之学之间是否可以按照"他我"论的二元思维加以明晰的驳分,以至于分辨出哪些是主体原有的哪些是他者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究竟是承认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的一种互系与互构的关系,还是将之看作是沿单向度通道传播的;进而,在一种全球知识日渐交融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可能有效地界定出一个假象性的知识主体?由上而知,这些疑虑均非可用"主义"一词便轻松地打发的,而是需要在更为深化的思考与对话中再做澄清。正是基于此,一直以来关注与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三位学者希望借助这一栏目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韩振华的论述以质疑为起点,在追溯了作为思维方式的汉学主义形成的过程之后,以为在当前的语境中,汉学主义的设论其实已与国内学者的意识与实践均相去甚远,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就理论上推敲,由于汉学主义的持论者陷入的是一种差异性的迷思,因此也易就此而取消了不同民族之间通约性的可能,从而将交流与互构置于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任增强的论述在视角上有所不同,虽然他不全然同意汉学主义的主张,但还是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前后学者之间的一些思想变化,尤其是通过关注后期持论者的身份特征,发现这一观念提出的文化与知识背景,感受到他我论思维实际上源自于必不可免的语境,从而主张以理解的同情去把握论者寄予其中的一些深意,此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的展开或将是有所利好的。王兵的论述,质疑了汉学主义持论中的"文化无意识"偏见,而将重点置于"当中国遇上了西方"时应当如何采取正当的对策——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因此更像是沿着汉学主义提出的问题,而试图寻求一种凌越其上的路径,并为此而提出了三点自己的建议。其中如正视差异,有缝对接等看法,不仅肯定了知识身份的主位性意义,而且也冀望能以宽怀的襟抱去接受对方,融通中西。总体来看,三位学者的意见尽管各持一端,又都围绕着共同的议题而形成了一种交叉中的共振,使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去审视与思考汉学主义的症结与得失,他们的许多见地也大大超出了我本人原有的思考范畴,甚可细加咀嚼。在目前国内学术界日益陷入实证主义式的、以自我划界的沉闷氛围中,这样的讨论甚至是交锋,不啻令人如遇清风,胸塞顿开。是为之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