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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将，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阎红彦对“文革”不理解，很快就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６6年“文革”爆发后，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阎红彦对突如其来的“文革”一直处于“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但又不能不执行“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1966年8月，在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一天晚上阎红彦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房间串门，一股脑儿将自己的看法倒出来。廖志高颇有同感，随着他的话不住点头。最后，阎红彦对廖志高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廖志高十分赞同：“是呀，不讲不行了，抄家、破四旧，整死了多少人！”
阎红彦请廖志高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讲一讲，廖志高推辞道：“还是你讲。你的看法比我清楚。”
阎红彦不是不想讲，他有顾虑，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像彭老总说的一样，是莽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说话爱激动，容易坏事，还是你这个知识分子讲好一些。”
第二天，廖志高讲后，阎红彦憋不住，也讲了起来。他们对“文革”的担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阎红彦私下对夫人王腾波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糊涂了，他真不知道眼前的“革命”到底要怎么搞。他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的人，“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不料，此人话音一落，阎红彦就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阎红彦指着坐在身旁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是很快，康生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后，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便陷入困境。“打倒阎红彦”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声讨、控诉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时阎红彦已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同志们批评。”引得造反派头头大骂阎红彦“老奸巨猾”：“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干部树黑样板！”
秦基伟对造反派搞“蘑菇战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脖子被斗骨折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文革”一开始就不理解，对造反派的做法看不惯。他曾在一次省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他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等军区领导成了众矢之的后，军区大院也不得安宁，就想找个地方住宿和开会。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躲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主任刘懋功的家。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几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到昆指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被昆指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20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1967年1月4日，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阎红彦也觉得疲惫不堪，同意稍微休息一下。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告诉阎红彦，秦基伟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造反派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基伟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阎红彦耐着性子熬到天黑，他还是决定叫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说服，扭转混乱局面。可是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都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散了。
周兴当面去做工作，但谁也无力回天。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健民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阎红彦对“文革”不理解，很快就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６6年“文革”爆发后，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阎红彦对突如其来的“文革”一直处于“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但又不能不执行“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1966年8月，在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一天晚上阎红彦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房间串门，一股脑儿将自己的看法倒出来。廖志高颇有同感，随着他的话不住点头。最后，阎红彦对廖志高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廖志高十分赞同：“是呀，不讲不行了，抄家、破四旧，整死了多少人！”
阎红彦请廖志高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讲一讲，廖志高推辞道：“还是你讲。你的看法比我清楚。”
阎红彦不是不想讲，他有顾虑，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像彭老总说的一样，是莽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说话爱激动，容易坏事，还是你这个知识分子讲好一些。”
第二天，廖志高讲后，阎红彦憋不住，也讲了起来。他们对“文革”的担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阎红彦私下对夫人王腾波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糊涂了，他真不知道眼前的“革命”到底要怎么搞。他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的人，“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不料，此人话音一落，阎红彦就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阎红彦指着坐在身旁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是很快，康生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后，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便陷入困境。“打倒阎红彦”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声讨、控诉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时阎红彦已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同志们批评。”引得造反派头头大骂阎红彦“老奸巨猾”：“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干部树黑样板！”
秦基伟对造反派搞“蘑菇战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脖子被斗骨折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文革”一开始就不理解，对造反派的做法看不惯。他曾在一次省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他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等军区领导成了众矢之的后，军区大院也不得安宁，就想找个地方住宿和开会。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躲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主任刘懋功的家。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几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到昆指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被昆指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20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1967年1月4日，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阎红彦也觉得疲惫不堪，同意稍微休息一下。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告诉阎红彦，秦基伟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造反派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基伟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阎红彦耐着性子熬到天黑，他还是决定叫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说服，扭转混乱局面。可是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都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散了。
周兴当面去做工作，但谁也无力回天。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健民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