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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惯于在作品中刻画母亲形象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宗教救赎主题小说的一大特征，其著名的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的两代母亲形象便是一例。本文运用巴赫金交往理论中的声音概念，分析了主人公老祖母的多语之声和年轻母亲的寡言之声，揭示了奥康纳小说中的“母性”声音的命运意象特征，从而深化对奥康纳小说中的“母性”声音的内涵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弗兰纳里·奥康纳 凸显与消解 母性声音
引言
对“母性”的关注与刻画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母亲形象”则毫无疑问成为作品中承载“母性”这一文学意象的典型艺术形象。被誉为“南方文学先知”的20世纪著名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经典的名篇作品。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共收录《好人难寻》《救人就是救自己》《好运降临》等10篇作品，而“母亲身份”的塑造几乎贯穿在整部作品集里。评论界对这部带有浓郁“母性”意象刻画的小说集里的母亲形象褒贬不一。有些学者主张对奥康纳笔下的母亲形象解读应从整体上展开，认为奥康纳讥讽荒诞式的写作风格，注定了她在人物刻画上反讽式的幽默与怪诞。我国学者对奥康纳《好人难寻》小说的研究虽然涉及对人物的分析与解读，但还鲜有从“母性”意象的视角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以这本小说集中的首篇《好人难寻》中的两位母亲形象入手，从此角度展开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奥康纳作品中“母性声音”的内涵。
一、声音与小说叙事
声音是巴赫金对话交往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更是其复调小说理论的主要概念和核心内容，也是巴赫金经典叙事学研究中的叙事“声音”的重点阐释内容之一。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声音是指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中说话人的出现。话语的类型和说话人的角色总是密切关联的，且彼此相互包含。声音的概念也构成了巴赫金对话语分类的基础：他将话语大致分为独白的、对话的和多声的，这样的分类包含了价值上的判断。巴赫金在其后来的狂欢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研究中，从话语层面进一步拓展了声音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在小说话语类型中，声音之间具有四种可能的关系：（1）只有一种声音；（2）两种或更多的声音，清楚地区分；（3）两种或更多的声音，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并扭曲其他声音；（4）两种或更多的声音同时存在（也许相互矛盾），巴赫金将其称为“杂语或多声”。因而，声音在具体小说文本中，其实就是人物话语的代名词。在经典叙事学理论中，声音的概念界定主要是从“叙述者”的角度而言，指的是故事的讲述者与故事的一种多维视角关系。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后现代语境下，“声音”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研究的范畴，“声音”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出现和运用，也使纯文学文本中的“声音”成了人物身份和权力的代称。因此，“声音”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人际意义和评价判断功能。
在《好人难寻》中，奥康纳试图构建的文学意象是由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老祖母——复杂而充满人性缺失的不完美的母亲形象的承载的，这个典型“母亲”形象，成为其小说集里众多失败母亲形象的一个象征。小说讲述了一个住在亚特兰大的六口之家，计划前往佛罗里达进行短期度假旅行，而固执的老祖母因为想去见在田纳西的熟人而说服独生儿子伯利，从而改变了家庭的原定计划，中途改道。在去往田纳西的途中，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导致全家在佐治亚的一个树林附近与在逃杀人犯“格格不入”相遇的故事。奥康纳在故事中刻画了三代人和两代母亲的形象，但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直是以人物之间的话语争端与冲突为线索进行的。因此，对不同“声音”的精巧运用，特别是对老祖母和年轻母亲的“声音”的叙事刻画，成为探究奥康纳小说中“母性”这一文学意象的独特视角。
二、话语的凸显与人性的分裂与复归：“多言的老祖母”之声音
在文学世界里，母性意象的寓意总是蕴含在“慈爱包容、不竭的生命力、缔造温暖、希望和光明”等人类共有的人性正面特质中，但在“邪恶的奥康纳”笔下，女性身上的“母性意象”却是完全颠覆的母亲形象：自私冷酷的家长、偏执的妇人，这些母亲在最后都会受到审判并在经济上或精神上走向毁灭，但这些“坏母亲”又都会借助对人生的顿悟而得以获得解脱。这种对母性意象的艺术形象刻画手法和思想意识，显然与20世纪早期美国小说中对母亲形象“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象征截然不同。“母性声音”的意象在奥康纳的小说中，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在《好人难寻》中，对“母亲”的人物形象意义的展开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祖母”与“孩子妈”的对比中进行，两代“母亲”人物形象之间的“声音”成为理解“母性”这一文学意象意义的触发媒介。
首先，小说中这两位母亲都以无具体名字的人物出现，以老祖母“喋喋不休”的劝说和孩子妈“充耳不闻”的回应将整个故事贯穿，两位女性形象以“声音”定格在读者的视野里：自负多言的强势“祖母级母亲”和顺从寡言的弱势“年轻母亲”，对人物身份的认可仅仅是以她们在家庭内部的“母性角色”“祖母”和“孩子妈”为标记。这种看似无声的叙述其实从一开始就以叙述者的隐形“声音”将读者亲近地放入对母性情感的体验中，引起读者的阅读共鸣和对母亲身份所赋予的权利的心理期待。祖母和孩子妈这两位无名女性，在整个故事中也就只能以她们在家庭里的母性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读者也只有凭借她们的“声音”来形成对母性意象的释解经验。
其次，老祖母是小说中话语份额最多的女性，而孩子妈恰好是话语最少的女性，“多语”的母亲与“少言”的母亲通过各自的话语模式构建了两个形象和寓意迥异的母性人物，使“母性意象”的意义建构紧紧附着在对人物的“声音”的掌控中。在小说一开始，祖母的母亲身份就是以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而发出持续的抗争“声音”引出的：“她抓紧一切机会在柏利的耳边喋喋不休，劝他改主意”。在随后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这位祖母级母亲的“声音”一直充斥在人们的耳中，从开始在亚特兰大家中厨房里劝说儿子媳妇和孙子的喋喋不休、中途在“尖塔”餐馆与店主夫妇以长者姿态发出的对道德衰败的闲聊，到最后翻车后，在佐治亚树林边与杀人犯“格格不入”之间的说教，叙事者让老祖母始终处在话语的争端，通过其持续不停的“声音”成为促成故事发展高潮的核心人物。从这些在不同场景中的老祖母的不同“声音”中，叙述者在文本表层意义上凸显了一个看似慈爱、文明、讲究礼仪、关爱晚辈的母亲形象，而隐退在其“母性声音”背后的却是老祖母从虚妄到分裂和复归的过程。她的“多声”不折不扣地成了杀死全家的一件锋利的“凶器”。但在最后，她的多声又成了让自己得到救赎和解脱的一个工具。 三、身份的消解与自我的丧失：“寡言的孩子妈”之声音
与祖母的“多声”话语模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位年轻母亲“孩子妈”，在小说中却一直处在话语的边缘，其母亲身份和妻子身份一直隐匿在老祖母及他人的话语阴影中，模糊不清。故事开始时，自私的祖母将话语争端从儿子转向孩子妈，从母亲的角度建议她为孩子们的安全和开阔见识考虑改变出行计划，但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性的求助声音却没有回应：“孩子妈充耳不闻”。在接下来的整个故事中，从头至尾，孩子妈总共只有四句话，且都是极其简短的话语。从她第一次在旅途中开口“我们都待在车上不下去”，到车祸后嘶哑地发出“也许会有辆车路过”，再到听从逃犯“格格不入”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的回应“过来吧”，这个年轻母亲都以绝对的寡言和沉默，被动而试探性地让自己的“声音”断续介入，与掌控话语主动权的多言祖母及其他人物的声音相比，孩子妈几乎是被动的“无声”者。无论是祖母的求助之声还是旅途中孩子们的争执之声，亦或是丈夫中途改道之行为、老祖母讲述过去的旧事，还是最后“格格不入”将其丈夫和大儿子带入树林的枪杀之声，都没有让她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面对“格格不入”残忍而礼貌的问句，她以微弱的“声音”发出了最后的一个非人性的礼貌而被动的默许回应后，安静地从故事中消失，至此，其原本就“无声”的妻子身份也随着树林中的枪声被消解。
奥康纳通过优先其他人物如老祖母、父亲柏利、孙子孙女、“格格不入”甚至路途中“尖塔”餐馆夫妇等各种“声音”，有效剥夺了这位年轻母亲的话语权利。而这种超常人的沉默和无声，恰恰反衬出又一个令人发指的毫无个性和自我的邪恶母亲形象。这个年轻母亲代表着女性中被家务职责淹没了个体身份的被动的家庭主妇的形象。但奥康纳通过对人物“声音”匠心独用的叙事技巧，将她塑造成悲剧性的、在社会和家庭双重生存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应对人生问题且不负责任的“坏母亲”的形象。这既是对文学中传统母性意象的颠覆，也间接地在暗示奥康纳对“母性声音”中体现出的“善与恶”“好与坏”的阐释：它们都是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自我声音的丧失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外界的各种声音所规定和设计的重要因素。
结语
通过对祖母和孩子妈“母性声音”的意象解读，可以看出，奥康纳在《好人难寻》中，对“母性意象”蕴含的正面特质以讽刺怪诞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幽默的反叛式书写，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基于她们的“声音”意义实现的。无论是多言嘈杂的祖母之声还是寡言沉默的孩子妈之声，“母性意象”通过“声音”在奥康纳讽刺式的笔下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超越了“声音”在叙事层面对文学形象的书写功能，使祖母和孩子妈两代母亲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价值观以相互衬托的方式得以凸显。各个人物之间话语的交织和混合，既是作者对“声音”之间的可能关系的巧妙运用，两代母亲形象的叙事书写也是作者对“母性声音”多重意义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弗兰纳里·奥康纳.於梅译好人难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李战子.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苏珊·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弗兰纳里·奥康纳 凸显与消解 母性声音
引言
对“母性”的关注与刻画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母亲形象”则毫无疑问成为作品中承载“母性”这一文学意象的典型艺术形象。被誉为“南方文学先知”的20世纪著名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经典的名篇作品。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共收录《好人难寻》《救人就是救自己》《好运降临》等10篇作品，而“母亲身份”的塑造几乎贯穿在整部作品集里。评论界对这部带有浓郁“母性”意象刻画的小说集里的母亲形象褒贬不一。有些学者主张对奥康纳笔下的母亲形象解读应从整体上展开，认为奥康纳讥讽荒诞式的写作风格，注定了她在人物刻画上反讽式的幽默与怪诞。我国学者对奥康纳《好人难寻》小说的研究虽然涉及对人物的分析与解读，但还鲜有从“母性”意象的视角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以这本小说集中的首篇《好人难寻》中的两位母亲形象入手，从此角度展开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奥康纳作品中“母性声音”的内涵。
一、声音与小说叙事
声音是巴赫金对话交往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更是其复调小说理论的主要概念和核心内容，也是巴赫金经典叙事学研究中的叙事“声音”的重点阐释内容之一。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声音是指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中说话人的出现。话语的类型和说话人的角色总是密切关联的，且彼此相互包含。声音的概念也构成了巴赫金对话语分类的基础：他将话语大致分为独白的、对话的和多声的，这样的分类包含了价值上的判断。巴赫金在其后来的狂欢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研究中，从话语层面进一步拓展了声音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在小说话语类型中，声音之间具有四种可能的关系：（1）只有一种声音；（2）两种或更多的声音，清楚地区分；（3）两种或更多的声音，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并扭曲其他声音；（4）两种或更多的声音同时存在（也许相互矛盾），巴赫金将其称为“杂语或多声”。因而，声音在具体小说文本中，其实就是人物话语的代名词。在经典叙事学理论中，声音的概念界定主要是从“叙述者”的角度而言，指的是故事的讲述者与故事的一种多维视角关系。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后现代语境下，“声音”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研究的范畴，“声音”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出现和运用，也使纯文学文本中的“声音”成了人物身份和权力的代称。因此，“声音”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人际意义和评价判断功能。
在《好人难寻》中，奥康纳试图构建的文学意象是由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老祖母——复杂而充满人性缺失的不完美的母亲形象的承载的，这个典型“母亲”形象，成为其小说集里众多失败母亲形象的一个象征。小说讲述了一个住在亚特兰大的六口之家，计划前往佛罗里达进行短期度假旅行，而固执的老祖母因为想去见在田纳西的熟人而说服独生儿子伯利，从而改变了家庭的原定计划，中途改道。在去往田纳西的途中，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导致全家在佐治亚的一个树林附近与在逃杀人犯“格格不入”相遇的故事。奥康纳在故事中刻画了三代人和两代母亲的形象，但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直是以人物之间的话语争端与冲突为线索进行的。因此，对不同“声音”的精巧运用，特别是对老祖母和年轻母亲的“声音”的叙事刻画，成为探究奥康纳小说中“母性”这一文学意象的独特视角。
二、话语的凸显与人性的分裂与复归：“多言的老祖母”之声音
在文学世界里，母性意象的寓意总是蕴含在“慈爱包容、不竭的生命力、缔造温暖、希望和光明”等人类共有的人性正面特质中，但在“邪恶的奥康纳”笔下，女性身上的“母性意象”却是完全颠覆的母亲形象：自私冷酷的家长、偏执的妇人，这些母亲在最后都会受到审判并在经济上或精神上走向毁灭，但这些“坏母亲”又都会借助对人生的顿悟而得以获得解脱。这种对母性意象的艺术形象刻画手法和思想意识，显然与20世纪早期美国小说中对母亲形象“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象征截然不同。“母性声音”的意象在奥康纳的小说中，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在《好人难寻》中，对“母亲”的人物形象意义的展开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祖母”与“孩子妈”的对比中进行，两代“母亲”人物形象之间的“声音”成为理解“母性”这一文学意象意义的触发媒介。
首先，小说中这两位母亲都以无具体名字的人物出现，以老祖母“喋喋不休”的劝说和孩子妈“充耳不闻”的回应将整个故事贯穿，两位女性形象以“声音”定格在读者的视野里：自负多言的强势“祖母级母亲”和顺从寡言的弱势“年轻母亲”，对人物身份的认可仅仅是以她们在家庭内部的“母性角色”“祖母”和“孩子妈”为标记。这种看似无声的叙述其实从一开始就以叙述者的隐形“声音”将读者亲近地放入对母性情感的体验中，引起读者的阅读共鸣和对母亲身份所赋予的权利的心理期待。祖母和孩子妈这两位无名女性，在整个故事中也就只能以她们在家庭里的母性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读者也只有凭借她们的“声音”来形成对母性意象的释解经验。
其次，老祖母是小说中话语份额最多的女性，而孩子妈恰好是话语最少的女性，“多语”的母亲与“少言”的母亲通过各自的话语模式构建了两个形象和寓意迥异的母性人物，使“母性意象”的意义建构紧紧附着在对人物的“声音”的掌控中。在小说一开始，祖母的母亲身份就是以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而发出持续的抗争“声音”引出的：“她抓紧一切机会在柏利的耳边喋喋不休，劝他改主意”。在随后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这位祖母级母亲的“声音”一直充斥在人们的耳中，从开始在亚特兰大家中厨房里劝说儿子媳妇和孙子的喋喋不休、中途在“尖塔”餐馆与店主夫妇以长者姿态发出的对道德衰败的闲聊，到最后翻车后，在佐治亚树林边与杀人犯“格格不入”之间的说教，叙事者让老祖母始终处在话语的争端，通过其持续不停的“声音”成为促成故事发展高潮的核心人物。从这些在不同场景中的老祖母的不同“声音”中，叙述者在文本表层意义上凸显了一个看似慈爱、文明、讲究礼仪、关爱晚辈的母亲形象，而隐退在其“母性声音”背后的却是老祖母从虚妄到分裂和复归的过程。她的“多声”不折不扣地成了杀死全家的一件锋利的“凶器”。但在最后，她的多声又成了让自己得到救赎和解脱的一个工具。 三、身份的消解与自我的丧失：“寡言的孩子妈”之声音
与祖母的“多声”话语模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位年轻母亲“孩子妈”，在小说中却一直处在话语的边缘，其母亲身份和妻子身份一直隐匿在老祖母及他人的话语阴影中，模糊不清。故事开始时，自私的祖母将话语争端从儿子转向孩子妈，从母亲的角度建议她为孩子们的安全和开阔见识考虑改变出行计划，但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性的求助声音却没有回应：“孩子妈充耳不闻”。在接下来的整个故事中，从头至尾，孩子妈总共只有四句话，且都是极其简短的话语。从她第一次在旅途中开口“我们都待在车上不下去”，到车祸后嘶哑地发出“也许会有辆车路过”，再到听从逃犯“格格不入”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的回应“过来吧”，这个年轻母亲都以绝对的寡言和沉默，被动而试探性地让自己的“声音”断续介入，与掌控话语主动权的多言祖母及其他人物的声音相比，孩子妈几乎是被动的“无声”者。无论是祖母的求助之声还是旅途中孩子们的争执之声，亦或是丈夫中途改道之行为、老祖母讲述过去的旧事，还是最后“格格不入”将其丈夫和大儿子带入树林的枪杀之声，都没有让她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面对“格格不入”残忍而礼貌的问句，她以微弱的“声音”发出了最后的一个非人性的礼貌而被动的默许回应后，安静地从故事中消失，至此，其原本就“无声”的妻子身份也随着树林中的枪声被消解。
奥康纳通过优先其他人物如老祖母、父亲柏利、孙子孙女、“格格不入”甚至路途中“尖塔”餐馆夫妇等各种“声音”，有效剥夺了这位年轻母亲的话语权利。而这种超常人的沉默和无声，恰恰反衬出又一个令人发指的毫无个性和自我的邪恶母亲形象。这个年轻母亲代表着女性中被家务职责淹没了个体身份的被动的家庭主妇的形象。但奥康纳通过对人物“声音”匠心独用的叙事技巧，将她塑造成悲剧性的、在社会和家庭双重生存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应对人生问题且不负责任的“坏母亲”的形象。这既是对文学中传统母性意象的颠覆，也间接地在暗示奥康纳对“母性声音”中体现出的“善与恶”“好与坏”的阐释：它们都是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自我声音的丧失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外界的各种声音所规定和设计的重要因素。
结语
通过对祖母和孩子妈“母性声音”的意象解读，可以看出，奥康纳在《好人难寻》中，对“母性意象”蕴含的正面特质以讽刺怪诞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幽默的反叛式书写，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基于她们的“声音”意义实现的。无论是多言嘈杂的祖母之声还是寡言沉默的孩子妈之声，“母性意象”通过“声音”在奥康纳讽刺式的笔下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超越了“声音”在叙事层面对文学形象的书写功能，使祖母和孩子妈两代母亲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价值观以相互衬托的方式得以凸显。各个人物之间话语的交织和混合，既是作者对“声音”之间的可能关系的巧妙运用，两代母亲形象的叙事书写也是作者对“母性声音”多重意义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弗兰纳里·奥康纳.於梅译好人难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李战子.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苏珊·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