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都在朋友圈看到过这个图书馆：木构的宽敞空间，阳光从墙上的枝条中照进来，孩子们席地而坐，专心阅读。这就是最近陷入尴尬的篱苑书屋——这座“最美图书馆”，被指馆藏中存在大量盗版书。目前，篱苑书屋暂停开放，负责人也已公开致歉。
　　不过，让我们回到盗版风波之前的篱苑书屋。因为篱苑书屋的成败，或许不仅是个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理解、如何经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体验：周末时，小孩除了补习班、兴趣班无处可去，只能去商场的儿童乐园爬爬架子。篱苑书屋成为“网红”，固然有建筑风格、传播效应的原因，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公众对于公共文化空间的向往。如果回望一下近年来的文化热点，发现很多都是源于同样的空间分配问题，比如每每陷入舆论漩涡的广场舞。
　　这也是实体书店在唱衰声中重新崛起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复兴的实体书店已经削弱了“卖书”的功能，而向着文化空间的经营方式在发展。比如以富有特色的装修，体现书店精神性的存在——如钟书阁；比如通过沙龙、讲座等方式进行读者联谊——如字里行间；而打造出方所书店的毛继鸿直言，开的不仅是书店，更是城市公共空间。
　　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是，城市中传统的图书馆、文化馆，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空间功能？是因为数量不足，还是因为服务水平跟不上？答案或许是兼而有之。据统计，到2015年底，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39个、文化馆3315个，针对少儿的图书馆、文化馆，数量更少。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馆舍面积自1958年迁至现址以来一直未变，早已饱和。而现实中，更多的娱乐空间、商业空间也在争夺着公众的注意力，如果不能创新而是“守株待兔”，难免也会加剧结构性的供需失衡。
　　前些年，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之时，曾有人说，城市不能“只有哈根达斯，没有哈贝马斯”。之所以把哈贝马斯拿出来说，不仅是因為跟哈根达斯尾字相同，可能也是因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分析。虽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但他所定义的“生活世界”——以文化、社會和个性为内在结构，构成了交往行动的背景和相互理解的信息库，却无疑可以促进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这样的公共空间，不仅是打开我们的视野、塑造我们的品位，而且也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形成我们赖以交往的心理基础、文化基础。意义之大，一点也不亚于广街通衢、高楼大厦。
　　其实，很多城市空间都可以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笔者所住小区附近的一条小路，半年前变成了“流动美术馆”，路边墙上挂了不少书法和绘画作品。虽是印刷品，但仍有人驻足观看。前不久，北京地铁还有一个叫“大师言”的公益广告，？灯箱上印制着名言金句，比如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这一句：“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无用之物和琐碎之事，谦卑地开创了美的插曲。”在公共空间里，看到这样让人有所感有所思的内容，无疑让人欣喜。即便有成本考量，如地铁车厢、站台，如街头广告、招贴，或许也不能仅仅有明星大头照、天猫大促销。
　　当然，篱苑书屋的盗版尴尬，离不开自身管理的原因，这是无法开脱的，也提示更多希望营造文化公共空间者注意。毕竟，图书馆，馆只是表，图书才是里；公共文化空间，空间是载体，文化才是内核。书店如果仅仅只有网红露着大长腿拍照，也难免如网红本身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既有空间，又有文化，还要公共，这样的“三合一”，才能让更多人真正“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