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从来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追本溯源，王府井的商脉是从何而生，又是怎么绵延而最终形成北京城的商业名街？是偶然还是必然？

元代的“枢密院角市”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王府大街”条中称：“元名丁字街，见析津志。”
　　从《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元大都城内主要商业区”一图可见，元代的这个丁字街，“丁”字的一竖，直抵大都城的南城墙（大体位置在今王府井南口略南）;“丁”字的一横，则在街北端的“枢密院角市”。图中注释说，这个角市的位置，在今灯市口一带（《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侯仁之主编，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第48页）。这是元代大都城里距今王府井最近的商业街区。或者可以认为是王府井商业街区有史以来最早的商业生发点。
　　另外，《析津志辑佚》一书还记载，“哈达门丁字街”有菜市。按照一般理解，这菜市不会在丁字街的南城墙根，当在“丁”字的横竖相交处，是近枢密院角市，或者，就是角市的组成部分。

明代的“灯市”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有“十王府”（《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京师坊巷志稿》，（明）张爵 、（清）朱一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5页）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王府大街”称：“明建十王邸于此，称王府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京师坊巷志稿》，（明）张爵 、（清）朱一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75页）。这时的“王府街”南口，距南城墙已经有二里之遥了。

　　王府街，一定严肃、清静，不会有闲杂人等熙来攘往，更不会有商摊铺号云集。但明代北京的灯市，在王府街北出现，似乎是在元代枢密院角市的基础上向东延展。
　　明时的灯市，有“昼市夜灯”之分。明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的“灯市”条，用880字记述了明代北京灯市盛况。当时，白天的“市”，商品的丰富多彩，“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即全国各地的珍异、古董和百货用物不单是在灯市汇聚，还“旁流”至京城各处的商街店铺;而夜晚的“灯”，则不只是彩灯的争奇斗艳，还有烟花的施放和街头的音乐、歌舞和杂技的巡游表演。
　　从文中可见，明代的灯市，其地在东华门东，绵亘二里许。在灯市期间，“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幙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豪门贵胄争相租赁下街市南北的市楼，以为观灯和聚饮，尽管市楼的租金十分昂贵。这也告诉我们，灯市的所在，已经有着商业街的格局与气势。
　　明嘉靖年间，为了皇宫的安全等考虑，灯市移到南城正阳门外。内城由此没了年节灯市的热闹。今天的“灯市口大街”，在地名上留存了明代灯市的痕迹。
　　清初的灯市，“悬灯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帝京岁时纪胜》“上元”条）;而“市”则在琉璃厂兴旺起来，所谓“岁朝之游，改集于厂甸”（《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170页）。
　　灯市移走了，但不等于说原来街上的商铺也随之而去。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明北京城内主要商业区”一图中，可见王府街北年节灯市的位置;还能看到明代北京城从灯市向东，与今东单北大街的商业已经联系成一个“T”字形。

清代的东单

　　誰能想到，科举考试，在北京的乡试（顺天府）和会试，居然影响了东单商业的发展。
　　夏仁虎先生在所撰《旧京琐记》中说：“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故其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而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夏仁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08页）。依夏先生所说，就全市的商业而言，市肆店铺，值科考之年，无不“利市三倍”。东单商业街上的买卖，自然也不会例外。
　　除了各地会馆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外，还有些举子则是住进了“状元吉寓”。
　　据清《天咫偶闻》卷三记载：“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或有终年冷落，藉此数日补苴者。”（《天咫偶闻》（清）震钧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53页）
　　这是说，每逢春秋二试之年，贡院附近的胡同，家家都把妻子儿女送回娘家，腾空房屋，出租给举子们，美其名为“状元吉寓”。这种离考场近在咫尺的“民宿”，自然租金也一定很是可观。这或可说是老年间京城里依托科举考试而生的“瓦片经济”了。 　　因为举子们租住贡院左近的房屋，他们的日常消费，也促使东单牌楼一带百货麕集，物价比平日则要贵上三成。从早到晚，在街上都能看到肩挑手提匆忙往来的人们。那段时候，贡院左近，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有的店铺或摊贩生意冷清，就靠这两三个月的进项，就挣够一年的挑费。东单商业街的形成与兴旺，科举考试居然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这倒是写北京商业空间变迁的书中，或者讲述东单商业缘起的书中，都未見提到的。
　　《天咫偶闻》作者震钧 （1857年—1920年）“世居京师十二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其书中记述的“状元吉寓”，至少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事。由此推想，地近贡院考场的“状元吉寓”，其存在或可上溯更早的时候。

东安市场拉开的帷幕

　　1903年东安市场的问世，一般认为是现代王府井商业街形成的标志。
　　关于东安市场的选址，朱启钤先生在《王府井大街之今昔》一文中写道：“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肃王领导内城工巡局时，改良交通，修东安门至王府井一带马路，首先铲平御道，安插沿街鱼摊菜市。此等摊贩自明代向提督衙门租得方丈数尺地亩，搭棚营业，父子相传，师徒相继，每月对于地面，向官厅缴纳租费。遇有皇上‘出跸’，传统办法，一律停市，撤出棚障，挪移鱼桶，暂避一时。‘大差’一过，仍然蜂拥复来，即小有损失，亦所自愿。忽闻新政，御道需铲平，另行扩宽，棚摊全行解散。那时不仅摊贩反抗，而两街饭馆及一应贵戚官庖亦以鲜鱼蔬菜朝夕供应不便，群起恐慌，哄动言官、内监，浸润上闻。遂有中旨：妥议安排，无任小民失业……步军统领那桐家住金鱼胡同，于地理民情较为明白，因建议以帅府园神机营操场划出若干亩，收容此项拆除摊贩，依次安排。于是舆论歙然，修马路工程亦如期进展。”（《王府井》，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6—47页 ）
　　从朱先生这段话可以看出，东安门至王府井一带，自明代就有沿街的鱼摊菜市，而且是经官方认可，并发有“执照”。即使从明末算起，这摊棚市场也有二百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只是还未见史料揭示其名称。
　　御道扩建，摊棚解散，引起商贩及各界恐慌，以致“遂有中旨”要求“妥议安排，无任小民失业”。地方上采纳了步军统领那桐的建议，市场摊贩迁移至神机营操场安排，东安市场由此问世。正是这一“安排”，使王府井商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核心，拉动了王府井商业街的形成。那些菜市鱼摊的商贩也由此转型升级。
　　东安门大街的沿街市场东移到了王府井北口，仿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发点，终于拉拽出了王府井金街。

东单王府井

　　现在人们说到王府井商业街，所指就是王府井大街。其实，早年间一说到王府井，前面不时地要加上“东单”二字，称“东单王府井”，就像说到前门，总要说“前门大栅栏”。在老北京人的语义中，这是在强调王府井是个商业街区，而不仅仅是一条街。它的范围大体包括：东单牌楼（东单北大街）、东单二条胡同（东单至王府井的东长安街北侧）、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东段，王府井大街是这街区的中心。《图说北京近代建筑史》一书也说：王府井“作为商业区，还包括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和灯市口一带”。（《图说北京近代建筑史》，张复合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81页）
　　在2021年第4期《北京纪事》刊载的拙文《老商街：一个“六边形”的述说》中，曾提到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20世纪80年代北京一项课题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北京传统商业街区的空间布局，切合克氏1933年创立的“中心地理论”。那项课题组的学者们绘制了“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心地模拟图”，正是一个犹如蜂窝状的图形。由此想到王府井商业街区：
　　王府井商业街区从元代最初的萌生，即从枢密院角市起步，先是在明代东移到灯市口大街一带，并在东安门外一带生长;清代又在东单应“状元吉寓”生发出兴旺点;逮至清末，科举罢停，“状元吉寓”消失，但东单商业街已成气候，始建于1902年的东单菜市场，成了闻名京城的一个新兴涉外购物中心;1903年东安门大街摊棚市场撤销，东安市场问世，王府井商业街形成，并与东单北大街的商业发展“近”相呼应，又有灯市口大街与东长安街北侧的商业襄助，再加上东安门大街与金鱼胡同的穿插其中，构造出今天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的基本格局。
　　从元代至清末民初，东单王府井商业街区历经600余年，终于在兜了若干个弯儿之后，继鼓楼、东四、西四、前门大栅栏，填补了京城商业空间布局基准六边形的第五个点位。这六边形的第六个点位则在西单出现，那是其后二十来年的事了。
　　作者说
　　总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境写北京的历史文化。
　　北京的文章不好写。有根有据、扎扎实实，就是努力的目标，也是基准。
　　竭尽努力就是。还请各界横挑鼻子竖挑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