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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博尔赫斯赞为“东方的《一千零一夜》”。但与其身后的荣耀相比，蒲松龄生前却是在“载笔以耕，卖文为活”（《上健川汪邑侯启》）中度过一生的。他“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蒙朋赐贺》）。缠裹科考却屡试不中，让他“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可以说，蒲松龄一生步步低回，是在几乎是常态的贫困拮据中郁郁终老。但正如袁世硕在《蒲松龄志》中所言“经济状况的低下使他能体察百姓的痛苦;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去认识社会。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有着共同的语言”。《促织》“异史氏曰”正反映了他为百姓忧怀的民本意识。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座大山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这里的“天子”“奉行者”“官吏”分别对应了政策的“指挥者”“制定者”和“执行者”。此三类人自上而下形成一套牢不可破的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这三层架构对百姓的钳制是日渐紧缩的，压迫是日益加重的。在天子处，谈笑时“过目已忘”的偶然行为，到了“奉行者”这里，他们为了迎合上意，将随意的偶然变成了政策的必然，成了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当政策到了第三层的执行者手中，这些贪官虐吏就明火执仗，边推行“政策”，边中饱私囊。他们既贪帝王之财，又虐百姓之命，百姓在他们的管制网中既无可聊生又无处可逃。
这种把“偶然”变成“必然”，把天子的“过此已忘”逼迫成百姓的“贴妇卖儿”，其间的推进者就是贪官虐吏。蒲松龄对他们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行为深恶痛绝，称之为“流毒”。他在《梦狼》“异史氏曰”中将这种愤恨表达得最为真切“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因為，他知道，在统治阶级的层层盘剥，步步紧逼下，天上偶然落下的一片雪花，不论是先前如何的轻盈，落到百姓身上都会是一座大山。
得道的偶然与飞升的无望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至此哉！”当年，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后，“不终岁，薄产累尽”。没成想，最后却因一只小小的促织而“得道”“飞升”。这说明官员升迁不在“政绩”，而在“逢迎”。众所周知，按照法度，古代考核官员采用“考课制”，即按照政绩进行黜陟等的调整。成名的偶然“得道”模式会令众多“恒兀兀以穷年”的士人失去奋斗的信念，茫然失望又无奈。这就是明清时官员考核的漏洞。
再者，成名的发迹还反映了“取士”的漏洞。古代选拔官员采用“科举取士”。但，当年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时就被“猾胥报充里正”，身份不合格即进入仕途，这就是选官的漏洞。
“科举取士”和“考课用官”，一选一用，是封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当阶层流动掌握在贪官污吏的手中，就会出现各种“偶然”。正常的阶层流动之路就会被堵塞。而任何打破“法度”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倒所有人奋进的最后一根稻草。久而久之，对于下层百姓而言，阶层流动无望矣！
其实，这种因“流动无望”而生的人生“失望”和“愤怒”，也正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原因之一。身居底层又无一官半职的他始终有“他日勋名上麟阁”（《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的梦想，但科考不顺，又请谒无门，成了作为百姓的他最锥心的疼痛！
恩荫不到百姓家
“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这里得到“恩荫”的是抚臣、令尹和成名这些官员。蒲松龄写道：“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原先，为人迂讷，“百计营谋”逃脱里正役，“不敢敛户口”，以至于“忧闷欲死”的老实人成名，现在已然是官场的得益者了。更为可怕的是，得益后的成名更有“动力”成为一条危害百姓的“蠹虫”。
但“恩荫”不到百姓家。老百姓在整个促织征收当中，不仅要应付“昂其直，居为奇货”的“市井游侠儿”，还要对付猾黠里胥的科敛丁口，以致于倾尽家产，贴妇卖儿。可以说，所有重量逐层累积，在不断加码后最终还是传递到百姓身上。但恩荫赏赉却止于官吏，老百姓一无所有。这不仅是朱自清的“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更是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促织》“异史氏曰”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孤愤”的深度。他怜悯，百姓因上下联手，层层重压不断累积而无处逃脱的生存困境;他怜悯，百姓因取士用官的偶然和不公而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的身份困厄;他怜悯，百姓因恩荫赏赉集于“鸡犬”，徒有辛劳的经济困顿。
蒲松龄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言“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在《促织》“异史氏曰”中，跳动的正是他那颗以民为本，为百姓而“踟蹰怀百忧”（《田家苦》）的慈悲之心。正可谓“音在促织，哀在衷肠”！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座大山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这里的“天子”“奉行者”“官吏”分别对应了政策的“指挥者”“制定者”和“执行者”。此三类人自上而下形成一套牢不可破的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这三层架构对百姓的钳制是日渐紧缩的，压迫是日益加重的。在天子处，谈笑时“过目已忘”的偶然行为，到了“奉行者”这里，他们为了迎合上意，将随意的偶然变成了政策的必然，成了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当政策到了第三层的执行者手中，这些贪官虐吏就明火执仗，边推行“政策”，边中饱私囊。他们既贪帝王之财，又虐百姓之命，百姓在他们的管制网中既无可聊生又无处可逃。
这种把“偶然”变成“必然”，把天子的“过此已忘”逼迫成百姓的“贴妇卖儿”，其间的推进者就是贪官虐吏。蒲松龄对他们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行为深恶痛绝，称之为“流毒”。他在《梦狼》“异史氏曰”中将这种愤恨表达得最为真切“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因為，他知道，在统治阶级的层层盘剥，步步紧逼下，天上偶然落下的一片雪花，不论是先前如何的轻盈，落到百姓身上都会是一座大山。
得道的偶然与飞升的无望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至此哉！”当年，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后，“不终岁，薄产累尽”。没成想，最后却因一只小小的促织而“得道”“飞升”。这说明官员升迁不在“政绩”，而在“逢迎”。众所周知，按照法度，古代考核官员采用“考课制”，即按照政绩进行黜陟等的调整。成名的偶然“得道”模式会令众多“恒兀兀以穷年”的士人失去奋斗的信念，茫然失望又无奈。这就是明清时官员考核的漏洞。
再者，成名的发迹还反映了“取士”的漏洞。古代选拔官员采用“科举取士”。但，当年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时就被“猾胥报充里正”，身份不合格即进入仕途，这就是选官的漏洞。
“科举取士”和“考课用官”，一选一用，是封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当阶层流动掌握在贪官污吏的手中，就会出现各种“偶然”。正常的阶层流动之路就会被堵塞。而任何打破“法度”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倒所有人奋进的最后一根稻草。久而久之，对于下层百姓而言，阶层流动无望矣！
其实，这种因“流动无望”而生的人生“失望”和“愤怒”，也正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原因之一。身居底层又无一官半职的他始终有“他日勋名上麟阁”（《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的梦想，但科考不顺，又请谒无门，成了作为百姓的他最锥心的疼痛！
恩荫不到百姓家
“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这里得到“恩荫”的是抚臣、令尹和成名这些官员。蒲松龄写道：“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原先，为人迂讷，“百计营谋”逃脱里正役，“不敢敛户口”，以至于“忧闷欲死”的老实人成名，现在已然是官场的得益者了。更为可怕的是，得益后的成名更有“动力”成为一条危害百姓的“蠹虫”。
但“恩荫”不到百姓家。老百姓在整个促织征收当中，不仅要应付“昂其直，居为奇货”的“市井游侠儿”，还要对付猾黠里胥的科敛丁口，以致于倾尽家产，贴妇卖儿。可以说，所有重量逐层累积，在不断加码后最终还是传递到百姓身上。但恩荫赏赉却止于官吏，老百姓一无所有。这不仅是朱自清的“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更是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促织》“异史氏曰”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孤愤”的深度。他怜悯，百姓因上下联手，层层重压不断累积而无处逃脱的生存困境;他怜悯，百姓因取士用官的偶然和不公而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的身份困厄;他怜悯，百姓因恩荫赏赉集于“鸡犬”，徒有辛劳的经济困顿。
蒲松龄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言“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在《促织》“异史氏曰”中，跳动的正是他那颗以民为本，为百姓而“踟蹰怀百忧”（《田家苦》）的慈悲之心。正可谓“音在促织，哀在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