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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落幕就发布了公报，但为了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这次全会的关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开门迎客，10天内连续举行三场专题吹风会，邀请外国驻华使节、驻华媒体记者和大型跨国企业代表“听课”。
在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主持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信春鹰、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分别出席专题吹风会并介绍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
这三场分别为：10月30日上午驻华使节专场，包括近60名驻华大使在内、120多个国家的180多名高级外交官出席了会议；当日下午举办面向境外媒体驻京记者的专场吹风会，有50多家机构的近百名记者参加；11月3日下午的大型跨国企业专场则吸引了近150家大型跨国企业的200多名代表。
自2009年以来，中联部已举办过多场类似吹风会，向国际社会及时传播、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和理念，但邀请跨国企业与会却是首次。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反腐败、反垄断工作都在快速推进。如何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看待当今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记者和企业家关心的问题。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代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中联部的活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与开放，已经走到了前台。”
四中全会公报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中联部“公开课”的主讲人论及“法治中国”时亦强调“徒法不能自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路线图、时间表与“四个善于”
对外吹风会源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达成协议后，中美双方决定在锦江宾馆小礼堂举行一个Briefing——简报会，而后来习惯使用的“吹风会”之名则显得更为轻松。
不过此次三个专场，都不乏听众的犀利提问，诸如“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中国是否真的能建成法治国家”。
郭业洲始终保持从容自信的微笑，不回避，并和“主讲老师”一起给予正面解答。
郭业洲说：“党纪严于国法。比如八项规定就是党内法规，但权威度很高。”
张恒山则回应：“我真的认为中国能够建成法治国家！”他的论据是——“我们党做事有个特点，要么尚未认识到，做不到；要么认识到了，会非常有成效。”“四中全会已将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我相信，相比西方的法治建设，我们的进程将快得多。”
不同会场上都被问及的问题是——中国的法治国家何时建成？
袁曙宏和张恒山的回答有一个共同点：依法治国是一幅路线图，并将永远在路上。
在外国驻华外交官会场上回答阿尔及利亚外交官的这个提问时，袁曙宏进一步解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全会，法治思维已成热词——以前是权力思维和行政思维。中国何时建成法治国家尚无明确时间表，但结合十八大报告，2020年法治政府将基本建成。
张恒生在跨国企业专题吹风会上回答日本三菱集团代表的同一提问时说：法治国家有四个标志——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司法公正以及全民具备法律意识。
对应四个标志，他表示，目前中国正在加快编撰《民法典》，各级政府依法执政的理念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虽然司法独立的步伐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但司法公正还受法官素质和人情文化的影响，以及全民法律意识尤其是党政干部依法办事的理念仍待提升。
“最值得关注的是，党的领导进入了法治轨道。”张恒山强调，中国法治保障体系最根本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将“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法治、改革与反腐一脉相承
张恒山称，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治建设。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人们普遍认为“法治是个好东西”。
袁曙宏在开场白中向驻华外交官阐述道：“中国文化讲究留白，三中全会的‘留白’在四中全会就给补上了。”
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含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袁曙宏说，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信春鹰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老师们”并不回避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袁曙宏称：“由于法治社会的不完善，在经济发展中，部分地区、部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失效，一些地方的‘塌方式’腐败就是制度不健全的结果——一个省里出问题的省部级领导有七八个，有的部门出问题的司局级干部六七个，一个处级干部贪污受贿就达一两个亿！”
他说，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正在进行的反腐一脉相承。具体而言，将强化流程管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并对破坏法治的司法人员、律师实行终身禁入法律行业处罚。
尼泊尔外交官追问：“如何具体实施？”
袁曙宏表示，中国将建全世界最大的法律文书公开网站，做到全面透明——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律文书都全部公开——通过法律文书公开，可以推行责任倒查。
“一旦出现问题，首先追查主审法官，然后就庭长、院长和律师，查是否存在适用法律用错？是否有伪造证据？是否有串通？对于违法的从业人员，必须彻底清除出这一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说。
政府、市场与弯道超车
罗马尼亚外交官关心的是：“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那么对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将如何界定？”
袁曙宏称，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承认，政府权力大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腐败，我们这一轮反腐已经处理了60个省部级干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反腐败力度。”
“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靠限制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个世界性问题。市场经济国家搞了几百年，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比如美国的市场作用显然要强一些，法德的政府干预强一些，“平衡是个永恒的难题，中国也要摸索”。
在大型跨国企业专场吹风会上，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代表的提问最为细致。
他关注中国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率的“悖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是否会因此降低效率？
对此，张恒山表示，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
“违法可以办成事，但越权办事破坏的是整个制度，将导致整体效益的低下。不违法没有办成事，付出的是一时的利益，一个具体项目的效益。相比之下，显然前者危害更大！”
张恒山又补充说：“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诿失责也是违法！”
张燕生指出，2014年是中国变化的关键节点——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弯道超车。
对此，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提问：什么决定中国经济是弯道超车还是减速？
“前35年已经过去，现在要上新的35年的车。”张燕生说，“前35年的关键词是转轨，新的35年里的关键词将是法治。”
在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主持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信春鹰、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分别出席专题吹风会并介绍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
这三场分别为：10月30日上午驻华使节专场，包括近60名驻华大使在内、120多个国家的180多名高级外交官出席了会议；当日下午举办面向境外媒体驻京记者的专场吹风会，有50多家机构的近百名记者参加；11月3日下午的大型跨国企业专场则吸引了近150家大型跨国企业的200多名代表。
自2009年以来，中联部已举办过多场类似吹风会，向国际社会及时传播、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和理念，但邀请跨国企业与会却是首次。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反腐败、反垄断工作都在快速推进。如何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看待当今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记者和企业家关心的问题。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代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中联部的活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与开放，已经走到了前台。”
四中全会公报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中联部“公开课”的主讲人论及“法治中国”时亦强调“徒法不能自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路线图、时间表与“四个善于”
对外吹风会源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达成协议后，中美双方决定在锦江宾馆小礼堂举行一个Briefing——简报会，而后来习惯使用的“吹风会”之名则显得更为轻松。
不过此次三个专场，都不乏听众的犀利提问，诸如“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中国是否真的能建成法治国家”。
郭业洲始终保持从容自信的微笑，不回避，并和“主讲老师”一起给予正面解答。
郭业洲说：“党纪严于国法。比如八项规定就是党内法规，但权威度很高。”
张恒山则回应：“我真的认为中国能够建成法治国家！”他的论据是——“我们党做事有个特点，要么尚未认识到，做不到；要么认识到了，会非常有成效。”“四中全会已将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我相信，相比西方的法治建设，我们的进程将快得多。”
不同会场上都被问及的问题是——中国的法治国家何时建成？
袁曙宏和张恒山的回答有一个共同点：依法治国是一幅路线图，并将永远在路上。
在外国驻华外交官会场上回答阿尔及利亚外交官的这个提问时，袁曙宏进一步解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全会，法治思维已成热词——以前是权力思维和行政思维。中国何时建成法治国家尚无明确时间表，但结合十八大报告，2020年法治政府将基本建成。
张恒生在跨国企业专题吹风会上回答日本三菱集团代表的同一提问时说：法治国家有四个标志——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司法公正以及全民具备法律意识。
对应四个标志，他表示，目前中国正在加快编撰《民法典》，各级政府依法执政的理念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虽然司法独立的步伐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但司法公正还受法官素质和人情文化的影响，以及全民法律意识尤其是党政干部依法办事的理念仍待提升。
“最值得关注的是，党的领导进入了法治轨道。”张恒山强调，中国法治保障体系最根本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将“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法治、改革与反腐一脉相承
张恒山称，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治建设。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人们普遍认为“法治是个好东西”。
袁曙宏在开场白中向驻华外交官阐述道：“中国文化讲究留白，三中全会的‘留白’在四中全会就给补上了。”
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含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袁曙宏说，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信春鹰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老师们”并不回避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袁曙宏称：“由于法治社会的不完善，在经济发展中，部分地区、部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失效，一些地方的‘塌方式’腐败就是制度不健全的结果——一个省里出问题的省部级领导有七八个，有的部门出问题的司局级干部六七个，一个处级干部贪污受贿就达一两个亿！”
他说，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正在进行的反腐一脉相承。具体而言，将强化流程管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并对破坏法治的司法人员、律师实行终身禁入法律行业处罚。
尼泊尔外交官追问：“如何具体实施？”
袁曙宏表示，中国将建全世界最大的法律文书公开网站，做到全面透明——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律文书都全部公开——通过法律文书公开，可以推行责任倒查。
“一旦出现问题，首先追查主审法官，然后就庭长、院长和律师，查是否存在适用法律用错？是否有伪造证据？是否有串通？对于违法的从业人员，必须彻底清除出这一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说。
政府、市场与弯道超车
罗马尼亚外交官关心的是：“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那么对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将如何界定？”
袁曙宏称，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承认，政府权力大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腐败，我们这一轮反腐已经处理了60个省部级干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反腐败力度。”
“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靠限制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个世界性问题。市场经济国家搞了几百年，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比如美国的市场作用显然要强一些，法德的政府干预强一些，“平衡是个永恒的难题，中国也要摸索”。
在大型跨国企业专场吹风会上，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代表的提问最为细致。
他关注中国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率的“悖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是否会因此降低效率？
对此，张恒山表示，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
“违法可以办成事，但越权办事破坏的是整个制度，将导致整体效益的低下。不违法没有办成事，付出的是一时的利益，一个具体项目的效益。相比之下，显然前者危害更大！”
张恒山又补充说：“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诿失责也是违法！”
张燕生指出，2014年是中国变化的关键节点——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弯道超车。
对此，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提问：什么决定中国经济是弯道超车还是减速？
“前35年已经过去，现在要上新的35年的车。”张燕生说，“前35年的关键词是转轨，新的35年里的关键词将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