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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知识条件，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知识的创造、增长、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治理的历史，而且知识增长，特别是科技知识增长具有独特的自我支持、自我增强的特点，知识增长与应用推动了社会发展，发展了的社会更加依赖知识的进一步增长与应用，可谓知识增长决定论。李喜先先生的大作《论知识主义社会》从总体上抓住了知识增长的主线来论述社会发展的演进变化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深刻论述了知识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知识社会与知识主义社会的关系等，纵横捭阖、新意迭出，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是一部重要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全书精彩纷呈，亮点很多，这里我只选取三点加以评论。
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令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分析历史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进退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却对新兴第三阶级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李喜先则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凡存在着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被统治阶级便不能代替统治阶级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而是新生成的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第三大阶级，能代替原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建立起高于原有社会的新社会制度。运用历史事实，他具体阐明了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奴隶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建立起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农民阶级代替了地主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据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李喜先预言知识阶级必将代替资产阶级而建立起知识主义社会制度。他提出的这一以第三方崛起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按照这一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甚至可以重写人类文明史。与国际上同类成果相比，独具特色。比如，风靡世界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名著《创意阶层的崛起》，就没有以这样的历史高度和思想高度来论述创意阶层的崛起。
知识社会与知识主义社会的比较分析发人深省。以往关于知识社会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是正如李先生所概括的“都主要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和商业上的价值”，基本还局限在知识是资本这个层次，社会上流行的“知本家”就是明证。李先生比较全面论证了知识的多种价值，包括认识价值、伦理价值、美學价值、实用价值和中介价值，他指出在现代知识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创建知识主义社会的基础，率先进入知识主义社会的可能就是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乐观地预言，知识社会大约在21世纪30年代能初见端倪。进入知识主义社会则为期不远。
《论知识主义社会》既考虑知识的正面效应也考虑知识的负面效应。与流行的关于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的著述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知识的正面效应不同，李先生在分析知识的社会功能时，辩证地考虑了知识的正负两面效应，对笔者提出的“致毁知识”概念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引用和进一步分析。他还从消灭战争与战争文化的角度，阐明实现世界知识主义社会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分析了知识主义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深刻新颖的阐述。
目前的世界变幻莫测，发展快、变化快、碎片化，“黑天鹅”飞来飞去，“灰犀牛”成群结队。然而面对新形势，不少人却习惯于用旧思维、旧方法来解决新问题。例如，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尽是陈旧的丛林法则、冷战思维，全然无视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越来越难以驾驭的科技巨大力量。只要对比20世纪30-40年代的研发平台与当今的研发平台就知道军工科技竞争不仅是极度危险的，也是人类根本承受不起的事。因为在前者那样简陋的研发平台（只有机电计算机）上都能够发明出原子弹，后者则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在其上的研发竞争必然导致新军备竞赛的升级换代，致毁知识不断涌现，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在人类面临巨大挑战之际，李喜先先生的《论知识主义社会》一书的出版无疑为学术界和公众思考挑战的应对之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案。从知识社会进入知识主义社会，是社会形态的升级换代，在这一过程中，以知识阶级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的崛起是关键。科技进步势不可挡：互联网使得物理距离和边界不再是障碍，人工智能将突破语言障碍，科研公共服务平台使得使用仪器设备和文献资料不再依赖机构，教育与科研的网络形态与学术社区使得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相形见绌，经济全球化、学术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已经初具规模，知识阶级的个体崛起和集体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巨大变革之际，我不禁想起，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众多分析解释，其中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在其名著《西方致富之路》中的分析一语中的，他们认为其关键在于一个摆脱政治和宗教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经济领域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在几十年后历史学家回顾知识主义社会兴起的历史时，也许会用同样的句式说道“一个摆脱各种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知识领域和知识阶级的崛起，是知识主义社会出现的根本原因。”
“知识主义社会”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李喜先先生作出了宝贵的开拓性理论贡献，任重道远，希望有更多学者，特别是更多年轻学者继续开疆辟土，建功立业，让中国学术早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令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分析历史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进退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却对新兴第三阶级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李喜先则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凡存在着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被统治阶级便不能代替统治阶级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而是新生成的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第三大阶级，能代替原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建立起高于原有社会的新社会制度。运用历史事实，他具体阐明了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奴隶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建立起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农民阶级代替了地主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据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李喜先预言知识阶级必将代替资产阶级而建立起知识主义社会制度。他提出的这一以第三方崛起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的递推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按照这一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甚至可以重写人类文明史。与国际上同类成果相比，独具特色。比如，风靡世界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名著《创意阶层的崛起》，就没有以这样的历史高度和思想高度来论述创意阶层的崛起。
知识社会与知识主义社会的比较分析发人深省。以往关于知识社会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是正如李先生所概括的“都主要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和商业上的价值”，基本还局限在知识是资本这个层次，社会上流行的“知本家”就是明证。李先生比较全面论证了知识的多种价值，包括认识价值、伦理价值、美學价值、实用价值和中介价值，他指出在现代知识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创建知识主义社会的基础，率先进入知识主义社会的可能就是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乐观地预言，知识社会大约在21世纪30年代能初见端倪。进入知识主义社会则为期不远。
《论知识主义社会》既考虑知识的正面效应也考虑知识的负面效应。与流行的关于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的著述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知识的正面效应不同，李先生在分析知识的社会功能时，辩证地考虑了知识的正负两面效应，对笔者提出的“致毁知识”概念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引用和进一步分析。他还从消灭战争与战争文化的角度，阐明实现世界知识主义社会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分析了知识主义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深刻新颖的阐述。
目前的世界变幻莫测，发展快、变化快、碎片化，“黑天鹅”飞来飞去，“灰犀牛”成群结队。然而面对新形势，不少人却习惯于用旧思维、旧方法来解决新问题。例如，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尽是陈旧的丛林法则、冷战思维，全然无视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越来越难以驾驭的科技巨大力量。只要对比20世纪30-40年代的研发平台与当今的研发平台就知道军工科技竞争不仅是极度危险的，也是人类根本承受不起的事。因为在前者那样简陋的研发平台（只有机电计算机）上都能够发明出原子弹，后者则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在其上的研发竞争必然导致新军备竞赛的升级换代，致毁知识不断涌现，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在人类面临巨大挑战之际，李喜先先生的《论知识主义社会》一书的出版无疑为学术界和公众思考挑战的应对之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案。从知识社会进入知识主义社会，是社会形态的升级换代，在这一过程中，以知识阶级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的崛起是关键。科技进步势不可挡：互联网使得物理距离和边界不再是障碍，人工智能将突破语言障碍，科研公共服务平台使得使用仪器设备和文献资料不再依赖机构，教育与科研的网络形态与学术社区使得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相形见绌，经济全球化、学术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已经初具规模，知识阶级的个体崛起和集体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巨大变革之际，我不禁想起，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众多分析解释，其中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在其名著《西方致富之路》中的分析一语中的，他们认为其关键在于一个摆脱政治和宗教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经济领域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在几十年后历史学家回顾知识主义社会兴起的历史时，也许会用同样的句式说道“一个摆脱各种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知识领域和知识阶级的崛起，是知识主义社会出现的根本原因。”
“知识主义社会”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李喜先先生作出了宝贵的开拓性理论贡献，任重道远，希望有更多学者，特别是更多年轻学者继续开疆辟土，建功立业，让中国学术早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