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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文坛相对衰落，瞿佑的《剪灯新话》是创作于明初的小说。该书完稿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既成，客闻而求观者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便有它的仿作问世。《剪灯余话》便是仿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剪灯余话》不论篇目还是题材，都有着明显的对《剪灯新话》模仿的痕迹。《剪灯余话》之于《剪灯新话》并不是简单的“效颦”，二者虽有共同的题材，但在处理方式及艺术风格上截然不同。本文主要以“二话”中士子题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其不同以及导致不同的因素。
明代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剪灯新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的开山之祖，代表了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成就，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可谓是开风气之先的佳作，的确，《剪灯新话》有“文题意境，并抚唐人”的痕迹，但是瞿佑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人小说，而是有所创造、有所发展的。所以，《剪灯新话》一经问世，便令人耳目一新。市井之徒，争相诵习，经生儒士，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剪灯新话》问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李昌祺的仿作《剪灯余话》，《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共同对此后的文言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一批可称为“剪灯”系列小说的仿效之作。
一、《剪灯新话》：哀穷悼屈
（一）下层文士的理想：水宫中的一晌贪欢
《水宫庆会录》是《剪灯新话》中的第一篇，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小说叙述简明扼要，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来刻画其中的细枝末节。然而，小说在叙述中突出了广利王对寒儒余善文的尊重以及余善文出众的才华。广利“降阶而接”，并“延之上阶，与之对坐”，寥寥数字便刻画出一个尊重儒士的海神形象。而文中，作者又毫无保留地将余善文所作诗文全文引出，更是突出强调余善文出众的才华。为表现余善文的才华，本篇小说插入了大量韵文如《上梁文》《凌波词》《采莲曲》等。所有的韵文、诗歌，作者都是全篇引用，人们不难发现，本篇中过多的诗文穿插，显得有些喧宾夺主，但是也突出表现了作者的用意——反衬文人的才华。众所周知，有才华的文人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文人也只有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
即使如此，有才华的文人在现实中不被尊重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新旧两朝交替之时，强权和武力使得文化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文人群体处于文化和政治的边缘，怀才不遇，有志难酬，不得施展。对有才华的文人非难打击、冷嘲热讽者大有人在，小说中“赤鯶公”便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现实中，满腹珠玑的文士只能沉沦下僚，凭借自己的才华发迹显达、功成名就只能是黄粱一梦。《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龙宫中的一晌贪欢”，集中反映无数落魄文人渴望“以才华见用”的理想，也反衬出现实生活对文士的摧残。
（二）“仕与隐”：战乱中文人的两难选择
《华亭逢故人记》全文千余字，情节相对来说并不复杂。儒家思想反对儒士消极隐退，要求积极入世，与世有为。与其他文人一样，该篇中的全、贾二生也迫切希望有所建树。全、贾二生的座右铭是“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在战乱面前，他们没有选择全身避祸，而主张轰轰烈烈迎头而上。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各路诸侯逐鹿中原，重新唤起了元末文人的用世之志。战争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它能成就一批文人，也能毁灭一批文人。全、贾二生皆以为失败者应慷慨赴义，而非苟且偷生，并以汉之田横、唐之李密作为失败者的代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还列举了功臣韩信、刘文静天下大定之时依然被“戮辱”的事实，以功臣受诛的事实来劝说失败者坦然面对死亡，更具说服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身为谋臣的士人其结果有时竟完全相同。
战乱之中，士人的出路究竟何在？小说中探讨的结果是“铁衣着尽着僧衣”。“铁衣”指铠甲，借指造反起义；“僧衣”指出家当和尚。全、贾二生并不反对儒家积极入世的信念，但他们也不再慷慨地宣称“大丈夫死即死矣”，对失败之后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产生了怀疑，无论成功与失败，士子最终都很难避免一死。因此，全、贾二生对骆宾王、黃巢在事败后“逃遁踪迹”“终能脱祸”羡慕不已，并发出“吾辈当愧之矣”的感叹。《华亭逢故人记》是乱世之时儒生“仕与隐”两难选择的反映，对儒生的用世豪情隐约流露出否定成分。
（三）寒儒欣然赴阴司：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失望
《修文舍人传》是《剪灯新话》中为文士“鸣不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所表达的思想较为深刻。小说中夏颜虽“博学多闻，性气英迈”，却“命分甚微，日不暇给”，最终因贫穷困窘客死润州，一生竭尽精神所写下的书稿也遭盗贼攘窃、虫鼠毁伤，十不存一。然而，在人世穷困潦倒的夏颜却在阴间得到了冥府的重用。
本篇中有一段作者将冥司作为自己的理想王国，以冥府的公道反衬阳世的腐败，将自己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愤慨和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小说结尾处，友人染疾，不复治疗，竟欣然前往冥府任职，对人间毫无留恋，这一举动令人震惊，是多么凄凉与悲哀。阴司冥府与人间截然相反的用人制度，让怀才寒儒欣然赴黄泉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表现了其对现实人间的批判和讽刺，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失望，这一举动，也足以让人们感受到怀才不遇的文人对当时社会的悲愤和绝望，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落魄文士的深切同情，更是直接体现了《剪灯新话》一书“哀穷悼屈”的主旨。
二、《剪灯余话》：豁怀宣郁
（一）借重才华，终成富室
《洞天花烛记》承袭《水宫庆会录》的痕迹比较明显，纵观全篇，文信美因为他的诗文让“华阳丈人”大为赞赏，“称叹再三，遂留宿，以光华烛之会”，文信美也没有让华阳丈人失望，“撒帐文”成“奈何婿之傧相，多作吴语，不善于读，复传呼文秀才”。从中不难看出，文信美才华横溢，不但善于作文还长于吟诵。除此之外，还能从文中其他地方看出文信美之才。文中华阳丈人“熏沐奉请”，并“亲执盏于信美前”致辞：“稔闻名士，尤擅才华，特此攀迓，无非借重。”言辞举止之间无不饱含对有才文士的尊重。文信美所作之《洞天花烛诗》为众宾所传玩，咸赞瑰奇。最终，文信美售卖华阳丈人的谢礼，成为一方富室，子孙甚盛。 读罢全篇，人们不难发现，无论“余善文”还是“文信美”都是借重于自身的才华，都是因为满腹才华而受到“神仙”的尊重，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士渴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得到尊重。然而，在《洞天花烛记》中没有类似“赤鯶公斥责余善文”的情节矛盾冲突，显得较为平淡。另外，余善文的结局是“不以功名为意，弃家修道，遍游名山，不知所终”，而文信美则是“遂成富室，子孙甚盛”，二者情节相异之处，便是作者所表达思想的独特之处，文信美的结局也是作者理想的曲折反映。
（二）天下大定，“知几”避祸
《剪灯余话》同《剪灯新话》一样，都就战乱中文人的出路问题做了探讨，而《剪灯余话》侧重于探讨天下平定之后文人的出路。《青城舞剑录》与《华亭逢故人记》的叙述方式极为相似。二者都写了战乱中的谋士命运，然而《青城舞剑录》则侧重于反思功臣在天下平定之后的出路，对功臣受诛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小说开篇便直接点明真本无、文固虚二人“深于智略，号文武才”，直接告诉读者真、文二人是有真才实学之人，二人客于威顺王门下，却因讽谏威顺王而遭怪之：“尔非病风狂痴耶！”二人默然而退，发出“盍求豪杰而佐之”的感慨，感叹怀才不遇。作者认为：“古今以来豪杰之事不少，其知几者几何人哉？”并以汉代张良为例，指出张良的明智在于天下大定之后，“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择小县，偶语不先发”，最终“晏然无恙”，较之于韩信、萧何的“下狱之辱、夷族之祸”来说，张良要“知几”得多。对“知几”的讨论，其实是探讨功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如何全身避祸的问题。“知几”理论蕴含着作者对明初文人命运的反思。
（三）遣怀刺世，劝恶向善
《泰山御史传》同《修文舍人传》一样，都控诉了人世间用人制度的不合理，但《修文舍人传》侧重于表现文人的悲惨命运，《泰山御史传》则宣扬了因果报应和劝人向善的思想。同其他篇目一样，本篇的主人公宋珪“能勤于学，日记数千言”，才学兼备。书生宋珪行学俱佳，“非义不为，人敬惮之”，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仕进。东岳大帝见宋珪如此遭遇，为之不平，便以“经明行修，不偶于世，特召为泰山司宪御史”。宋珪接受了这一任命之后便即处置家事，欣然赴命。
数年之后，遇友人秦轸，作者有意将人间的用人之道同阴间作对比，以阴司冥府反衬人间，写出人间“士不遇”的愤慨。在阴间，宋珪恪尽职守。“某上卿生前撰述死者墓志铭不实，广受润笔之赀，多为过情之誉，以真乱赝，以愚为贤，使善恶混淆”，宋珪对他的阿谀行为作了抨击。这种依靠人际关系结党营私的方式也正是人间官场的写照，作者不惜笔墨，将宋珪弹劾冥府贪官污吏的奏章全部引出，其抨击时弊的用意非常明显。
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并非对瞿佑《剪灯新话》的单纯模仿，两者都是对作者心理世界和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映。通过对二者士子题材不同之处的分析，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明朝初年不同时代的文人心态。
三、不同及其成因
（一）士子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水宫庆会录》中有一个赤鯶公斥责余善文的情节，这一情节不仅加强了小说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更重要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突出表现了龙王对文人士子的尊重。而《洞天花烛记》则缺少了类似的情节，情节显得有些平淡，在表达文人渴望受到尊重的力度上有所减弱。另外，两位主人公最终的结局也不同，反映出的是瞿佑对现实人生的彻底失望。李昌祺则是对现实充满了留恋之情，寄希望于凭借自己的才华改变贫穷的现状。
作者在小说中所虚构的“龙宫”，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元末文人的生活环境，在水宫中，余善文既受到了尊敬，也得到了应有的物质报酬，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可惜，故事只在水宫中发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遥远梦想。《洞天花烛记》中，文信美最终成为一方富士，强烈体现了作者的用意，文信美最终并没有弃家修道，主人公最终结局的差别反映出两位作者的不同心声，李昌祺的仕宦生涯虽有波折，却还相对安稳，文人地位的提高于他而言无足轻重，他希望通过小说施展自身的才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博得赏识，改变自己贫穷的状态。文信美没有以出世来对抗现实人生，对人世生活还是比较依恋，文信美的骤富结局不过是作者理想的曲折反映而已。
（二）战乱中不同的文人命运
《华亭逢故人记》中文士迫切希望建功立业，以挽救天下兴亡为己任，参加农民起义，失败投水自杀后才知道生命的可贵。战乱打破了原有的正常竞争规则，读书人手中拿着的不再是圣贤之书而是兵器。战争对于文人来说，是机遇也更是挑战，文人的选择必然存在巨大风险。“铁衣著尽著僧衣”的反思也流露出对生命的珍惜、死后的悲伤。全、贾二生由起初的慷慨转为最后的悲伤，情绪变化很大，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透过这一转变，人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悲情以及对儒生用世豪情的怀疑。全、贾生前豪放与死后哀伤这一强烈反差让人感到震惊，也让人看出那一时期人们心灵深处的战乱伤痕。《青城舞剑录》则是侧重于探讨功臣如何“功成身退”，最终得出“英雄回首即神仙”的结论，意在强调唯有急流勇退，方能全身避祸。“知几”理论也是作者对明初文人命运的反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臣受诛，屡见不鲜，这在明初表现得尤为突出。《青城舞剑录》借真、文二子之口探讨全身避祸之术，反思功臣命运，矛头指向鲜明。
（三）“士不遇”的不同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都继承了传统的“士不遇”题材，《剪灯新话》侧重暴露文人的落魄，《剪灯余话》更多的是涉及仕进之难。《剪灯新话》中反映的是落魄文人希望通过自身的才华得到礼遇和重用，获得应有的尊重。《水宫庆会录》中寒士余善文在龙宫凭借才华受到龙王的款待和礼遇，《修文舍人传》中失意文人夏颜在冥府立身要路。作者以此暗示现实社会的黑暗对文士的打击和压制，字里行间充满对下层文士的深切同情。
《剪灯余话》中同样也有此类作品，但在具体表现上略有不同，表现力度也略有降低。《洞天花烛记》中文信美因自身才华出众而在洞天备受礼遇，相较于《水宫庆会录》情节则显得有些平淡，华阳丈人礼贤下士的形象相比龙王也较为淡薄。其次，《泰山御史传》中宋珪在人间屡次受举荐而“不报”与在冥府任御史的对比程度也远不及《修文舍人传》中夏颜在人间的穷困潦倒与冥府“立身要路”的强烈反差。此外，《青城舞剑录》当中也有对“士不遇”的反映，真本无、文固虚二位奇士献计威顺王反遭训斥，以致有“前席早知无用处，错将豪杰待君王”的抱怨，写的是君主不识忠臣，伯乐难遇的仕途之难，反映了为人臣之难，也是李昌祺“两涉忧患，负谴无聊”的反映。
（四）导致不同的因素
《剪灯余话》虽然是对《剪灯新话》的“效颦”之作，但对同一题材的处理手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究其原因，不外乎时代背景以及作家自身的因素。
就时代背景而言，元末东南沿海的社会思潮对瞿佑的影响最为巨大，而李昌祺则是受永宣盛世影响较多。时代背景对作者个人影响巨大，就作家个人而言，瞿、李二人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反差。瞿佑在元末战乱前那段宽松、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瞿佑一生，“诏狱”一事对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永乐年间，瞿佑被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可以说，瞿佑对朱明政权有着本能的排斥。瞿佑的出身决定了他像封建时代的每个知识分子一样重视实现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直接导致他在作品中多为士子“鸣不平”“悼冤屈”，对文人士子的穷困潦倒感同身受，对无数像他一样的文人表现出深切的同情。相反，李昌祺生活于永宣盛世，社会由乱转治，生活较为安定，弱冠之时便声名鹊起。他以八股起家，永乐二年（1404）高中进士，选庶吉士，可谓“少年得志”。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先后任礼部郎中、广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等职，往来者多为地方大员。《剪灯余话》成书于李昌祺“坐事谪役”房山之时，他曾“两涉忧患”，仕途波折，人们不难想象他从一方大员——广西布政使位上跌下来的心情。从他的自序中，人们可以发现，其作书目的显而易见，两涉忧患，豁怀宣郁，犹如病痛之呻吟。《剪灯新话》毕竟成书于洪武年间，社会已由乱入治，作者也人到中年，既体验了乱世不能安居的悲涼，又体验了划灭群鬼、人心思定的意向。《剪灯余话》则是乱世悲凉淡化后，作者炫耀才华、适性自遣的产物。
综上所述，《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文士的哀穷悼屈，并借以抨击战乱。后者则是达官的遣怀刺世、技痒炫才。由于时代背景及作家个人因素，二者就同一题材的处理以及艺术风格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剪灯新话》直抒胸中愤懑，以深情见长；《剪灯余话》则倾向理性反思。
（云南师范大学）
明代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剪灯新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的开山之祖，代表了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成就，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可谓是开风气之先的佳作，的确，《剪灯新话》有“文题意境，并抚唐人”的痕迹，但是瞿佑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人小说，而是有所创造、有所发展的。所以，《剪灯新话》一经问世，便令人耳目一新。市井之徒，争相诵习，经生儒士，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剪灯新话》问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李昌祺的仿作《剪灯余话》，《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共同对此后的文言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一批可称为“剪灯”系列小说的仿效之作。
一、《剪灯新话》：哀穷悼屈
（一）下层文士的理想：水宫中的一晌贪欢
《水宫庆会录》是《剪灯新话》中的第一篇，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小说叙述简明扼要，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来刻画其中的细枝末节。然而，小说在叙述中突出了广利王对寒儒余善文的尊重以及余善文出众的才华。广利“降阶而接”，并“延之上阶，与之对坐”，寥寥数字便刻画出一个尊重儒士的海神形象。而文中，作者又毫无保留地将余善文所作诗文全文引出，更是突出强调余善文出众的才华。为表现余善文的才华，本篇小说插入了大量韵文如《上梁文》《凌波词》《采莲曲》等。所有的韵文、诗歌，作者都是全篇引用，人们不难发现，本篇中过多的诗文穿插，显得有些喧宾夺主，但是也突出表现了作者的用意——反衬文人的才华。众所周知，有才华的文人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文人也只有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
即使如此，有才华的文人在现实中不被尊重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新旧两朝交替之时，强权和武力使得文化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文人群体处于文化和政治的边缘，怀才不遇，有志难酬，不得施展。对有才华的文人非难打击、冷嘲热讽者大有人在，小说中“赤鯶公”便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现实中，满腹珠玑的文士只能沉沦下僚，凭借自己的才华发迹显达、功成名就只能是黄粱一梦。《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龙宫中的一晌贪欢”，集中反映无数落魄文人渴望“以才华见用”的理想，也反衬出现实生活对文士的摧残。
（二）“仕与隐”：战乱中文人的两难选择
《华亭逢故人记》全文千余字，情节相对来说并不复杂。儒家思想反对儒士消极隐退，要求积极入世，与世有为。与其他文人一样，该篇中的全、贾二生也迫切希望有所建树。全、贾二生的座右铭是“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在战乱面前，他们没有选择全身避祸，而主张轰轰烈烈迎头而上。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各路诸侯逐鹿中原，重新唤起了元末文人的用世之志。战争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它能成就一批文人，也能毁灭一批文人。全、贾二生皆以为失败者应慷慨赴义，而非苟且偷生，并以汉之田横、唐之李密作为失败者的代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还列举了功臣韩信、刘文静天下大定之时依然被“戮辱”的事实，以功臣受诛的事实来劝说失败者坦然面对死亡，更具说服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身为谋臣的士人其结果有时竟完全相同。
战乱之中，士人的出路究竟何在？小说中探讨的结果是“铁衣着尽着僧衣”。“铁衣”指铠甲，借指造反起义；“僧衣”指出家当和尚。全、贾二生并不反对儒家积极入世的信念，但他们也不再慷慨地宣称“大丈夫死即死矣”，对失败之后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产生了怀疑，无论成功与失败，士子最终都很难避免一死。因此，全、贾二生对骆宾王、黃巢在事败后“逃遁踪迹”“终能脱祸”羡慕不已，并发出“吾辈当愧之矣”的感叹。《华亭逢故人记》是乱世之时儒生“仕与隐”两难选择的反映，对儒生的用世豪情隐约流露出否定成分。
（三）寒儒欣然赴阴司：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失望
《修文舍人传》是《剪灯新话》中为文士“鸣不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所表达的思想较为深刻。小说中夏颜虽“博学多闻，性气英迈”，却“命分甚微，日不暇给”，最终因贫穷困窘客死润州，一生竭尽精神所写下的书稿也遭盗贼攘窃、虫鼠毁伤，十不存一。然而，在人世穷困潦倒的夏颜却在阴间得到了冥府的重用。
本篇中有一段作者将冥司作为自己的理想王国，以冥府的公道反衬阳世的腐败，将自己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愤慨和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小说结尾处，友人染疾，不复治疗，竟欣然前往冥府任职，对人间毫无留恋，这一举动令人震惊，是多么凄凉与悲哀。阴司冥府与人间截然相反的用人制度，让怀才寒儒欣然赴黄泉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表现了其对现实人间的批判和讽刺，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失望，这一举动，也足以让人们感受到怀才不遇的文人对当时社会的悲愤和绝望，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落魄文士的深切同情，更是直接体现了《剪灯新话》一书“哀穷悼屈”的主旨。
二、《剪灯余话》：豁怀宣郁
（一）借重才华，终成富室
《洞天花烛记》承袭《水宫庆会录》的痕迹比较明显，纵观全篇，文信美因为他的诗文让“华阳丈人”大为赞赏，“称叹再三，遂留宿，以光华烛之会”，文信美也没有让华阳丈人失望，“撒帐文”成“奈何婿之傧相，多作吴语，不善于读，复传呼文秀才”。从中不难看出，文信美才华横溢，不但善于作文还长于吟诵。除此之外，还能从文中其他地方看出文信美之才。文中华阳丈人“熏沐奉请”，并“亲执盏于信美前”致辞：“稔闻名士，尤擅才华，特此攀迓，无非借重。”言辞举止之间无不饱含对有才文士的尊重。文信美所作之《洞天花烛诗》为众宾所传玩，咸赞瑰奇。最终，文信美售卖华阳丈人的谢礼，成为一方富室，子孙甚盛。 读罢全篇，人们不难发现，无论“余善文”还是“文信美”都是借重于自身的才华，都是因为满腹才华而受到“神仙”的尊重，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士渴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得到尊重。然而，在《洞天花烛记》中没有类似“赤鯶公斥责余善文”的情节矛盾冲突，显得较为平淡。另外，余善文的结局是“不以功名为意，弃家修道，遍游名山，不知所终”，而文信美则是“遂成富室，子孙甚盛”，二者情节相异之处，便是作者所表达思想的独特之处，文信美的结局也是作者理想的曲折反映。
（二）天下大定，“知几”避祸
《剪灯余话》同《剪灯新话》一样，都就战乱中文人的出路问题做了探讨，而《剪灯余话》侧重于探讨天下平定之后文人的出路。《青城舞剑录》与《华亭逢故人记》的叙述方式极为相似。二者都写了战乱中的谋士命运，然而《青城舞剑录》则侧重于反思功臣在天下平定之后的出路，对功臣受诛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小说开篇便直接点明真本无、文固虚二人“深于智略，号文武才”，直接告诉读者真、文二人是有真才实学之人，二人客于威顺王门下，却因讽谏威顺王而遭怪之：“尔非病风狂痴耶！”二人默然而退，发出“盍求豪杰而佐之”的感慨，感叹怀才不遇。作者认为：“古今以来豪杰之事不少，其知几者几何人哉？”并以汉代张良为例，指出张良的明智在于天下大定之后，“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择小县，偶语不先发”，最终“晏然无恙”，较之于韩信、萧何的“下狱之辱、夷族之祸”来说，张良要“知几”得多。对“知几”的讨论，其实是探讨功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如何全身避祸的问题。“知几”理论蕴含着作者对明初文人命运的反思。
（三）遣怀刺世，劝恶向善
《泰山御史传》同《修文舍人传》一样，都控诉了人世间用人制度的不合理，但《修文舍人传》侧重于表现文人的悲惨命运，《泰山御史传》则宣扬了因果报应和劝人向善的思想。同其他篇目一样，本篇的主人公宋珪“能勤于学，日记数千言”，才学兼备。书生宋珪行学俱佳，“非义不为，人敬惮之”，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仕进。东岳大帝见宋珪如此遭遇，为之不平，便以“经明行修，不偶于世，特召为泰山司宪御史”。宋珪接受了这一任命之后便即处置家事，欣然赴命。
数年之后，遇友人秦轸，作者有意将人间的用人之道同阴间作对比，以阴司冥府反衬人间，写出人间“士不遇”的愤慨。在阴间，宋珪恪尽职守。“某上卿生前撰述死者墓志铭不实，广受润笔之赀，多为过情之誉，以真乱赝，以愚为贤，使善恶混淆”，宋珪对他的阿谀行为作了抨击。这种依靠人际关系结党营私的方式也正是人间官场的写照，作者不惜笔墨，将宋珪弹劾冥府贪官污吏的奏章全部引出，其抨击时弊的用意非常明显。
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并非对瞿佑《剪灯新话》的单纯模仿，两者都是对作者心理世界和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映。通过对二者士子题材不同之处的分析，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明朝初年不同时代的文人心态。
三、不同及其成因
（一）士子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水宫庆会录》中有一个赤鯶公斥责余善文的情节，这一情节不仅加强了小说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更重要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突出表现了龙王对文人士子的尊重。而《洞天花烛记》则缺少了类似的情节，情节显得有些平淡，在表达文人渴望受到尊重的力度上有所减弱。另外，两位主人公最终的结局也不同，反映出的是瞿佑对现实人生的彻底失望。李昌祺则是对现实充满了留恋之情，寄希望于凭借自己的才华改变贫穷的现状。
作者在小说中所虚构的“龙宫”，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元末文人的生活环境，在水宫中，余善文既受到了尊敬，也得到了应有的物质报酬，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可惜，故事只在水宫中发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遥远梦想。《洞天花烛记》中，文信美最终成为一方富士，强烈体现了作者的用意，文信美最终并没有弃家修道，主人公最终结局的差别反映出两位作者的不同心声，李昌祺的仕宦生涯虽有波折，却还相对安稳，文人地位的提高于他而言无足轻重，他希望通过小说施展自身的才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博得赏识，改变自己贫穷的状态。文信美没有以出世来对抗现实人生，对人世生活还是比较依恋，文信美的骤富结局不过是作者理想的曲折反映而已。
（二）战乱中不同的文人命运
《华亭逢故人记》中文士迫切希望建功立业，以挽救天下兴亡为己任，参加农民起义，失败投水自杀后才知道生命的可贵。战乱打破了原有的正常竞争规则，读书人手中拿着的不再是圣贤之书而是兵器。战争对于文人来说，是机遇也更是挑战，文人的选择必然存在巨大风险。“铁衣著尽著僧衣”的反思也流露出对生命的珍惜、死后的悲伤。全、贾二生由起初的慷慨转为最后的悲伤，情绪变化很大，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透过这一转变，人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悲情以及对儒生用世豪情的怀疑。全、贾生前豪放与死后哀伤这一强烈反差让人感到震惊，也让人看出那一时期人们心灵深处的战乱伤痕。《青城舞剑录》则是侧重于探讨功臣如何“功成身退”，最终得出“英雄回首即神仙”的结论，意在强调唯有急流勇退，方能全身避祸。“知几”理论也是作者对明初文人命运的反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臣受诛，屡见不鲜，这在明初表现得尤为突出。《青城舞剑录》借真、文二子之口探讨全身避祸之术，反思功臣命运，矛头指向鲜明。
（三）“士不遇”的不同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都继承了传统的“士不遇”题材，《剪灯新话》侧重暴露文人的落魄，《剪灯余话》更多的是涉及仕进之难。《剪灯新话》中反映的是落魄文人希望通过自身的才华得到礼遇和重用，获得应有的尊重。《水宫庆会录》中寒士余善文在龙宫凭借才华受到龙王的款待和礼遇，《修文舍人传》中失意文人夏颜在冥府立身要路。作者以此暗示现实社会的黑暗对文士的打击和压制，字里行间充满对下层文士的深切同情。
《剪灯余话》中同样也有此类作品，但在具体表现上略有不同，表现力度也略有降低。《洞天花烛记》中文信美因自身才华出众而在洞天备受礼遇，相较于《水宫庆会录》情节则显得有些平淡，华阳丈人礼贤下士的形象相比龙王也较为淡薄。其次，《泰山御史传》中宋珪在人间屡次受举荐而“不报”与在冥府任御史的对比程度也远不及《修文舍人传》中夏颜在人间的穷困潦倒与冥府“立身要路”的强烈反差。此外，《青城舞剑录》当中也有对“士不遇”的反映，真本无、文固虚二位奇士献计威顺王反遭训斥，以致有“前席早知无用处，错将豪杰待君王”的抱怨，写的是君主不识忠臣，伯乐难遇的仕途之难，反映了为人臣之难，也是李昌祺“两涉忧患，负谴无聊”的反映。
（四）导致不同的因素
《剪灯余话》虽然是对《剪灯新话》的“效颦”之作，但对同一题材的处理手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究其原因，不外乎时代背景以及作家自身的因素。
就时代背景而言，元末东南沿海的社会思潮对瞿佑的影响最为巨大，而李昌祺则是受永宣盛世影响较多。时代背景对作者个人影响巨大，就作家个人而言，瞿、李二人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反差。瞿佑在元末战乱前那段宽松、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瞿佑一生，“诏狱”一事对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永乐年间，瞿佑被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可以说，瞿佑对朱明政权有着本能的排斥。瞿佑的出身决定了他像封建时代的每个知识分子一样重视实现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直接导致他在作品中多为士子“鸣不平”“悼冤屈”，对文人士子的穷困潦倒感同身受，对无数像他一样的文人表现出深切的同情。相反，李昌祺生活于永宣盛世，社会由乱转治，生活较为安定，弱冠之时便声名鹊起。他以八股起家，永乐二年（1404）高中进士，选庶吉士，可谓“少年得志”。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先后任礼部郎中、广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等职，往来者多为地方大员。《剪灯余话》成书于李昌祺“坐事谪役”房山之时，他曾“两涉忧患”，仕途波折，人们不难想象他从一方大员——广西布政使位上跌下来的心情。从他的自序中，人们可以发现，其作书目的显而易见，两涉忧患，豁怀宣郁，犹如病痛之呻吟。《剪灯新话》毕竟成书于洪武年间，社会已由乱入治，作者也人到中年，既体验了乱世不能安居的悲涼，又体验了划灭群鬼、人心思定的意向。《剪灯余话》则是乱世悲凉淡化后，作者炫耀才华、适性自遣的产物。
综上所述，《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文士的哀穷悼屈，并借以抨击战乱。后者则是达官的遣怀刺世、技痒炫才。由于时代背景及作家个人因素，二者就同一题材的处理以及艺术风格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剪灯新话》直抒胸中愤懑，以深情见长；《剪灯余话》则倾向理性反思。
（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