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均为6.7%。我们无从推断房地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就三分之二新增贷款流向房地产这一事实，至少说明房地产对GDP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但中国经济不能过分依赖房地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把房地产当作可持续的支柱型产业。一国经济增长之推动力，始终要依靠坚实的制造业和现代型服务业。必须看到，目前房地产“一业兴，百业衰”的格局非常不利于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尤其会导致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补一减”，就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言，这“一减”即减税正成为当下人们热议的话题。而无论是为企业减轻税负还是个税调整，都关乎财政收入，关乎调整各方利益关系，简言之，税改既要激发活力又要实现公平。
　　经济下行首先要救的就是实体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减税计划，即营改增税负只减不增。但实际减税效果似乎并不理想，税改过程中企业不断反映实际负担在上升，经济越是下滑，很多地方的加税冲动越是不断。加税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仍然是习惯性动作。今年一季度，河南某个地方税收增加了40%，居然在网站当成政绩宣传，思想深处重税主义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地方政府必须看到，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
　　税收专家李炜光最近发布了关于企业税负问题的调研报告，有三个数据特别刺眼：
　　一是对于税负究竟重不重的回答，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4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税率”。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40%的税负足可以导致死亡。
　　三是如果用世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近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 %左右，不仅明显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税负接近企业的“死亡线”这个状况必须改善。尽管上半年一些地方做出了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的努力，但由于降幅低微（在1%-2%范围），收效不明显，企业仍是叫苦不迭。
　　另一个呼声很高的是个税改革。有企业高管接受采访时抱怨，百万年薪要交40多万个税，而炒股所得只交20%的税，是否合理。按目前7级累进税率，月所得在8万元以上税率达到45%。而为了鼓励个人投资股市，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征收20%个税。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炒股要承担巨大的交易风险，赚一百万的时候你看见了，亏一百万的时候你可能就视而不见了。
　　这些争议包括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是否公平应得到政府足够重视。更要引起重视的是个税征收应分门别类的呼声。美国个税（包括国税39.6%和地税如加州13.3%）最高边际税率超过50%，可以说高于中国，但是美国采用的综合个税制度，个人纳税前有教育、住房等抵扣，而非中国的“一刀切”。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今年在全国两会上表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按计划将于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个税改革方案总的设计是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适时增加如教育、养老、房贷利息等专项扣除项目。尤其是放开“二孩”后，一个普通之家还要赡养老人，如何因地制宜地、因家制宜地制订个税方案，成为未来人们关心的热点议题。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打造所谓“橄榄型”社会。中国中产社会指的是社会上中产无论是人数还是价值观上，都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主体力量。按照瑞信财富报告，以每人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净财富来界定中产阶级家庭人口，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超过两亿。然而，这在13亿人口中仍然属于少数，中国社会其实仍然是典型的“葫芦型”。
　　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停滞”甚至大衰退的可能。对于过去30多年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普通家庭而言，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危机的成本和代价最终会转移到他们头上，他们的资产会缩水或者悄悄消失，遑论加入中产行列。而合理公平地调节个税是缓解广大民众焦虑，增加他们获得感的关键。
　　总之，无论是企业减负还是个税调节，税改既要激发活力又要实现公平。让企业有利可图，让广大民众有获利感，让中国经济有动力在，激发社会活力，增加民众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