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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背景，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透过社会性负担这一视角，阐述政治关联带给企业的两面性，实证分析了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小，甚至出现反粘性，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或反成本粘性越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企业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裁员措施。研究结果支持了政治关联身份的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社会负担的观点，并且从侧面反映出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机制不一样。研究结论对观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 员工成本粘性
【中图分类号】 F2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3-0024-08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政治关联关系的普遍存在，它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部分民营企业希望与政府建立起这种关系。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國从计划经济逐渐步入市场经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政府对各种稀缺资源仍然有很大的控制能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与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资源的获取能力上不用多说。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不仅要与国有企业竞争，还要与同属于弱势地位的其他民营企业竞争。因此，民营企业需要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找到突破口，它们发现政治关联将会是这种体制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非正式替代。另一方面，我国“关系”文化根深蒂固，它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对待，而且会在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中有所体现。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官员常常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企业，企业则可利用这层“关系网”获得更多好处。
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确实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利益，比如税收优惠、融资便利、行业准入等，这或许是政府“扶持之手”起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政府通过政治关联关系对企业进行了政治干预，企业为此会承担政府的一些社会目标，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绩效，这表现出政府“掠夺之手”的作用。
考虑到成本常常是大多数企业重点关注和管理的对象，员工成本一般在企业成本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为了更多地保护劳动者，该法制定了一些解雇员工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最低工资标准等条款，这无不增加了企业的员工成本。为了探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刘媛媛、刘斌通过实证分析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人工成本粘性变化，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粘性并具体表现为薪酬粘性[ 1 ]。成本粘性是指在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的增加量大于同等业务量下降时成本的减少量，这也是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它对企业的员工成本将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用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来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同时，本文试图从政治关联带来的社会负担是否是促成这一影响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保护作用更大还是损害作用更大。
本文将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相联系，透过社会性负担这一视角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
（1）现有文献中讨论过政治关联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本文试图从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这是目前文献中很少涉及的，可能为政治关联究竟增加了企业员工成本还是减少了员工成本提供一些有力证据。
（2）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过社会责任或社会负担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可以深入分析政治关联带给企业是更多的政治干预还是政治庇护，使企业更加明确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两面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
（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的普遍存在性、特性和对其影响因素都进行了大量研究，采用独特视角，利用政治关联这一外生变量探讨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让企业正确认识成本变动规律。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对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模型的设计以及变量的界定和度量；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和社会责任的增加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包括租金、土地、政策等都由政府掌控，产生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也自然希望能够加强与政府的联系[ 2 ]，这体现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一种制度的不完善。另外，我国传统的“关系型”文化根深蒂固，政府会根据与企业的亲疏程度而区别对待，因此，企业会积极拉近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以上两个方面都促使企业迫切地希望与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
然而，不管是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的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取它的过程都是艰难和漫长的，并不像国有企业建立之初就和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营企业需要为政治关系的建立付出很多成本和代价，维持这种关系也同样如此。同时，失去这种关系是很容易的，加之这些资源再生能力很弱，所以丧失了政治关联关系的潜在损失极其高昂。因此，民营企业一旦获得了政治关联，会有很强的内在经济利益驱动来维护其政治关系[ 3 ]。
企业为了维持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在政府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政治关联企业可能会为了政府分担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表明，为了保持民营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利益，政治关联企业比非关联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为雇员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强，企业的雇员规模越大，薪酬成本也越高[ 4 ]，这也是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过度雇佣。在郭剑花的研究中，将雇员负担作为政策性负担的替代变量，同样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承担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 5 ]。 政治关联程度的具体赋值标准如表1。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针对高管具有多个政治身份时，选择其最高级别的赋值作为该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
本文分别考察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情况，构造了3个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指标：
（1）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如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一人具有政治关联，不论其政治关联程度高低均赋值为1，否则为0。
（2）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总指数（Political-total）：高管个人的政治关联程度不能反映整个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赋值进行加总，对于担任多个职位的高管只能计算一次，最终得到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
（3）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若高于当年样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强，赋值为1；若低于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弱，赋值为0。
因此，模型中政治关联变量POLITICAL包括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Political-total）和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这三个变量。
4.控制变量
根据国内外研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Growth）反映地区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密集程度（EI）用企业员工数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资本密集程度（AI）用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负债水平（LEV）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表示；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平均余额的比值表示。
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说明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员工成本变化量、营业收入变化量的均值分别是0.21和0.14；收入下降的平均值为0.25，表示在所观测的所有样本中有25%的企业表现为当年比去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政治关联程度的平均值为2.07，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后，为了更好地检验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其中POLITICAL变量所选指标是Political-sf，即政治关联有无。结果表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不超过0.5，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同时，本文对政治关联的其他两个度量，即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均作了相关性分析，并且结果显示都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基本模型进行回归，证明民营上市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表5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增加的幅度为0.527%；当业务量下降1%时，员工成本减少的幅度为0.527%-0.261%=0.266%。即同等业务量的变化幅度下，员工成本上升的幅度（0.527%）大于其下降的幅度（0.266%），則存在前面所讨论的成本粘性，从而证明了民营上市企业普遍存在员工成本粘性，并且成本粘性程度为0.261%。
接下来将主要讨论的解释变量POLITICAL带入，分别是政治关联有无、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表6中（1）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由于？茁3为正，则可能成本粘性程度？茁2 ？茁3×Political-sf=
-0.197 0.158×Political-sf的值虽然为负，但已接近于0。相比于成本粘性基本模型中的员工成本粘性程度0.261%下降较多，即表明政治关联有无对员工成本粘性为负相关的影响，支持了假设1b。
表6中（2）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同样？茁3为正，仍然表明政治关联程度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同时，由于Political-total的变化取值范围为0到11，因此？茁2 ？茁3×Political-tatal=-0.201 0.0358×Political-total的值极有可能为正，即不存在成本粘性，而是反粘性，这再次支持了假设1b的观点。
表6中（3）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9%；当业务量下降1%时，？茁3为正，？茁2 ？茁3×Political-st=-0.185 0.127×Political-qr的值虽然为负，但仍然接近于0，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员工成本粘性的程度，表明政治关联强弱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支持了假设1b。
上述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皆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当政治关联程度较大时，员工成本粘性将不存在，或员工成本为反粘性，即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裁员或降薪来控制成本，这是因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有保护作用，即使裁员会发生经济补偿金，非法降薪会发生违法成本等调整成本，但政府的保护作用可能使企业减少这方面的调整成本；或者即使造成了来自员工、监管部门等外界压力，企业也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当业务量上升时，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可能更注重员工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不必考虑过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员工成本的增长幅度不会太大，最终造成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降低，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讨论了企业整体员工成本的粘性，考虑到当经济下滑或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首先可能是通过调整员工规模来对成本进行控制。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刘媛媛、刘斌的模型，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用工粘性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由表7中（1）、（2）、（3）回归系数得知，系数？茁3仍为正，表明政治关联对用工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即政治关联程度越大，用工粘性越小，甚至呈现出反粘性。此外，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数量的增加幅度大致为0.456%左右，前面分析得知总的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左右，则员工数量增加幅度大致占了总员工成本增加幅度的88%，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工规模上，即当经济上升或业务量增加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当业务量下降1%时，系数？茁3的大小超过了总的员工成本粘性模型中的？茁3，因此，在员工成本粘性中，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用工粘性程度为？茁2 ？茁3×POLITICAL，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增加，用工粘性程度会接近于0，甚至为正，即存在用工的反粘性。因此，对政治关联企业用工粘性的分析均支持了假设1b。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背景，利用我国民营上市企业2008—2014年的数据，从两个方面讨论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通过保证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而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来保持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同时，由于受关注程度加大而更加遵守法律制度，从这两点出发，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假设。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机制不同，民营企业高管比起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经济目标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因此他们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资源来提高对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保护，对其违法行为也可有所庇护，从这两点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假设。
通过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小，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或反成本粘性越大。
同时，在对用工粘性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说明当业务量上升或下降时，企业首先是对用工规模进行控制。尤其是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并更敢于采取裁员措施。
至于结论背后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关联身份的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特别是当企业业绩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采取降薪或减少冗余员工的做法，以此来节约成本。这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身份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正如田利辉、张伟（2013）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但却减少了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
【参考文献】
[1] 刘媛媛，刘斌.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J].经济研究，2014（5）：63-76.
[2] 李姝，謝晓焉.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6）：30-41.
[3] 潘克勤.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降低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吗：基于自我约束型治理视角的解释和实证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2009（5）：38-46.
[4] 梁莱歆，马延超.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J].中国工业经济，2010（10）：127-137.
[5] 郭剑花.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政策性负担：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7）：33-40.
[6] 衣风鹏，徐二明.高管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5）：5-13.
[7] 徐传谌，邹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1（10）：23-26.
[8] 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J].经济研究，2013（11）：71-86.
[9] 刘慧龙，张敏，王亚平，等.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0（23）：134-138.
[10] 司茹.政治关联与证券监管的执法效率[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6）：91-96.
[11] 杨玉龙，张川，孙淑伟.政治关联能否屏蔽证券监管对于审计师的治理效率？[J].审计研究，2014（4）：97-103.[12] 韩兆洲，安康，孔丽娜.《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测算方法与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1）：59-65.
[13] ANDERSON M， BANKER R， JANAKIRAMAN S.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41（1）：47-63.
[14] 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政治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2009（2）：98-108.
【关键词】 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 员工成本粘性
【中图分类号】 F2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3-0024-08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政治关联关系的普遍存在，它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部分民营企业希望与政府建立起这种关系。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國从计划经济逐渐步入市场经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政府对各种稀缺资源仍然有很大的控制能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与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资源的获取能力上不用多说。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不仅要与国有企业竞争，还要与同属于弱势地位的其他民营企业竞争。因此，民营企业需要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找到突破口，它们发现政治关联将会是这种体制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非正式替代。另一方面，我国“关系”文化根深蒂固，它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对待，而且会在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中有所体现。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官员常常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企业，企业则可利用这层“关系网”获得更多好处。
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确实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利益，比如税收优惠、融资便利、行业准入等，这或许是政府“扶持之手”起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政府通过政治关联关系对企业进行了政治干预，企业为此会承担政府的一些社会目标，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绩效，这表现出政府“掠夺之手”的作用。
考虑到成本常常是大多数企业重点关注和管理的对象，员工成本一般在企业成本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为了更多地保护劳动者，该法制定了一些解雇员工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最低工资标准等条款，这无不增加了企业的员工成本。为了探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刘媛媛、刘斌通过实证分析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人工成本粘性变化，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剧了企业的人工成本粘性并具体表现为薪酬粘性[ 1 ]。成本粘性是指在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的增加量大于同等业务量下降时成本的减少量，这也是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它对企业的员工成本将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用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来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同时，本文试图从政治关联带来的社会负担是否是促成这一影响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保护作用更大还是损害作用更大。
本文将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相联系，透过社会性负担这一视角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
（1）现有文献中讨论过政治关联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本文试图从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的影响，这是目前文献中很少涉及的，可能为政治关联究竟增加了企业员工成本还是减少了员工成本提供一些有力证据。
（2）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过社会责任或社会负担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可以深入分析政治关联带给企业是更多的政治干预还是政治庇护，使企业更加明确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两面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
（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的普遍存在性、特性和对其影响因素都进行了大量研究，采用独特视角，利用政治关联这一外生变量探讨对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让企业正确认识成本变动规律。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对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模型的设计以及变量的界定和度量；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和社会责任的增加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包括租金、土地、政策等都由政府掌控，产生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也自然希望能够加强与政府的联系[ 2 ]，这体现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一种制度的不完善。另外，我国传统的“关系型”文化根深蒂固，政府会根据与企业的亲疏程度而区别对待，因此，企业会积极拉近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以上两个方面都促使企业迫切地希望与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
然而，不管是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的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取它的过程都是艰难和漫长的，并不像国有企业建立之初就和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营企业需要为政治关系的建立付出很多成本和代价，维持这种关系也同样如此。同时，失去这种关系是很容易的，加之这些资源再生能力很弱，所以丧失了政治关联关系的潜在损失极其高昂。因此，民营企业一旦获得了政治关联，会有很强的内在经济利益驱动来维护其政治关系[ 3 ]。
企业为了维持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在政府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政治关联企业可能会为了政府分担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表明，为了保持民营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利益，政治关联企业比非关联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为雇员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强，企业的雇员规模越大，薪酬成本也越高[ 4 ]，这也是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过度雇佣。在郭剑花的研究中，将雇员负担作为政策性负担的替代变量，同样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承担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 5 ]。 政治关联程度的具体赋值标准如表1。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针对高管具有多个政治身份时，选择其最高级别的赋值作为该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
本文分别考察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情况，构造了3个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指标：
（1）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如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一人具有政治关联，不论其政治关联程度高低均赋值为1，否则为0。
（2）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总指数（Political-total）：高管个人的政治关联程度不能反映整个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赋值进行加总，对于担任多个职位的高管只能计算一次，最终得到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
（3）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若高于当年样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强，赋值为1；若低于平均数，则定义为政治关联程度较弱，赋值为0。
因此，模型中政治关联变量POLITICAL包括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sf）、企业的政治关联总指数（Political-total）和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Political-qr）这三个变量。
4.控制变量
根据国内外研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Growth）反映地区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密集程度（EI）用企业员工数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资本密集程度（AI）用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负债水平（LEV）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表示；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平均余额的比值表示。
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说明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员工成本变化量、营业收入变化量的均值分别是0.21和0.14；收入下降的平均值为0.25，表示在所观测的所有样本中有25%的企业表现为当年比去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政治关联程度的平均值为2.07，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后，为了更好地检验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其中POLITICAL变量所选指标是Political-sf，即政治关联有无。结果表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不超过0.5，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同时，本文对政治关联的其他两个度量，即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均作了相关性分析，并且结果显示都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基本模型进行回归，证明民营上市企业员工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表5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增加的幅度为0.527%；当业务量下降1%时，员工成本减少的幅度为0.527%-0.261%=0.266%。即同等业务量的变化幅度下，员工成本上升的幅度（0.527%）大于其下降的幅度（0.266%），則存在前面所讨论的成本粘性，从而证明了民营上市企业普遍存在员工成本粘性，并且成本粘性程度为0.261%。
接下来将主要讨论的解释变量POLITICAL带入，分别是政治关联有无、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强弱，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表6中（1）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由于？茁3为正，则可能成本粘性程度？茁2 ？茁3×Political-sf=
-0.197 0.158×Political-sf的值虽然为负，但已接近于0。相比于成本粘性基本模型中的员工成本粘性程度0.261%下降较多，即表明政治关联有无对员工成本粘性为负相关的影响，支持了假设1b。
表6中（2）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当业务量下降1%时，同样？茁3为正，仍然表明政治关联程度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同时，由于Political-total的变化取值范围为0到11，因此？茁2 ？茁3×Political-tatal=-0.201 0.0358×Political-total的值极有可能为正，即不存在成本粘性，而是反粘性，这再次支持了假设1b的观点。
表6中（3）的回归系数表明：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9%；当业务量下降1%时，？茁3为正，？茁2 ？茁3×Political-st=-0.185 0.127×Political-qr的值虽然为负，但仍然接近于0，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员工成本粘性的程度，表明政治关联强弱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支持了假设1b。
上述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皆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当政治关联程度较大时，员工成本粘性将不存在，或员工成本为反粘性，即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裁员或降薪来控制成本，这是因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有保护作用，即使裁员会发生经济补偿金，非法降薪会发生违法成本等调整成本，但政府的保护作用可能使企业减少这方面的调整成本；或者即使造成了来自员工、监管部门等外界压力，企业也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当业务量上升时，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可能更注重员工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不必考虑过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员工成本的增长幅度不会太大，最终造成企业的员工成本粘性降低，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讨论了企业整体员工成本的粘性，考虑到当经济下滑或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首先可能是通过调整员工规模来对成本进行控制。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刘媛媛、刘斌的模型，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用工粘性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由表7中（1）、（2）、（3）回归系数得知，系数？茁3仍为正，表明政治关联对用工粘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即政治关联程度越大，用工粘性越小，甚至呈现出反粘性。此外，当业务量上升1%时，员工数量的增加幅度大致为0.456%左右，前面分析得知总的员工成本的增加幅度为0.518%左右，则员工数量增加幅度大致占了总员工成本增加幅度的88%，表明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工规模上，即当经济上升或业务量增加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当业务量下降1%时，系数？茁3的大小超过了总的员工成本粘性模型中的？茁3，因此，在员工成本粘性中，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用工粘性程度为？茁2 ？茁3×POLITICAL，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增加，用工粘性程度会接近于0，甚至为正，即存在用工的反粘性。因此，对政治关联企业用工粘性的分析均支持了假设1b。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背景，利用我国民营上市企业2008—2014年的数据，从两个方面讨论政治关联对员工成本粘性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通过保证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而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来保持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同时，由于受关注程度加大而更加遵守法律制度，从这两点出发，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假设。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机制不同，民营企业高管比起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经济目标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因此他们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资源来提高对成本的控制和员工的配置效率。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保护，对其违法行为也可有所庇护，从这两点提出了政治关联与员工成本粘性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假设。
通过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相比，其员工成本粘性更小，甚至可能出现反粘性，并且其政治关联程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或反成本粘性越大。
同时，在对用工粘性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用工粘性占主导地位，说明当业务量上升或下降时，企业首先是对用工规模进行控制。尤其是当业务量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并更敢于采取裁员措施。
至于结论背后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关联身份的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特别是当企业业绩下降时，政治关联企业更敢于采取降薪或减少冗余员工的做法，以此来节约成本。这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身份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正如田利辉、张伟（2013）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但却减少了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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