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2日，上海世博会迎来了日本国家馆日。这天的下午，浦江两岸人声鼎沸，大家正翘首以待一艘有着特别意义的仿古木帆船，想要见证它驶入世博园区的瞬间，以重现当年中日交流史上的传奇。这艘被命名为“遣唐使”号的木帆船，是由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耗费900万巨资1：1打造的，一个多月前在中国的张家港市顺利建造完毕并成功下水，随后旋即被运送到日本，重走历史上记载的航行路线，最终如期抵达上海，参加世博会日本国家馆日的活动。
　　说到这里，也许你们要问了，这到底是一艘怎样的船只？在中日交流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时间回到公元6世纪前后。那时的日本还十分落后，正处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他们对一水之隔的中华文明极为钦慕，于是就怀着“万事悉仿效之心”，本着所有进步的事物都要模仿学习的心态，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国开展交流。为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开始以官方名义向中国派遣使者，这就是所谓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过那个时候的交通条件可不比现在，这些使者抵达中国的唯一方式就是乘着“遣隋使船”和“遣唐使船”而来。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这些船只的命名主要是根据船的用途，并不是说船就是日本当地建造的。研究表明，这些遣使船应当是隋唐时期的中国式大海船。所以说，那艘仿古木帆船“遣唐使”号在中国建造，再运到日本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隋唐遣使船的实物形象，到目前还没有从考古资料中得到验证，也因为史料记载的缺失，我们只能从一些古代绘画和人物记述中想象出它们的轮廓：长度约为33米，宽度约为9.2米，是一艘具有两根桅樯的平头式帆船。帆面采用折叠式竹编风帆，缆绳为藤缆，船舷两侧配备对称式的多橹，无风时依靠船工合力摇橹，船尾处的鼓用来发布行船指令。
　　一支船队由4艘船组成，为保证船只航行速度，每艘船配备船工130人，加上政府官员和留学人员等总共有150多人。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船上该怎么睡觉呢？根据史料记载，政府官员和使者住在上层，其他人都得挤在船舱里。船队从日本大阪出发到中国，在海上至少得航行1个多月。这么长时间的航行，吃饭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据说当时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方便饭”：先把大米蒸熟，然后晒干，需要吃的时候，再用水一泡，就变成了稀饭，是不是很像今天的方便面呢？当时船上的食物基本都是干货和腌制酱菜，比如鱼干、肉干、酱菜等。船小人多，能够携带的食物也非常有限，一个船员一天只能吃两顿。由于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的供给，许多船员在旅途中因身患坏血病而死亡，再加上航行中遇到的各种艰险，原本600多人组成的船队，等到抵达中国时只有150多人。
　　在记录高僧鉴真法师东渡日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大意是日本想邀请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弘扬佛法，鉴真便询问弟子去还是不去。弟子们一听都吓坏了，说了一句“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纷纷劝法师说，那个国家实在是太遥遠了，茫茫大海危险重重，如果去的话很有可能连性命都丢了，假如一百人准备好了去那儿，到最后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到。不过，鉴真法师并不惧怕危险，他一心想要弘扬佛法，最终毅然决定前往日本。他一生六渡东洋，前五次都失败了，而且在第五次归途时突友眼疾，导致他的双眼失明，但他心中的远大志向还未达成，直到第六次才东渡成功，可见其中的艰辛程度。
　　遣唐使到中国来也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哭晁卿衡》，“晁卿衡”就是跟随遣唐使到中国留学的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叫“晁衡”。他19岁就来到中国，因为勤奋好学，还在朝廷谋了职做了官，和李白、王维这些大诗人成了朋友。公元753年，已经56岁的晁衡搭乘遣唐使船回国，不想中途遇险漂流到越南，险些被杀。遣唐使船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白将心中忧惧写在这首诗中：“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由此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乘船往来是多么凶险！
　　然而，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伴随隋唐遣使船的往返，中华文明迅速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封建典章制度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中华文化中的精粹，如书法、绘画、茶道和音乐等也经过漫长的浸润和改良，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航海文化的传递也需要这份不畏艰险、坚持不懈的航海精神，值得我们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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