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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载，南朝刘宋政权的一位亲王刘义康在政界惨败后，向沙门慧琳问道：“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百卷书。”意思是说刘义康由于不读书，没有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所以难免在政界失败。《宋书》曾记“义康素无学术，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也指明他的致命弱点在于不学无术，不能“以史为镜”，吸取历史经验为现实的政治活动服务。
有意思的是，史书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些资料却说明：一些亡国之君恰恰是学识渊博，酷爱诗书的。梁元帝在西魏铁骑即将攻入建康时，“入东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资治通鉴》，卷一六五)
一个被人视为因“不读百卷书”而身败名裂，一个感伤“读书万卷，犹有(亡国之)今日！”，在读书是否有益的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态度。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史官们有不少议论，其基本态度都倾向于“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一派。唐太宗著名的谏臣魏征在《陈书·陈后主传论》中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魏征在此把“才艺”和“亡国”联系起来，意在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必然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的梁元帝萧绎，史称“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辨敏速，冠绝一时。”“世祖(即元帝)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萧绎著书也很勤奋，曾著有《孝德传》等书三百四十五卷，这在封建帝王中是少见的。
被隋文帝称作“全无心肝”的陈后主，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据《陈书》载，“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激赏，加其爵位，是以缙绅之徒，咸知自励矣。”
以荒淫无度著称于史的隋炀帝，在文学上很自负，史书称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借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如此自命不凡，固然让人啼笑皆非，但从中也可看出，对于文学，他决不是外行。
至于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为人熟知的南唐李后主，则更是封建帝王中少见的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的佼佼者。他善属文，工书画，懂音律，作得一手绝妙好词。但终难免“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亡国下场。
身为人主，多有“才艺”为什么就要亡国？“才艺”和“亡国”有什么联系？魏征对此做了一些分析，他认为只为追求个人享乐而读书，而“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陈后主传》)这里，魏征看到“淫丽之文”和“浇伪之风”对巩固政权的危害，敏锐地察觉到提倡什么文风关系时代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魏征身为谏官重臣，立论多从政治角度着眼。对这个问题从思想上找根源，谈得较透彻的应是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中专门就“梁元帝读书亡国”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王夫之认为：“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王夫之认为，梁元帝之亡国，和读书无关在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决定梁朝必败；有关在于：梁元帝读书撰著在本质上和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享乐活动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玩”物，一个是“玩”书，“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王夫之的一个“玩”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找到了“才艺”和“亡国”之间的联结点。玩者，以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而为目的的享乐活动也。玩物固然丧志，“玩”书亦“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使人堕落沉沦的不仅仅是声色狗马一类的物质享乐活动。考察一下那些亡国之君进行的文学活动，无不是以“玩”做为基本态度的。在他们眼中，文学不过是酣歌醉舞的替代品，是一种较高级的享乐活动。赋诗为文和渔猎声色一样，成了他们腐朽淫靡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夫之认为，象梁元帝等亡国之君的“玩书”态度，是很危险的，“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小则害人，大则误国。因为读书本身决不是目的，它要有利于“身心”“伦物”和“政教”，只是一种克己修身治天下的手段。读书要“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总之，要读书，先立志，“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这正是梁元帝等人至死不悟的道理所在。梁元帝以为是读书害了他，这实在是一个大误会。他所看到的只是表象，而王夫之则把这表象之下埋藏很深的本质原因挖掘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史书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些资料却说明：一些亡国之君恰恰是学识渊博，酷爱诗书的。梁元帝在西魏铁骑即将攻入建康时，“入东
一个被人视为因“不读百卷书”而身败名裂，一个感伤“读书万卷，犹有(亡国之)今日！”，在读书是否有益的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态度。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史官们有不少议论，其基本态度都倾向于“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一派。唐太宗著名的谏臣魏征在《陈书·陈后主传论》中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魏征在此把“才艺”和“亡国”联系起来，意在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必然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的梁元帝萧绎，史称“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辨敏速，冠绝一时。”“世祖(即元帝)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萧绎著书也很勤奋，曾著有《孝德传》等书三百四十五卷，这在封建帝王中是少见的。
被隋文帝称作“全无心肝”的陈后主，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据《陈书》载，“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激赏，加其爵位，是以缙绅之徒，咸知自励矣。”
以荒淫无度著称于史的隋炀帝，在文学上很自负，史书称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借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如此自命不凡，固然让人啼笑皆非，但从中也可看出，对于文学，他决不是外行。
至于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为人熟知的南唐李后主，则更是封建帝王中少见的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的佼佼者。他善属文，工书画，懂音律，作得一手绝妙好词。但终难免“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亡国下场。
身为人主，多有“才艺”为什么就要亡国？“才艺”和“亡国”有什么联系？魏征对此做了一些分析，他认为只为追求个人享乐而读书，而“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陈后主传》)这里，魏征看到“淫丽之文”和“浇伪之风”对巩固政权的危害，敏锐地察觉到提倡什么文风关系时代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魏征身为谏官重臣，立论多从政治角度着眼。对这个问题从思想上找根源，谈得较透彻的应是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中专门就“梁元帝读书亡国”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王夫之认为：“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王夫之认为，梁元帝之亡国，和读书无关在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决定梁朝必败；有关在于：梁元帝读书撰著在本质上和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享乐活动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玩”物，一个是“玩”书，“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王夫之的一个“玩”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找到了“才艺”和“亡国”之间的联结点。玩者，以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而为目的的享乐活动也。玩物固然丧志，“玩”书亦“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使人堕落沉沦的不仅仅是声色狗马一类的物质享乐活动。考察一下那些亡国之君进行的文学活动，无不是以“玩”做为基本态度的。在他们眼中，文学不过是酣歌醉舞的替代品，是一种较高级的享乐活动。赋诗为文和渔猎声色一样，成了他们腐朽淫靡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夫之认为，象梁元帝等亡国之君的“玩书”态度，是很危险的，“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小则害人，大则误国。因为读书本身决不是目的，它要有利于“身心”“伦物”和“政教”，只是一种克己修身治天下的手段。读书要“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总之，要读书，先立志，“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这正是梁元帝等人至死不悟的道理所在。梁元帝以为是读书害了他，这实在是一个大误会。他所看到的只是表象，而王夫之则把这表象之下埋藏很深的本质原因挖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