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表述自己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kof8697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国对外进行自我展示的最佳场合往往是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世界上各知名的大报大刊的版面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出现的频率极高;在这些报刊制作的各类人物影响力排行榜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西方大片中的中国元素在增加,使用中国演员和在中国取景正在成为惯例。知名美剧《纸牌屋》中,出现了一个中国“红三代”兼国际买办的形象,按照美国文艺工作者的想象,这个中国人已经在企图用政治献金操控美国政局了。
  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对中国关注的增加,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中心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必然结果。
  无数双眼睛打量着中国,企图搞懂中国;中国方面也在借势传播自己,想要引导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传播学的角度,有学者将国家形象定义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或国家通过国际信息传播在国际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普遍的印象沉淀”。一个抽象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在互动中逐步构建出来的。

让别人说去吧


  2008年以来,为世界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中国,捍卫国际贸易传统规则最坚定的,也是中国。如果评价和贡献成正比,中国当前的国际形象应该非常正面才对。但事实远非如此,“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近来已经不像若干年前那样流行,但余波尚在,时不时在舆论中“借尸还魂”一下。虽然西方在经济上指望着中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但一定是要对中国进行这样那样的指责的。奥巴马2014年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中国搭便车30年”,“没人指望中国做事情”,便是变着法子“找茬”的代表。
  既然国际形象是自我呈现和他人评说两厢互动的结果,那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不是中国人单方面能够塑造的,它也不会是中国实际情形的客观反映。国际形象形成的过程中必定掺杂着他人的偏见,乃至恶意,这种扭曲性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当然,如今谈论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要注意名与实的差别。如果我们观察中美各层面的对话,会发现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在其间所起的真实作用是微乎其微的。2014年12月,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甚至明确表示,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希望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与奥巴马不久之后宣称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亚洲贸易规则的表态相映成趣。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意识层面的实质性冲突并不显著。
  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继续使用其继承自冷战时代的认识窠臼成为可能。即,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差异给西方提供了政治上可操作的空间,西方国家会把国家利益层面的冲突包装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作为交往和斗争中的牌来打。比如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走出去设置障碍,再比如虽然对中国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最坚定捍卫者这一事实心知肚明,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他国对中国的敌意或者畏惧是由中国的体量决定的。再引用奥巴马2010年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的一个表态,他说在一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会立刻同意他的看法,就是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也过上和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大家会一起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一方面是承认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发展带来的结果的恐惧,这是无可协调的矛盾。冷战后,美国将中国设定为头号战略对手,也是由中国作为大国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国际社会不可能存在完全善意的、客观的对中国的评说,这是由以上两点决定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故而,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可能完全是正面的,其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负面的部分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此,中国的态度应该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们应该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也就是把自我表述做好。

我们是谁?


  如果对方有诚意、有耐心了解和认识中国,他们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中国的正确印象,就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讲好自己的故事,把中国准确、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方面,中国做得不好。中国负责对外传播的群体缺乏讲述现代中国的能力,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无法在世人面前讲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的目标宣示就不具说服力了。
  一国对外进行自我展示的最佳场合往往是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因为这样的场合关注度既高,受政治偏见的左右也相对小,故而东道国会把开幕式打造成展示自己历史文化基因的舞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有过这样一次机会。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获得的评价颇高,但主要得自靠人海战术的表现形式,如果细究内容,则不得不说是相当失败的。表演由方块字、汉服、水墨画、中国戏剧、太极拳、传统乐器、歌曲《茉莉花》的旋律、中国哲学中“和”的理念等等空洞的文化符号堆砌而成,从时间跨度上,整个表演只展示了两个时期:古典中国和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这就割断了中国的历史,仿佛当代中国是直接从古典中国脱胎而来的。
  对比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表演,我们可以看到差别,也可以看到距离。索契的表演分4个章节,前两部分表现了前现代的俄罗斯,交代了俄罗斯的起源,展示了传统文化,接下来便转入表演的重头部分,表现了自十月革命以来前苏联进行现代化建设、抵抗法西斯入侵等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镰刀、斧头的元素也出现在表演中。前苏联早已不在,社会主义在俄罗斯也已成往事,但俄罗斯人没有刻意去忘记,而是自觉地承当了那段历史的继承人。这起码是对历史诚实的态度。   相形之下,2008年的鸟巢却在万众瞩目的时刻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残缺的中国形象,自1840年至1949年再到1976年的历史都被遮蔽了—这是衔接古典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重要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最为深入也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是古典中国被迫接受现代性理念并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多世纪。没有这段历史的展现,就讲不清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从何而来,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争和探索,创生了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这段历史的展现,也讲不清中国如今在为何而奋斗,不谈中国在近现代一个世纪的沦落,“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命题如何阐释?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主持拍摄了中国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并选择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一时引起相当大的关注。该宣传片包括“人物篇”和“角度篇”,前者选择了数十各行各业的精英,以其面孔拼接为30秒的长度;后者长达十几分钟,但表达模式与奥运开幕式演出如出一辙,是当代素材辅以古典文化符号的堆砌,格调上与各地方政府投拍的招商引资宣传片无异。
  无独有偶,俄罗斯也拍摄过国家形象宣传片,短短几分钟全景式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沉淀。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柏林帝国议会大厦,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都在片中得到了呈现。
  对历史的连续性进行自我阉割并不仅是对外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风气。
  不仅许多官方的宣传渠道如此,民间的中国表达也有类同的问题,在国际上获奖或引起关注的中国电影、文学作品等,大都存在以西方人的心理期待为准进行讲述的倾向。
  如果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把“我们是谁”的问题讲清楚,那怎么能指望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正确的国家形象呢?

自信才是最美的


  对历史文化的完整性进行自我阉割,缘于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经济的成功,对治疗知识界的“软骨症”尚无明显效果。
  主体性丧失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自我表述的失败上,也对外交产生着负面的影响。有些人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他人的喜好为喜好,时刻准备以他人的“指手画脚”为标准改造自己。在外交学界就有一些人物,总是担心外国人不喜欢我们,担心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恐惧,担心外国人不相信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于是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以便“结与国之欢心”。
  殊不知,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是利益之争,斗争是常态,平衡只能在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一味为他人着想不但不能使人满足,而且会激起他人更多的欲望。过度妥协也不能换来国际形象上的加分,中国不会因此被视为慷慨,而只会被视为软弱。
  克服“软骨症”的良药是自信,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自信。只有自信了,才能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大大方方地完整地呈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理直气壮地伸张自己的利益,也才能不为杂音所左右,专心做自己的事,或者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在斗争中占据制高点。
  中国是大国,大国便有大国的利益所系,大国也要有大国的威严。我们不必执迷于在国际上塑造亲和的形象,应该让人知道,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大国,也是敢于使用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大国。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法国期间借用拿破仑的话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他补充道,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可亲的狮子毕竟也是狮子,狮子不是吃胡萝卜的。
  另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主动地放弃意识形态阵地,同样是主体性丧失的表现,是把“接轨”、“转型”当作发展目标的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退却,中国在其他方面就容易陷入被动,在若干议题上被西方国家反复指摘,并在经贸领域被勒索。
  在这一领域建立自信,要基于对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成果的再发掘,基于对中国人在建设现代化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再认识,即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从中总结属于中国的普世主义理念。
  比如,2014年初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访华,行程结束前特地安排在成都品尝了一顿藏式午餐。这个行动是有深意的,既克制,又表明美国方面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应对的方式:既然第一夫人有这份用心,为什么不安排她到西藏走走看看,向她介绍一下西藏解放前政教合一的落后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残忍,再带她参观一下西藏民主改革后农奴翻身的历史,领略一下中国在西藏人权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米歇尔身为黑人,相信她会对奴隶制的罪恶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也会对“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历史进步表示诚挚的同情和支持。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悖论式的过程,越是在意他人的眼光,结果就越糟糕。过度在意他人,是不自信的表现,不自信则手足无措,做什么都不对。反之,自信了则挥洒自如,能坦然应对他人,也能得心应手地表述自己。
其他文献
读《南风窗》上一期封面策划“我们的精神史”较受触动,春节过去不久,《平凡的世界》还在热播,平时被冷落的乡村生活或者说乡愁突然被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一期专题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城乡流动这个历史过程造成的多重因果关联,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员流动从晚清就已开始,这其中既有自然的选择,也有战争、政治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从城市到乡村的“返流”,在20世纪到如今,可能只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两者之间呈现出来的自然
法庭的配置不亚于一个精心布置的剧场;庭审的程序一环接一环,再加上种种要求、种种限制,法庭看上去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但是作为实现正义的场所,这些也是必要的代价。  不久前,“死磕派”律师迟夙生到长沙开庭,庭后发了一条微博,曝光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雷人雷语”—“这里是法庭,不是讲法律的地方”。这句因为极端反常识而显得很傲慢的话,迅速传遍了网络。  当事法院事后公布了一段6分钟长的庭审视频,还原了公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到底有哪些新表现呢?文章列举了这样一些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
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世界大格局演变的历史视野来审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从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分水岭,也是整个亚洲从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复兴的一个新起点。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而作为世纪的发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演变成一场千万人头落地的血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帝国,最初的有力革命诉求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类似欧洲民族主
这不仅是一次对鲁哈尼执政能力肯定与否的民意投票,更是对伊朗未来道路改革或保守倾向选择的投票。改革派在这两场选举中的突破,可能为鲁哈尼谋求2017年连任总统增添助力。  伊朗2月26日新一届伊斯兰议会和专家委员会选举,不仅是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和经济制裁解除以来的首次全民选举,更是伊朗自1979年革命以来首次在同一天举行“两会”选举。  伊斯兰议会是伊朗的立法机关,4年一选,共290个席位,其中5席保留
前不久,在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上,一位财政系统的厅级官员说,媒体要更加“爱护”财政官员。因为这个系统很特殊,官员愿说、敢说的很少。  对“厅长”这话,我赞同其初衷,但不同意“爱护”的说法,用“理解”更好。  在中国,财政官员是个极其重要却特殊的官员群体。他们被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和其扮演的实际角色存在着不小的错位。  现实原因不易表达,但历史传统却很明了:帝制时代讲求道德治国,道德家被硬说成是国家
“战争的背后,就是商机。正因为它的危险,才鲜有人涉足这里。”在阿富汗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王先生说。阿富汗经过了近40年的战乱,终于在2003年之后,开始了战后重建。那些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嗅到了这里的商机。  然而好景不长,从2012年开始,阿富汗的局势又呈现出逐年恶化的趋势,直至2015年,已经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撤出了这里。目前在阿富汗的中国商人,10人的大桌就可以全部坐满。汇聚他们的地方,便是
讨论鲍勃·迪伦究竟是歌手还是诗人,诺奖是否在向流行文化示好,都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所谓经典,是由历史所筛选、后来者所定义的,上一个时代的流行未必能在下一个时代被重新提及,但真正的经典必然也会在未来时代找到它的同时代人。  2016年10月13日,中国媒体文艺版上的两则新闻相映成趣: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民谣歌手宋冬野因涉嫌吸毒被警方抓获。  宋冬野何许人?一个生于1987年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在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之后,都没有人能预见到中国的未来会是现在,可能很多人看清楚了方向,但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之快和面临的问题,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称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在这故事中,企业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走到现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的变迁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佳样本。艰难生长  如果说中国的
如果踏出的脚步是坚定的,就很难收回,因为不能收回。这一点,正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  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被各种威胁到执政党地位,威胁到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逼着走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  曾经,人们喊“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喊得太久,对深层次变革的期待也已经太久,现在,它们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