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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正在刮起所谓奥运旋风，为什么就不能刮起一阵更为重要的义务教育旋风?
建议从“修清史”的2亿资金中拨出1．95亿用于义务教育，而以500万修清史。
我们的施政方针和思想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从重视“面子工程”转向重视“里子工程”。媒体的关注也应有同样的转变。应当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做雪中送炭的事，而少做或不做锦上添花的事。
不妨将奥运与义务教育作一对比。我一点也不想贬损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但人们，特别是媒体，对奥运的关注和炒作无疑是过热了。举办奥运固然对改善北京人的生活质量等有重要作用，但本质上是一项“面子工程”。相形之下，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重要的“里子工程”，应是义务教育。
我对农村教育是十分隔膜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关注祖国教育的外籍华人学者直言，说自己还是文革时期受初等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但据其本人近年来调查，我们的义务教育竟不如“文革”时，小学生和初中生中途辍学的情况不少。这个发言使我吃惊。此后，我向一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进行询问，他们证实，那位华人学者的批评决非危言耸听。
法律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我们既然制订和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政府就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希望工程”、“献爱心”固然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看，就意味着不依法办事。许多地方政府对教育经费挤占挪用，竟成了家常便饭。在重视教育方面，东邻日本值得我们效法。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艰难岁月，日本尽管财政艰窘，还为中小学生供应免费午餐。中国近年来的财力有了极大增长，已完全具备了实行义务教育的条件。只要把许多面子工程的钱撙节下来，义务教育应是完全有财力保证的。例如耗资2亿(一说为8或9亿)的所谓“盛世修史”，就是一项标准的面子工程。我没有资格参加论证，但曾求一位论证者在会上提出建议，将1．95亿用于义务教育，500万用于修清史。事实上，修清史已存在恣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情况：请台湾学者来京，大摆阔气，住五星级豪华饭店，连台湾学者也感到过分奢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者，《北京晨报》2003年10月28日报道，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资助湘西贫困生：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3元钱，“不得不放下自己心爱的书包”。我们将修清史等的巨额资金，转用于义务教育，是多么必要!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但多年以来，许多锦上添花的面子工程却又侈靡成风，用钱如泥沙不惜。为了装饰“盛世”，上报政绩，甚至不惜侵害群众利益。另一方面，许多雪中送炭的里子工程缺乏资金，办得不理想，甚至颇糟。这自然又与“盛世”不符。
要“面子”而不顾“里子”，确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应当彻底革除的陋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隋炀帝曾规定洛阳“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要面子的结果，无非是面子和里子一概丢光。隋炀帝虚夸“华盛”，大搞形式主义，自欺而不能欺人，难道不值得作为千古鉴诫?
温家宝总理说，本届政府要将办教育作为首要的任务。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关键在于落实。如今教育部提出一费制。据一位地方官员说，他曾在一个贫困县调查和核算过，如果要实行此项制度，即使动用本县的全部财政收入，也还是不够一费制的教育支出。
依我之见，既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循名责实，就不该收小学和初中生一文钱，一费制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实施完全的免费教育。只要我们大力整顿和砍削各种面子工程的经费，今后原则上不搞面子工程，各地的义务教育经费有严格核算和中央的财政资助，并且严防各地政府挤占挪用教育经费，这件造福于我们民族千秋万代的德政是可以办成的，其重大意义无疑要超过举办奥运千百倍。
已进入21世纪，我们的民族在实行义务教育方面，再也延误不得，如果再产生新的文盲，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目前，媒体正在刮起所谓奥运旋风，为什么就不能刮起一阵更为重要的义务教育旋风?我们大家都要为贯彻义务教育法出谋划策，监督各级政府执行此法，力争不让一个少年儿童失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建议从“修清史”的2亿资金中拨出1．95亿用于义务教育，而以500万修清史。
我们的施政方针和思想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从重视“面子工程”转向重视“里子工程”。媒体的关注也应有同样的转变。应当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做雪中送炭的事，而少做或不做锦上添花的事。
不妨将奥运与义务教育作一对比。我一点也不想贬损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但人们，特别是媒体，对奥运的关注和炒作无疑是过热了。举办奥运固然对改善北京人的生活质量等有重要作用，但本质上是一项“面子工程”。相形之下，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重要的“里子工程”，应是义务教育。
我对农村教育是十分隔膜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关注祖国教育的外籍华人学者直言，说自己还是文革时期受初等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但据其本人近年来调查，我们的义务教育竟不如“文革”时，小学生和初中生中途辍学的情况不少。这个发言使我吃惊。此后，我向一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进行询问，他们证实，那位华人学者的批评决非危言耸听。
法律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我们既然制订和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政府就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希望工程”、“献爱心”固然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看，就意味着不依法办事。许多地方政府对教育经费挤占挪用，竟成了家常便饭。在重视教育方面，东邻日本值得我们效法。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艰难岁月，日本尽管财政艰窘，还为中小学生供应免费午餐。中国近年来的财力有了极大增长，已完全具备了实行义务教育的条件。只要把许多面子工程的钱撙节下来，义务教育应是完全有财力保证的。例如耗资2亿(一说为8或9亿)的所谓“盛世修史”，就是一项标准的面子工程。我没有资格参加论证，但曾求一位论证者在会上提出建议，将1．95亿用于义务教育，500万用于修清史。事实上，修清史已存在恣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情况：请台湾学者来京，大摆阔气，住五星级豪华饭店，连台湾学者也感到过分奢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者，《北京晨报》2003年10月28日报道，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资助湘西贫困生：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3元钱，“不得不放下自己心爱的书包”。我们将修清史等的巨额资金，转用于义务教育，是多么必要!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但多年以来，许多锦上添花的面子工程却又侈靡成风，用钱如泥沙不惜。为了装饰“盛世”，上报政绩，甚至不惜侵害群众利益。另一方面，许多雪中送炭的里子工程缺乏资金，办得不理想，甚至颇糟。这自然又与“盛世”不符。
要“面子”而不顾“里子”，确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应当彻底革除的陋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隋炀帝曾规定洛阳“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要面子的结果，无非是面子和里子一概丢光。隋炀帝虚夸“华盛”，大搞形式主义，自欺而不能欺人，难道不值得作为千古鉴诫?
温家宝总理说，本届政府要将办教育作为首要的任务。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关键在于落实。如今教育部提出一费制。据一位地方官员说，他曾在一个贫困县调查和核算过，如果要实行此项制度，即使动用本县的全部财政收入，也还是不够一费制的教育支出。
依我之见，既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循名责实，就不该收小学和初中生一文钱，一费制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实施完全的免费教育。只要我们大力整顿和砍削各种面子工程的经费，今后原则上不搞面子工程，各地的义务教育经费有严格核算和中央的财政资助，并且严防各地政府挤占挪用教育经费，这件造福于我们民族千秋万代的德政是可以办成的，其重大意义无疑要超过举办奥运千百倍。
已进入21世纪，我们的民族在实行义务教育方面，再也延误不得，如果再产生新的文盲，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目前，媒体正在刮起所谓奥运旋风，为什么就不能刮起一阵更为重要的义务教育旋风?我们大家都要为贯彻义务教育法出谋划策，监督各级政府执行此法，力争不让一个少年儿童失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