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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坠落的人》是德里罗在2007年推出的一部关于“9·11”事件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德里罗细致地描绘了恐怖事件给美国的普通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和他们是如何进行自我救赎的。德里罗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精准地刻画出“9·11”之后美国人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挣扎。
关键词：创伤 救赎 唐·德里罗 坠落的人 9·11
一
唐·德里罗（Don·DeLillo）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而且总是被冠以“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头衔，是一位既拥有广大读者，又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美国小说家。德里罗与托马斯·品钦，科马克·麦卡锡及菲利普·罗斯被誉为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家。当下在美国文坛颇负盛名的作家，如乔纳森·弗朗钦，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等都将德里罗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作为一位叙事风格独特的多产作家，德里罗一共写下了十五部小说，四部剧本。2007年，德里罗又推出了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坠落的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英美各大报刊的关注。《伦敦书评》称之为一部杰作；《哈佛书评》认为德里罗写下了“9·11”小说的定义之作；《泰晤士报》将其视为为“9·11”中的纽约和那些坠落者而作的一曲圣歌。究竟为何德里罗的《坠落的人》能在众多“9·11”题材的小说中脱颖而出，受到如此推崇呢？
德里罗于2007年推出的这部直指“9·11”事件的力作较少关注事件本身，而是探索了恐怖事件对普通大众的心理造成的冲击和创伤及自我救赎。在书中，德里罗通过小说的几个主人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如何继续生活？”
二
在整个小说中，德里罗一直关注着每个人物在自身的经历中，在“9·11”事件中受到的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如何进行自我疗伤并继续生存下去。那么，究竟如何来定义创伤？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创伤有过细致的分析和描述。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可分为三个层次：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及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弗洛伊德并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弗洛伊德还提出，创伤导致了心灵的伤害。“荣格完全赞同弗洛伊德所做的努力，包括在讨论创伤的意义维度，无意识幻想，和无意识焦虑”[2]。在对创伤理论的研究中，无论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强调潜在的无意识幻想的创伤性作用。两人都曾经观察自己的病人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他们如何与无意识幻想交流，有时候，病人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这使得创伤变得更具伤害性。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中有共性：“他们都强调内在心理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他们都强调无意识幻想在处理创伤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2]
凯西·卡鲁斯，安妮·怀特海德等人又将创伤理论运用到对创伤文学的研究。卡鲁斯在解读了弗洛伊德的相关作品后，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经验滞后的观点，形成她自己的创伤理论。在《无名的体验： 创伤、叙事与历史》中，卡鲁斯指出，创伤“是对一个或几个重要事件的反应，时间上通常滞后，表现为重复、幻想、梦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为等形式”[3]。“安妮·怀特海德的著作《创伤小说》将卡鲁斯关于创伤间接指涉历史及创伤的非线性时间体验应用到当代创伤小说中的闹鬼，着魔，重复及记忆∕叙事碎片化的分析上。她分析了创伤在指涉性、主体性、互文性、情结结构和时间结构诸方面都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所做的扬弃，并将创伤小说研究延伸到对历史、伦理、集体记忆的研究上”[4]。
小说中的人物都备受创伤的困扰。男主人公，基斯，作为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人，亲眼目睹双塔的倒塌和好友的离世，令其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如同生活在梦魇之中。在刚从灾难中逃离，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道上的基斯就处于梦游的状态。在其后的生活里，创伤一直是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甚至常常看到已经死去的好友鲁姆齐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同时基斯也在奋力想要摆脱这种心理困扰。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基斯结识了另一名受害人佛洛伦斯，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基斯与佛洛伦斯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创伤之后的一种互相慰藉。在对彼此的倾诉中，双方都得到了心理上的释放。由此可见，倾诉对心理创伤的治疗有相当大的力量。而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基斯完全摆脱心理上的困扰，在他和佛洛伦斯在商场，遇到两个男子出言不逊的时候，基斯对他们大打出手，仿佛以此来发泄内心的压抑。心理创伤在得不到缓解和释放的时候，创伤者往往会采取暴力去伤害自己或他人。与佛洛伦斯的婚外情并没有帮助基斯摆脱他的创伤记忆，当他无法再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心理慰藉的时候，他转向了另一种排解方式——打扑克。在“9·11”事件之前，打扑克牌是基斯的业余爱好，闲暇时间他经常与好友组牌局打牌。在基斯的牌友中，有两人在“9·11”中遇难。基斯沉迷于打牌，希望借此来缓解创伤带来的压力。他甚至成为一名专业的扑克牌选手，周游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比赛或长期逗留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沉溺其中。直到小说的终篇，基斯都没能摆脱恐怖事件给他带来的困扰。和许多纽约人一样，他的人生从此满是失落与悲伤，情感的世界已面目全非。
而基斯的妻子，丽昂，也饱受创伤记忆的困扰。创伤的记忆会如梦魇一般不断侵扰创伤者，而创伤者很难去区分幻想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会突然唤起他们的创伤记忆，激发他们的创伤体验。丽昂的父亲不堪老年痴呆症的困扰而选择开枪自杀。这个事件本身对丽昂产生了无法抹去的心理创伤，这就是为何丽昂坚持为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主持一个写作小组。她鼓励那些病人写下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大家一起对某个事情开展讨论，丽昂寄希望于这些活动能改善老人们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与疾病做斗争。其实，在内心深处，丽昂的这个写作小组也是在帮助她自己与父亲自杀带来的创伤做斗争。多年来，这段创伤记忆一直困扰着丽昂。从小说中，我们读到：“他死于自杀。自从他开枪自杀之后，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她在回忆时常常周期性重复这五个字”[1]。丽昂一直对父亲的死无法释怀，而故人已矣，她只能从帮助与父亲同样深受疾病困扰的老人中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对丽昂而言，帮助那些老人就如在帮助自己的父亲。 虽然与基斯不同，丽昂并没有亲身经历恐怖袭击，但是与许多纽约人一样，双塔的倒塌，亲人的经历依然给他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这一点，从丽昂对一位行为艺术家的坠落表演的反应中清晰可见。某一天，丽昂在去车站接母亲的途中，看到了这位叫戴维·雅尼阿克的行为艺术家正在进行高空坠落的表演。这位被称为“坠落的人”的行为艺术家在恐怖事件之后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在各个公共场合进行高空坠落的表演。他让人回想起双塔遇袭陷入火海时，人们从高空摔下或被迫跳下的可怕情景。有人对他的表演感到愤怒，因为他唤起了人们的创伤记忆。之后，丽昂又一次亲眼目睹他的行为艺术表演。这一次近距离的观看使得丽昂更近一步地感受到了他的坠落带来的冲击。“她想要与人分享的只是一个神色，捕捉某人的目光，看一看她已经感觉到的东西”[1]。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的直觉使得丽昂更能理解“坠落的人”的表演，仿佛在他从高空坠落的一瞬间，丽昂感受到了双塔倒塌时人们从高空坠落的感觉一样。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也常常会激起丽昂的创伤记忆。母亲墙上悬挂的画，邻居家的音乐声都让丽昂回想起恐怖袭击。创伤者会不自觉地对创伤事件反复回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绪会失控，会让创伤者歇斯底里甚至施以暴力。丽昂，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在邻居反复播放异域情调的音乐时感到极其愤怒，甚至对其邻居大打出手，因为这种音乐让她联想起恐怖分子。由此可见，在“9·11”事件过后，人们的创伤记忆使得他们十分敏感，一点小事足以点燃他们的怒火，使他们借以发泄内心的压抑。
而基斯和丽昂的儿子贾斯廷对恐怖事件的反应与父母又截然不同。创伤对于儿童的心理影响尤为巨大，而且这种影响极可能会伴其一生。
除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饱受创伤的困扰，书中的其他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体验。例如，与基斯一样的幸存者，佛洛伦斯也承受着恐怖事件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她的一位朋友在恐怖袭击中失踪，而佛洛伦斯却固执地在深夜拨打她的电话，任由电话响着。这都是创伤记忆给人们带来的反常的行为特征。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一位名叫哈马德的恐怖分子。德里罗详细地描述了哈马德是如何接受各项训练，直至最终驾机撞向双塔的过程。哈马德虽然是一名令人憎恨的恐怖分子，但是德里罗并没有描述他是如何的残忍和冷血，而是着力刻画了他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展现了哈马德自身的创伤体验。在哈马德的记忆中，反复出现死亡的意象。因为他一直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无论是目睹阿拉伯河战场上的那些什叶派娃娃兵死去，还是在训练营里亲手用佩刀杀死一头骆驼，直至最终选择自杀式撞击结束自己的生命。哈马德一直在死神的边缘徘徊，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里，他开始理解，“死亡比生命更强大”[1]。从哈马德这个人物身上，德里罗也探讨了人性的黑暗面，为什么恐怖分子能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残忍地杀害众多无辜的民众？哈马德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死亡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他最初也在质疑，“可是，一个人是否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种使命？”[1]但是，在不断地接受死亡训练之后，哈马德逐渐对死亡麻木，最终走上恐怖袭击的不归路。
《坠落的人》“就像一部创伤之书，汇集了众多不同的创伤病例”[5]。无论是“9·11”事件给书中人物带来的集体创伤，还是小说人物的个人创伤记忆，都为创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在《坠落的人》中，“9·11”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梦魇一般地侵蚀着人类的生存，德里罗描写了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深深透露出他对美国普通民众在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心理创伤的理解与关注。德里罗在关注创伤的同时，也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试图来探索缓解心理创伤的途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有着自己治疗创伤的方法，无论这些方法是否奏效，都是人类在面临精神苦旅时的挣扎与自我救赎。在小说的最后，德里罗通过女主人公丽昂，给经历创伤的人们带来了勇气和希望：“她已经准备好独自生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1]。
参考文献：
[1] DeLlilo Don. Falling Man [M]. London： Picador， 2007.
[2]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5-96.
[3]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and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P， 1996（4）.
[4]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4）：30.
[5]朴玉.从德里罗“坠落的人”看美国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 2011（2）：62.
关键词：创伤 救赎 唐·德里罗 坠落的人 9·11
一
唐·德里罗（Don·DeLillo）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而且总是被冠以“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头衔，是一位既拥有广大读者，又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美国小说家。德里罗与托马斯·品钦，科马克·麦卡锡及菲利普·罗斯被誉为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家。当下在美国文坛颇负盛名的作家，如乔纳森·弗朗钦，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等都将德里罗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作为一位叙事风格独特的多产作家，德里罗一共写下了十五部小说，四部剧本。2007年，德里罗又推出了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坠落的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英美各大报刊的关注。《伦敦书评》称之为一部杰作；《哈佛书评》认为德里罗写下了“9·11”小说的定义之作；《泰晤士报》将其视为为“9·11”中的纽约和那些坠落者而作的一曲圣歌。究竟为何德里罗的《坠落的人》能在众多“9·11”题材的小说中脱颖而出，受到如此推崇呢？
德里罗于2007年推出的这部直指“9·11”事件的力作较少关注事件本身，而是探索了恐怖事件对普通大众的心理造成的冲击和创伤及自我救赎。在书中，德里罗通过小说的几个主人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如何继续生活？”
二
在整个小说中，德里罗一直关注着每个人物在自身的经历中，在“9·11”事件中受到的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如何进行自我疗伤并继续生存下去。那么，究竟如何来定义创伤？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创伤有过细致的分析和描述。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可分为三个层次：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及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弗洛伊德并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弗洛伊德还提出，创伤导致了心灵的伤害。“荣格完全赞同弗洛伊德所做的努力，包括在讨论创伤的意义维度，无意识幻想，和无意识焦虑”[2]。在对创伤理论的研究中，无论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强调潜在的无意识幻想的创伤性作用。两人都曾经观察自己的病人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他们如何与无意识幻想交流，有时候，病人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这使得创伤变得更具伤害性。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中有共性：“他们都强调内在心理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他们都强调无意识幻想在处理创伤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2]
凯西·卡鲁斯，安妮·怀特海德等人又将创伤理论运用到对创伤文学的研究。卡鲁斯在解读了弗洛伊德的相关作品后，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经验滞后的观点，形成她自己的创伤理论。在《无名的体验： 创伤、叙事与历史》中，卡鲁斯指出，创伤“是对一个或几个重要事件的反应，时间上通常滞后，表现为重复、幻想、梦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为等形式”[3]。“安妮·怀特海德的著作《创伤小说》将卡鲁斯关于创伤间接指涉历史及创伤的非线性时间体验应用到当代创伤小说中的闹鬼，着魔，重复及记忆∕叙事碎片化的分析上。她分析了创伤在指涉性、主体性、互文性、情结结构和时间结构诸方面都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所做的扬弃，并将创伤小说研究延伸到对历史、伦理、集体记忆的研究上”[4]。
小说中的人物都备受创伤的困扰。男主人公，基斯，作为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人，亲眼目睹双塔的倒塌和好友的离世，令其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如同生活在梦魇之中。在刚从灾难中逃离，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道上的基斯就处于梦游的状态。在其后的生活里，创伤一直是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甚至常常看到已经死去的好友鲁姆齐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同时基斯也在奋力想要摆脱这种心理困扰。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基斯结识了另一名受害人佛洛伦斯，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基斯与佛洛伦斯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创伤之后的一种互相慰藉。在对彼此的倾诉中，双方都得到了心理上的释放。由此可见，倾诉对心理创伤的治疗有相当大的力量。而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基斯完全摆脱心理上的困扰，在他和佛洛伦斯在商场，遇到两个男子出言不逊的时候，基斯对他们大打出手，仿佛以此来发泄内心的压抑。心理创伤在得不到缓解和释放的时候，创伤者往往会采取暴力去伤害自己或他人。与佛洛伦斯的婚外情并没有帮助基斯摆脱他的创伤记忆，当他无法再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心理慰藉的时候，他转向了另一种排解方式——打扑克。在“9·11”事件之前，打扑克牌是基斯的业余爱好，闲暇时间他经常与好友组牌局打牌。在基斯的牌友中，有两人在“9·11”中遇难。基斯沉迷于打牌，希望借此来缓解创伤带来的压力。他甚至成为一名专业的扑克牌选手，周游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比赛或长期逗留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沉溺其中。直到小说的终篇，基斯都没能摆脱恐怖事件给他带来的困扰。和许多纽约人一样，他的人生从此满是失落与悲伤，情感的世界已面目全非。
而基斯的妻子，丽昂，也饱受创伤记忆的困扰。创伤的记忆会如梦魇一般不断侵扰创伤者，而创伤者很难去区分幻想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会突然唤起他们的创伤记忆，激发他们的创伤体验。丽昂的父亲不堪老年痴呆症的困扰而选择开枪自杀。这个事件本身对丽昂产生了无法抹去的心理创伤，这就是为何丽昂坚持为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主持一个写作小组。她鼓励那些病人写下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大家一起对某个事情开展讨论，丽昂寄希望于这些活动能改善老人们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与疾病做斗争。其实，在内心深处，丽昂的这个写作小组也是在帮助她自己与父亲自杀带来的创伤做斗争。多年来，这段创伤记忆一直困扰着丽昂。从小说中，我们读到：“他死于自杀。自从他开枪自杀之后，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她在回忆时常常周期性重复这五个字”[1]。丽昂一直对父亲的死无法释怀，而故人已矣，她只能从帮助与父亲同样深受疾病困扰的老人中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对丽昂而言，帮助那些老人就如在帮助自己的父亲。 虽然与基斯不同，丽昂并没有亲身经历恐怖袭击，但是与许多纽约人一样，双塔的倒塌，亲人的经历依然给他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这一点，从丽昂对一位行为艺术家的坠落表演的反应中清晰可见。某一天，丽昂在去车站接母亲的途中，看到了这位叫戴维·雅尼阿克的行为艺术家正在进行高空坠落的表演。这位被称为“坠落的人”的行为艺术家在恐怖事件之后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在各个公共场合进行高空坠落的表演。他让人回想起双塔遇袭陷入火海时，人们从高空摔下或被迫跳下的可怕情景。有人对他的表演感到愤怒，因为他唤起了人们的创伤记忆。之后，丽昂又一次亲眼目睹他的行为艺术表演。这一次近距离的观看使得丽昂更近一步地感受到了他的坠落带来的冲击。“她想要与人分享的只是一个神色，捕捉某人的目光，看一看她已经感觉到的东西”[1]。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的直觉使得丽昂更能理解“坠落的人”的表演，仿佛在他从高空坠落的一瞬间，丽昂感受到了双塔倒塌时人们从高空坠落的感觉一样。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也常常会激起丽昂的创伤记忆。母亲墙上悬挂的画，邻居家的音乐声都让丽昂回想起恐怖袭击。创伤者会不自觉地对创伤事件反复回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绪会失控，会让创伤者歇斯底里甚至施以暴力。丽昂，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在邻居反复播放异域情调的音乐时感到极其愤怒，甚至对其邻居大打出手，因为这种音乐让她联想起恐怖分子。由此可见，在“9·11”事件过后，人们的创伤记忆使得他们十分敏感，一点小事足以点燃他们的怒火，使他们借以发泄内心的压抑。
而基斯和丽昂的儿子贾斯廷对恐怖事件的反应与父母又截然不同。创伤对于儿童的心理影响尤为巨大，而且这种影响极可能会伴其一生。
除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饱受创伤的困扰，书中的其他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体验。例如，与基斯一样的幸存者，佛洛伦斯也承受着恐怖事件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她的一位朋友在恐怖袭击中失踪，而佛洛伦斯却固执地在深夜拨打她的电话，任由电话响着。这都是创伤记忆给人们带来的反常的行为特征。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一位名叫哈马德的恐怖分子。德里罗详细地描述了哈马德是如何接受各项训练，直至最终驾机撞向双塔的过程。哈马德虽然是一名令人憎恨的恐怖分子，但是德里罗并没有描述他是如何的残忍和冷血，而是着力刻画了他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展现了哈马德自身的创伤体验。在哈马德的记忆中，反复出现死亡的意象。因为他一直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无论是目睹阿拉伯河战场上的那些什叶派娃娃兵死去，还是在训练营里亲手用佩刀杀死一头骆驼，直至最终选择自杀式撞击结束自己的生命。哈马德一直在死神的边缘徘徊，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里，他开始理解，“死亡比生命更强大”[1]。从哈马德这个人物身上，德里罗也探讨了人性的黑暗面，为什么恐怖分子能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残忍地杀害众多无辜的民众？哈马德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死亡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他最初也在质疑，“可是，一个人是否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种使命？”[1]但是，在不断地接受死亡训练之后，哈马德逐渐对死亡麻木，最终走上恐怖袭击的不归路。
《坠落的人》“就像一部创伤之书，汇集了众多不同的创伤病例”[5]。无论是“9·11”事件给书中人物带来的集体创伤，还是小说人物的个人创伤记忆，都为创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在《坠落的人》中，“9·11”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梦魇一般地侵蚀着人类的生存，德里罗描写了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深深透露出他对美国普通民众在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心理创伤的理解与关注。德里罗在关注创伤的同时，也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试图来探索缓解心理创伤的途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有着自己治疗创伤的方法，无论这些方法是否奏效，都是人类在面临精神苦旅时的挣扎与自我救赎。在小说的最后，德里罗通过女主人公丽昂，给经历创伤的人们带来了勇气和希望：“她已经准备好独自生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1]。
参考文献：
[1] DeLlilo Don. Falling Man [M]. London： Picador， 2007.
[2]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5-96.
[3]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and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P， 1996（4）.
[4]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4）：30.
[5]朴玉.从德里罗“坠落的人”看美国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 201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