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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624年—705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不仅自己尊奉佛教，礼敬高僧，还以帝王的影响力建寺造像、支持译经，推动了唐代佛教的发展。
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先后嫁给两个皇帝——唐太宗和他的儿子唐高宗；她生了两个皇帝——唐中宗和唐睿宗兄弟；而她本人，也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成功“逆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史籍记载，武则天是一位佛门居士。然而对她来说，佛教是心灵的依怙，还是政治工具？她是一个笃诚的佛教信仰者，还是一个信仰的投机者？她是借權力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还是借信仰走向权力的顶峰？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有一个事实都难以回避：在唐代，佛教的深入人心、繁荣发展，与武则天的支持、推动密不可分。正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真正合流，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格刚烈的武才人
武氏一门与李唐王朝渊源颇深。隋大业年间，任职太原的李渊（后来建立唐朝的唐高祖）即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音同约）相熟。李渊起兵反隋后，武家曾资助了大量钱粮财物。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士彟作为“元从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
武士彟的妻子去世后，李渊把前隋朝宰相杨达之女介绍给他，生下武则天姐妹。贞观九年（635年），武士彟去世，同父异母的兄长们对待继母杨氏日益放肆无礼。无奈之下，杨氏只得带着武则天等人，从荆州（今湖北江陵）迁居长安（今陕西西安）。
14岁时，武则天因貌美知礼，被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中，封为“才人”，相当于皇帝的近身伺女。有关武则天此时的宫中生活，《新唐书》中仅记录了她晚年的一则回忆。
当时，西域属国进贡了一匹骏马，野性难驯。武则天说：“我能制服它！”李世民听了颇为好奇，问：“你怎么制服它？”武则天说：“要制服它需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再用铁棍敲它的脑袋；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李世民听后，定睛看了看眼前的女人，随之陷入沉默。
性格刚烈的武则天，并未能得到李世民过多的宠爱。入宫12年，从少女成长为妇人，她的身份一直是“才人”。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与其他没有子女的嫔妃一起，被遣往感业寺，出家为尼。一年后，李治为追祭太宗，入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相遇。
当年，李治在病榻前服侍重病的太宗時，已与武则天两情相悦。此刻两人重逢，互诉离别之苦。不久，武则天再度入宫，一年后生下长子李弘，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立武则天为皇后。
以佛经故事铺就称帝之路
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武则天自述其“幼崇释教，夙慕皈依”“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她的母亲杨氏，为隋朝王室之后；隋王室例有信佛的传统，杨氏也不例外，一生念佛清修。武则天自幼受母亲影响，笃信佛教。
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诵经礼佛，律己修福。木鱼清磬的日课，不仅消解了她内心的寂寥，更让她找到了心灵的依怙，从此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据记载，显庆元年（656年），武则天在生第三个儿子时遭遇难产。她赶忙召见玄奘大师，求佛哀佑，予以加持。玄奘告诉她生产会很顺利，并且即将出生的是个男孩。果然，祈福法事之后，母子平安。武则天请玄奘为新生儿赐法号“佛光王”，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患风疾，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上元元年（674年），朝廷下诏尊唐高宗李治为“天皇”，皇后武则天为“天后”，形成了“二圣临朝”的事实。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中宗李显继位，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黜。一年后，睿宗李旦继位，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圣衷独断”，谋划着自己的称帝之路。
儒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观念，自古深入人心，武则天要称帝，必须找到可依凭的理论依据。有一次，在阅读《大云经》时，她读到南印度的净光天女，以女身为王，深受人民爱戴，国家繁荣昌盛。于是，她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命僧人为大众讲解《大云经》。
净光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同样，作为一个热忱的佛教徒，武则天也可以继承丈夫的皇位。武则天用佛经故事，建立了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则天大圣皇帝”，定都洛阳。称帝后，她本着菩萨利益世间的原则，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举办科举，拔擢贤才；整顿吏治，严惩贪吏；广开言路，注意纳谏；鼓励农耕，发展农业。
武则天有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她称帝后不久，地方上有人起兵反对。诗人骆宾王写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武则天看后，非但不怒，反而感慨地说：“如此之才，不为我用，宰相之过也。”
崇佛、重法、尊僧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文化一直存在着理念上的冲突。僧人只接受佛陀的教规，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可以不礼拜君王与父母，这显然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所以，唐初高祖、太宗两朝，一直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
作为前朝的国戚、重臣，李渊对杨坚、杨广父子崇佛而国祚未久，始终心有疑惑。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佛道诏》，“长安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尽管佛、道都在清理之列，但对佛教的打压明显更为严重。以长安为例，道观减少至1/5，而佛寺数量却仅剩原来的1/40。
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在各地兴建悯忠寺，超度牺牲将士，一方面又令官员“检校佛法，清肃非滥”，致使僧尼数量大幅减少；一方面支持玄奘翻译佛经，一方面又规定在宗教活动中，道士位列僧人之前。直到高宗时期，僧道名位的高下，也一直未有更改。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晋升为“天后”，代替高宗处理朝政。她以高宗的名义下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佛教终于取得了与道教平起平坐的机会。天授二年（691年），称帝后的武则天再次下诏，“自今之后，如有法事聚集，僧道应齐行并集，定为永式，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自此，佛教开始位列道教之前，“崇道抑佛”的政策终于扭转。
武则天认为，世人受持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可辅助治国；佛法兴则人心安，人心安则国运昌。执政期间，她崇佛、重法、尊僧，以帝王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
崇佛，以凿造大佛为典型。为开凿龙门石窟卢舍那佛，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完工后还亲自主持开光仪式。敦煌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第九十六号石窟中高33米的弥勒佛像，也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
重法，以资助译经为代表。武则天时代，译经事业空前繁荣。她多次亲临译场，还写下了后世熟知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首赞颂佛法的偈子，至今传诵不绝。
在尊僧方面，武則天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天册元年（695年），取经僧义净大师从天竺带回近400部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300粒，她亲自到洛阳东门外跪迎；她礼请法藏大师讲解《华严经》，“华严宗”在她的支持下，成为影响广泛的宗派；她下诏迎请禅宗北宗神秀禅师入宫，顶礼跪拜，朝夕问道，尊为“国师”，还赐予禅宗南宗慧能禅师磨纳袈裟、水晶钵等物。
无字碑：曲终人不见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信佛、礼佛、造像、讲经的潮流，深入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作为佛教徒的武则天，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各地设立悲田养病坊，帮助贫病之人。她鼓励寺院开办庙会，开设戏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佛经故事，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佛教教义。这些举措，推动了佛教文化走出寺院，走向世俗生活。
晚年，武则天还命人编纂了《三教珠英》一书。该书荟萃了儒、释、教三家经典的精华，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融会三教的文献汇編。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中国文化真正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交融的全新局面。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武则天退位。同年11月26日，武则天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唐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柩返回长安，将她与唐高宗一起安葬于乾陵，并评价她“英才远略，鸿业大勋，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然而，有关武则天的传奇，并没有随着她的离去而消失。武则天留下的最后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在她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前，立起了一方硕大的无字碑。
这方无字碑，不著一字，却尽得风流，也体现出武则天对佛法的透彻领悟。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先后嫁给两个皇帝——唐太宗和他的儿子唐高宗；她生了两个皇帝——唐中宗和唐睿宗兄弟；而她本人，也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成功“逆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史籍记载，武则天是一位佛门居士。然而对她来说，佛教是心灵的依怙，还是政治工具？她是一个笃诚的佛教信仰者，还是一个信仰的投机者？她是借權力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还是借信仰走向权力的顶峰？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有一个事实都难以回避：在唐代，佛教的深入人心、繁荣发展，与武则天的支持、推动密不可分。正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真正合流，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格刚烈的武才人
武氏一门与李唐王朝渊源颇深。隋大业年间，任职太原的李渊（后来建立唐朝的唐高祖）即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音同约）相熟。李渊起兵反隋后，武家曾资助了大量钱粮财物。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士彟作为“元从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
武士彟的妻子去世后，李渊把前隋朝宰相杨达之女介绍给他，生下武则天姐妹。贞观九年（635年），武士彟去世，同父异母的兄长们对待继母杨氏日益放肆无礼。无奈之下，杨氏只得带着武则天等人，从荆州（今湖北江陵）迁居长安（今陕西西安）。
14岁时，武则天因貌美知礼，被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中，封为“才人”，相当于皇帝的近身伺女。有关武则天此时的宫中生活，《新唐书》中仅记录了她晚年的一则回忆。
当时，西域属国进贡了一匹骏马，野性难驯。武则天说：“我能制服它！”李世民听了颇为好奇，问：“你怎么制服它？”武则天说：“要制服它需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再用铁棍敲它的脑袋；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李世民听后，定睛看了看眼前的女人，随之陷入沉默。
性格刚烈的武则天，并未能得到李世民过多的宠爱。入宫12年，从少女成长为妇人，她的身份一直是“才人”。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与其他没有子女的嫔妃一起，被遣往感业寺，出家为尼。一年后，李治为追祭太宗，入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相遇。
当年，李治在病榻前服侍重病的太宗時，已与武则天两情相悦。此刻两人重逢，互诉离别之苦。不久，武则天再度入宫，一年后生下长子李弘，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立武则天为皇后。
以佛经故事铺就称帝之路
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武则天自述其“幼崇释教，夙慕皈依”“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她的母亲杨氏，为隋朝王室之后；隋王室例有信佛的传统，杨氏也不例外，一生念佛清修。武则天自幼受母亲影响，笃信佛教。
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诵经礼佛，律己修福。木鱼清磬的日课，不仅消解了她内心的寂寥，更让她找到了心灵的依怙，从此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据记载，显庆元年（656年），武则天在生第三个儿子时遭遇难产。她赶忙召见玄奘大师，求佛哀佑，予以加持。玄奘告诉她生产会很顺利，并且即将出生的是个男孩。果然，祈福法事之后，母子平安。武则天请玄奘为新生儿赐法号“佛光王”，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患风疾，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上元元年（674年），朝廷下诏尊唐高宗李治为“天皇”，皇后武则天为“天后”，形成了“二圣临朝”的事实。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中宗李显继位，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黜。一年后，睿宗李旦继位，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圣衷独断”，谋划着自己的称帝之路。
儒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观念，自古深入人心，武则天要称帝，必须找到可依凭的理论依据。有一次，在阅读《大云经》时，她读到南印度的净光天女，以女身为王，深受人民爱戴，国家繁荣昌盛。于是，她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命僧人为大众讲解《大云经》。
净光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同样，作为一个热忱的佛教徒，武则天也可以继承丈夫的皇位。武则天用佛经故事，建立了自己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则天大圣皇帝”，定都洛阳。称帝后，她本着菩萨利益世间的原则，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举办科举，拔擢贤才；整顿吏治，严惩贪吏；广开言路，注意纳谏；鼓励农耕，发展农业。
武则天有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她称帝后不久，地方上有人起兵反对。诗人骆宾王写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武则天看后，非但不怒，反而感慨地说：“如此之才，不为我用，宰相之过也。”
崇佛、重法、尊僧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文化一直存在着理念上的冲突。僧人只接受佛陀的教规，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可以不礼拜君王与父母，这显然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所以，唐初高祖、太宗两朝，一直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
作为前朝的国戚、重臣，李渊对杨坚、杨广父子崇佛而国祚未久，始终心有疑惑。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佛道诏》，“长安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尽管佛、道都在清理之列，但对佛教的打压明显更为严重。以长安为例，道观减少至1/5，而佛寺数量却仅剩原来的1/40。
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在各地兴建悯忠寺，超度牺牲将士，一方面又令官员“检校佛法，清肃非滥”，致使僧尼数量大幅减少；一方面支持玄奘翻译佛经，一方面又规定在宗教活动中，道士位列僧人之前。直到高宗时期，僧道名位的高下，也一直未有更改。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晋升为“天后”，代替高宗处理朝政。她以高宗的名义下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佛教终于取得了与道教平起平坐的机会。天授二年（691年），称帝后的武则天再次下诏，“自今之后，如有法事聚集，僧道应齐行并集，定为永式，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自此，佛教开始位列道教之前，“崇道抑佛”的政策终于扭转。
武则天认为，世人受持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可辅助治国；佛法兴则人心安，人心安则国运昌。执政期间，她崇佛、重法、尊僧，以帝王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
崇佛，以凿造大佛为典型。为开凿龙门石窟卢舍那佛，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完工后还亲自主持开光仪式。敦煌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第九十六号石窟中高33米的弥勒佛像，也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
重法，以资助译经为代表。武则天时代，译经事业空前繁荣。她多次亲临译场，还写下了后世熟知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首赞颂佛法的偈子，至今传诵不绝。
在尊僧方面，武則天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天册元年（695年），取经僧义净大师从天竺带回近400部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300粒，她亲自到洛阳东门外跪迎；她礼请法藏大师讲解《华严经》，“华严宗”在她的支持下，成为影响广泛的宗派；她下诏迎请禅宗北宗神秀禅师入宫，顶礼跪拜，朝夕问道，尊为“国师”，还赐予禅宗南宗慧能禅师磨纳袈裟、水晶钵等物。
无字碑：曲终人不见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信佛、礼佛、造像、讲经的潮流，深入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作为佛教徒的武则天，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各地设立悲田养病坊，帮助贫病之人。她鼓励寺院开办庙会，开设戏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佛经故事，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佛教教义。这些举措，推动了佛教文化走出寺院，走向世俗生活。
晚年，武则天还命人编纂了《三教珠英》一书。该书荟萃了儒、释、教三家经典的精华，也是历史上唯一一部融会三教的文献汇編。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中国文化真正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交融的全新局面。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武则天退位。同年11月26日，武则天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唐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柩返回长安，将她与唐高宗一起安葬于乾陵，并评价她“英才远略，鸿业大勋，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然而，有关武则天的传奇，并没有随着她的离去而消失。武则天留下的最后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在她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前，立起了一方硕大的无字碑。
这方无字碑，不著一字，却尽得风流，也体现出武则天对佛法的透彻领悟。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