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在SARS风暴中被免职的孟学农再度下台，中秋节这天，他以山西省长的身份引咎辞职。孟学农这回“下课”，是因为山西“9·8”特大溃坝事故。截至9月14日18时，这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已导致254条生命逝去，30多人受伤。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整改指令不落实，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显然，调查结果认定：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关键正是“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
　　身为一省之长，孟学农对“9·8事件”难辞其咎，但辞职之举，仍然引发了诸多议论。连日来，不時有人说到孟学农的“背运”：作为一个省部级的高官，他出任北京市长不到半年就因SARS蔓延被免职，如今出任山西省长不到８个月，又因为辖内安全事故引咎辞职，可谓史无前例。另有议论认为，在矿产大省，谁负责生产安全谁就像坐在“火山口”，理由是这些地方频发重大安全事故实乃“病入膏肓”——地方官商利益链盘根错节，谁去治理都要面对重重阻力；恐怕神仙到山西也徒唤奈何，不要说孟学农一介凡人了。
　　我们认为，这样的议论固然反映了某种现状，结论却有失偏颇，它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对于孟学农以及当地其他相关干部在“9·8”事故中如何“监督管理不力”，应负何种责任，要受到什么样的追究，甚至是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目前尚不明晰。
　　中国矿企的安全事故频率之高举世闻名，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屡见不鲜，每次惨祸发生，人们总希望通过对事故的处理，能真正挖出病根，采取切实措施，彻底解除高悬在矿企工人和周边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遗憾的是，尽管矿产价格一涨再涨，企业利润一翻再翻，“矿产老板”和入股的地方官员们的收入水涨船高，我们至今远未走出“警钟年年敲，事故年年有”的怪圈。
　　我们认为，安全事故从表面上看头绪复杂，从本质上看，根子还在于当地的发展理念。发展经济，谋求富裕，可谓正正当当，但是切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产值、利润，不顾社会和谐，忘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重于泰山。新一届中央集体强调“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结合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境，就应该切实做到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安全，尤其要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将抓安全、促发展视如一句空话。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任务，也应当成为地方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山西“9·8”事故发生后，从“因暴雨发生泥石流”到“特别重大责任事故”，有关事故说法的前后变化扑朔迷离，国务院及时组织调查，严肃追究山西省行政一把手的“领导责任”，正说明对于省市行政领导必须切实负起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责任，决不能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或者对安全监督有着“不作为”的态度，是有着明确职责要求的。有职就有责，既然发生人命关天的特大责任事故，迅速追究官员责任理所应当，这也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看得见的政治文明。
　　我们认为，孟学农引咎辞职，不是因为他“运气欠佳”，而是因为他身为一省之长，未能克尽职守。他的再度落马，不只事关一人之得失，也折射出官员问责制度之进步。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思考“官员问责制”的深层涵义。
　　2003年孟学农和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因SARS被免职以来，伴随着松花江污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吉林中百商厦火灾等重大事故的发生，一大批高级官员或辞职或受到更严厉的处分。此间，中共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该《规定》对“引咎辞职”做了严格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由此，“官员问责制”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标志，昭示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客观上强化了责任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各级行政官员的责任意识，赢得了社会舆论的积极肯定。5年以来,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已经有上千名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恶性违法事件而或“下课”或遭处分。此次山西“9·8”事故究竟导致多少人伤亡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这样的时刻，“官员问责制”及时发挥效力，有助于对此事故的背后原因及时组织深入彻查，它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从严治党治政，进一步推进“官员问责”的决心，它鲜明地给出信号，即：对于有负民众所望和政府所寄的各级“一把手”，凡工作不力，因重大事故导致严重后果的，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如今，人们将沾染了不幸者的鲜血的煤炭称作“血煤”。“9·8”事故中血的教训再次提醒人们，一些地方官商“利益链”严重存在，安全防范制度形同虚设，官员行政不作为相当普遍。我们希望，孟学农的引咎辞职，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的思考，真正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监管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让中国的矿产不再染有无辜生命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