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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晚上不得天
亮，白天不得天黑”之中，受尽了残酷迫害和折磨，悲
愤地和他无比热爱的祖国人民永别了!斯人虽云逝，
高风劲节存。有些人说，彭德怀是那场历史悲剧的主
角，或许是吧。然而，“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
理”(剧作家曹禺语)又何况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弱
者。历史是这样的公正无情，而历史又是人民写的。可
不是吗?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之后，彭德怀
和以他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都得到了平反!“彭总
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
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
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
乐也是常事，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痛惜。
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据说彭
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
梦见他。”讲这些话的是哪一个?他就是被划为同一
“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大将。
丹心相照的一帅一将
彭老总和黄克诚命运相连，一往情深。他们决不
存在什么“湖南小集团”，也决不是“军事俱乐部”，更
不是什么“父子关系”!他们所有的只是经过历史考验
的战斗友情，是给人以启迪的一段美谈和历史的佳
话1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指
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
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
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也曾这样指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
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
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
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
逢迎之风日盛。”这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和实事求是
的。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确实不太一般。一则从所
谓“反党集团”成员中可以看出，按党内地位，黄克诚
应排在张闻天之后，由于他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
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而被名列第二，放在
了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二则彭
德怀对黄克诚确实十分信任，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
期写检讨过程中，就曾经感叹地说：“免掉我这个国防
部长，是我愿意的。原先总以为还有黄克诚可以当，军
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一套不会中断。现在看来，黄克
诚也当不成了，要是把很多工作中断下来，那就太可
惜了。”三则黄克诚对彭德怀确实十分敬佩，在抗美援
朝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他曾经给在朝鲜指挥作
战的彭德怀写过一封慰问信，其中写道：“敬爱的彭
总，每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
在哪里出现，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
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
彭元帅和黄大将的这种感情却是在革命中产生
的。他俩同是湖南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同是赴汤蹈火
的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是在一起工作的公仆，在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同是受批判和斗争的对
象，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是遭受迫害摧残的
囚徒，因而造成了相似的命运。不过，彭老总的命运似
乎是由于他性格过于刚烈、倔犟求真而更为悲惨。
几十年过去了，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彭德怀自述》。于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
了《黄克诚自述》。这两本书，书名用的都是《自述》，是
两个人各自讲述自己的事情，又都讲到了对方的事
迹。只要认真研究这两本书，就能了解“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明白彭、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
系。
彭德国怀的讲述
1962年，彭德怀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
长信，即“八万言书”，其中用一段很长文字，专门讲了
自己和黄克诚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依据彭元帅“八万
言书”和“文革”中失去自由所写的材料编成的《彭德
怀自述》一书，当然作了摘录。彭德怀在“八万言书”中
写道：
在庐山入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反党集团”内有
黄克诚同志。因为我同他在一定时期有着工作关系，
所以我忠实地把同黄克诚同志的认识和工作过程，介
绍如下：
1930年4月下旬，红五军以一、二、三、四、五纵队
在平江东乡长寿街会合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黄克诚同
志(但彼此互不了解)。是年5月1日攻克平江县城
后，红五军又转战江西，攻克修水县城，然后又击溃了
向阳新、大冶苏区进攻的罗霖、郭汝栋部队，我红五军
便集结在大冶的刘仁八地区。部队正在休整时，恰逢
出席上海会议的苏区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二同志)回
来传达中央决定(立三路线)。当时黄克诚同志不同意
打武昌，认为那是军事冒险。我当时也是反对进攻武
昌的。鉴于我们对军事行动上的看法一致，随之，也就
是思想上有了第一次共同认识。……黄克诚同志对
“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有不同的看法，而受到三军
团一部分同志的斥责，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
政治上当时他是抬不起头的，但是他仍敢于提意见。
我当时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好的。后来，黄克诚同志由
团政治委员被提为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期间，袁国平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以调
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同志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说
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
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
反对这种作法，我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
处理。经过讨论，决定又恢复了黄克诚同志为三师政
治委员职务。这件事，我从来未对任何同志讲过，也未
对黄本人提起过。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在主席处
黄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才知道黄已经知道了那件
事。(笔者注：几十年以后，黄老回忆录写道：“其实，在
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由彭德怀的干预而将
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的人没有告诉过我，彭
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此事。直到庐山会议上批
判我而扯到这件事情，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
1934年春，我和黄在峨嵋峰巅观察地形时，席地
谈到当时的局势。我说，既不集中红军主力出赣东北
配合福建事变，又不集中兵力就地作战，使团村和得
胜关两战役失去了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由于领导错
误，“五次围剿”就难以粉碎，将造成不得不放弃多年
创造的根据地的危险，好的局面反而变为不利。黄说，
博古、李德没有经验，不能领导战争，并说，毛泽东同
志领导战争是有办法的。我当时对他的意见表示了同
意。……
此后，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样的漫长时间，我同黄克诚同
志根本没有个人和书信来往过，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
黄克诚同志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我赴朝鲜停
战协定签字的两个月中，党中央调黄克诚同志任总后
勤部部长。
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黄谈
过多次，他认为我提这些问题不对，而且说中央已决
定了，不要再提了。平日工作繁琐，我有时发脾气时，
他当面替我圆场，背后对我有所规劝或批评。在日常
工作中，他的意见一般我是比较注意或采纳的比较多
些。但是我同他在工作中并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有
争论的，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彼此并没有什么计
较。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批评，
以及毛泽东同志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其实，那次主
席还谈到第一书记挂帅，我认为第一书记挂帅的提
法，容易产生独断专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
句话我未同黄谈)。我认为政治挂帅，至少应从1942
年整风运动以后算起，不久才挂帅的。这些话以及对
我的批评，我同黄谈了。主席在那次会议上说，有些人
把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起来，有忧心如焚的思想，彭
德怀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犯过
几次错误，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其实我在当时，对
1958年7、8月的北戴河会议，对农业增产作了过高的
估计。总有意见的，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
1959年6月中旬，我出国返京后，同他谈了各兄
弟国家的一般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些国内情况，
并且提到有些灾区缺粮，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当时，
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对人民公社搞早了一点的看法，
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庐山会议前，由于
我赴各兄弟国家访问，日程排得非常紧凑，一个多月
来，身体感到疲劳，想休息一下。我请他去参加会议，
他不肯去，谭政同志又赴外地工作了(因黄、谭都是书
记处书记，国内、军内情况比较熟悉，参加庐山会议比
较合适)，所以我只好自己去参加庐山会议。在庐山会
议时期，我写信给主席，他事先宣传不知道。黄到庐山
后，中央已经将我那封信印发了，他看到以后，对我
说：“这封信写得不好，有刺。”但是，他没有说是有什
么刺。以后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他的发言，事先我也
不知道。这些都是真实情况。
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
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关
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克诚的关系是不同于其
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相互依赖；
彼此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
时听到双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
等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
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
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上的
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生活作风
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而产生的。但是，根本没有谈
过如何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
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见
1962年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八万言长信手稿，引自
彭梅魁《我的伯父彭德怀》)。
英克诫的讲述
彭德怀上述对“彭、黄关系”问题的说明，是实事
求是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黄克诚在30多年后出
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对“彭、黄关系”也作了较为详
尽的说明。他的说明，主要侧重于新中国建立以后。
关于彭、黄第一次见面时间，两个人在《自述》中分别
讲到，都认为是1930年四五月份在湖南省平江县长
寿街。黄克诚说：
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5月5日马克思诞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做了
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
上做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
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彭德怀从朝鲜
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
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
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
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
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
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
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
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
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
后来授衔的十位元帅，共12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
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
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
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
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
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
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
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
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
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
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称呼是当时
一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
……。主席的话即指上述情况而言。实际上，军队的一
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
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
交班、退休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
远见的提法。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千年龄
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
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
问题。及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黄克诚自述》，人民
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第71页、238页、246
页。)
像彭德怀一样，黄克诚在说明他和彭德怀的正常
的同志关系、工作关系之后，也作了一个总的申辩。他
说：
1952—1959这7年间，我除开头几个月完全在总
后工作外，就一直在总参和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
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
下，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一段相处，相互了
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有一次，彭德怀曾口头答
应了这个领导同志的要求，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
不妥，给否定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的意
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秘书长专政”。这话颇有刺
激性。但彭并不在意，他说：我服从道理，谁更有理就
听谁的。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管
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殊
关系。其实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
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
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
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
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黄克
诚自述》第246—247页)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被罢官，离开
原任军队职务，长期离开了军队。所以1959年的庐山
会议，对彭、黄两人的政治生涯，对于这一帅一将之间
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重大，而且
还相当“深远”。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客观地回忆
了庐山会议前后彭德怀和他来往的情况。他说：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
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
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而我
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
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
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起来，，送给主席
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谈了不少
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
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
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
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也问他：你是不是
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
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
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
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南、山东都有
饥饿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
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
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
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
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
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
本相同，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
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
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
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
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
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
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不与主席当
面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至19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彭德怀的
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在19
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
怀的意见。当时，小组内除两个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
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这两名同志发言批评黄
克诚，黄克诚又反驳，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
讨论这个讲话。当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德怀的批评
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
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大概是毛泽东感到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深刻、不得
力。据黄克诚在《自述》中回忆：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
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
而且目标也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
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
等人气势很汹，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
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儿。我在26日作了检
讨，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许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
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
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
之说，但还不算太过。
耐人寻味的是，黄克诚回忆的一段毛泽东同他和
其他几个人的两次谈话。内容涉及了许多往事：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湖南
人，水电部副部长)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
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
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
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
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是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
关系”。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
山会议这次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
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
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朋
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
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
么父子关系。……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
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
定要我来。既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
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
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
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
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
长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吗?
我说：即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
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
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
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
错。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
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
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
朱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
锐四人列席。(《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54—255
页)
两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讲的话
也最多，从历史到理论。最重要的话是说彭德怀等站
在右倾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
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他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
他走的问题。
所以，黄克诚在《自述》中说：“此时，我不能不表
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
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
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
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
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
等。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
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
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
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
党集团’的迹象。”
接着，就是8月2日中央召开全会，随后各组又
召开批斗会，康生表现得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
越重要。他们推波助澜，彭德怀等人的处境每况愈下。
黄克诚在《自述》中讲道：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
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
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
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
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
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
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
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
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
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抠不出什
么东西。彭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
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
实是很紧张的。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
兵”，没有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比我还乐
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1959年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
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
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庐山会议刚闭幕，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
清彭德怀的影响，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
在北京召开，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声势浩大。怀
仁堂里人们“揭”、“批”，彭、黄答辩，甚至吵起来，开不
下去，于是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
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地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
化。会议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
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
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所以彭德怀不得不认
真作答。
彭老总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情况和自
己的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
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
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
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
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
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
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
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
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
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
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
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
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多年来的影
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
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
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
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
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
述》278--279页)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
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领导、目
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
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
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你敢说真的没有了?”“没有
了。”彭德怀说：“因而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会
议大哗。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
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黄克诚在讲述到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斗情
况时，又说到了彭总：“他又是反党集团为首者，当然
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精疲力尽。
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
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
大地。彭德怀和黄克诚又分别被揪回北京，时间分别
是1966年12月底和1967年1月。黄克诚的回忆是
这样的：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
和有关的同案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
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他，这时
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
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我一共被斗过20多次左
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
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
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
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
的旁边……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
德怀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
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
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
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
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
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
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别说话
了，省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
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更加不易。
我虽然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
只好闭口不问了。
1967年8月15日，广播里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
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次批彭高潮，一代民族精英、
革命英雄横遭迫害、凌辱、批斗、游街、毒打，九死一
生。
彭、黄二人一帅一将被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常常
反抗监管。有一次，也许是故意所为，黄克诚在院中和
监管人员打起来，大吵大骂，彭总听出了是黄克诚的
声音后，激动得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黄克诚一咳
嗽，彭总就知道是他。
《黄克诚自述》中说：“到了1973—1974年间，对
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
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
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
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于是，
就有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一段感人泪下的话：“彭总
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
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
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再见的希望成为
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
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
长。用黄老自己的话讲，在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时，他
就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正是自己在
高平地区迎接的，并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
摩擦斗争。念及于此，不胜怅惘，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益；山水阻隔，无
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就得相
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
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彭总传记组以《一个真正的人》为题，出了本书，
书中说：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对黄克诚深表惋惜
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庐
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黄克诚在“彭德
怀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以后，曾经一针见血地说：“当
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
‘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
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
诚参加，谁会相信?!”
据彭老总侄女彭梅魁的回忆说：伯伯在病危弥留
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但是，他还断断续续地叮嘱
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
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
后讲，他很想念彭老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
常同他在一起。”
现在，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两位老人都已经作古，
那桩历史冤案也早已大白天下，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
更加敬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种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
伟大精神和正义之举。正如《一个真正的人——彭德
怀》一书所说：“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友情，是长期并肩
作战的战友之情，是经过严酷考验的患难之交。这种
友情存在于将帅之间，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助益，给
人民战争带来胜利。它将会成为人们的楷模，成为历
史的佳话。”
亮，白天不得天黑”之中，受尽了残酷迫害和折磨，悲
愤地和他无比热爱的祖国人民永别了!斯人虽云逝，
高风劲节存。有些人说，彭德怀是那场历史悲剧的主
角，或许是吧。然而，“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
理”(剧作家曹禺语)又何况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弱
者。历史是这样的公正无情，而历史又是人民写的。可
不是吗?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之后，彭德怀
和以他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都得到了平反!“彭总
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
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
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
乐也是常事，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痛惜。
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据说彭
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
梦见他。”讲这些话的是哪一个?他就是被划为同一
“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大将。
丹心相照的一帅一将
彭老总和黄克诚命运相连，一往情深。他们决不
存在什么“湖南小集团”，也决不是“军事俱乐部”，更
不是什么“父子关系”!他们所有的只是经过历史考验
的战斗友情，是给人以启迪的一段美谈和历史的佳
话1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指
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
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
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也曾这样指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
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
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
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
逢迎之风日盛。”这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和实事求是
的。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确实不太一般。一则从所
谓“反党集团”成员中可以看出，按党内地位，黄克诚
应排在张闻天之后，由于他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
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而被名列第二，放在
了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二则彭
德怀对黄克诚确实十分信任，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
期写检讨过程中，就曾经感叹地说：“免掉我这个国防
部长，是我愿意的。原先总以为还有黄克诚可以当，军
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一套不会中断。现在看来，黄克
诚也当不成了，要是把很多工作中断下来，那就太可
惜了。”三则黄克诚对彭德怀确实十分敬佩，在抗美援
朝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他曾经给在朝鲜指挥作
战的彭德怀写过一封慰问信，其中写道：“敬爱的彭
总，每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
在哪里出现，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
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
彭元帅和黄大将的这种感情却是在革命中产生
的。他俩同是湖南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同是赴汤蹈火
的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是在一起工作的公仆，在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同是受批判和斗争的对
象，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是遭受迫害摧残的
囚徒，因而造成了相似的命运。不过，彭老总的命运似
乎是由于他性格过于刚烈、倔犟求真而更为悲惨。
几十年过去了，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彭德怀自述》。于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
了《黄克诚自述》。这两本书，书名用的都是《自述》，是
两个人各自讲述自己的事情，又都讲到了对方的事
迹。只要认真研究这两本书，就能了解“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明白彭、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
系。
彭德国怀的讲述
1962年，彭德怀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
长信，即“八万言书”，其中用一段很长文字，专门讲了
自己和黄克诚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依据彭元帅“八万
言书”和“文革”中失去自由所写的材料编成的《彭德
怀自述》一书，当然作了摘录。彭德怀在“八万言书”中
写道：
在庐山入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反党集团”内有
黄克诚同志。因为我同他在一定时期有着工作关系，
所以我忠实地把同黄克诚同志的认识和工作过程，介
绍如下：
1930年4月下旬，红五军以一、二、三、四、五纵队
在平江东乡长寿街会合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黄克诚同
志(但彼此互不了解)。是年5月1日攻克平江县城
后，红五军又转战江西，攻克修水县城，然后又击溃了
向阳新、大冶苏区进攻的罗霖、郭汝栋部队，我红五军
便集结在大冶的刘仁八地区。部队正在休整时，恰逢
出席上海会议的苏区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二同志)回
来传达中央决定(立三路线)。当时黄克诚同志不同意
打武昌，认为那是军事冒险。我当时也是反对进攻武
昌的。鉴于我们对军事行动上的看法一致，随之，也就
是思想上有了第一次共同认识。……黄克诚同志对
“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有不同的看法，而受到三军
团一部分同志的斥责，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
政治上当时他是抬不起头的，但是他仍敢于提意见。
我当时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好的。后来，黄克诚同志由
团政治委员被提为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期间，袁国平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以调
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同志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说
黄克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
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
反对这种作法，我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
处理。经过讨论，决定又恢复了黄克诚同志为三师政
治委员职务。这件事，我从来未对任何同志讲过，也未
对黄本人提起过。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在主席处
黄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才知道黄已经知道了那件
事。(笔者注：几十年以后，黄老回忆录写道：“其实，在
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由彭德怀的干预而将
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的人没有告诉过我，彭
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此事。直到庐山会议上批
判我而扯到这件事情，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
1934年春，我和黄在峨嵋峰巅观察地形时，席地
谈到当时的局势。我说，既不集中红军主力出赣东北
配合福建事变，又不集中兵力就地作战，使团村和得
胜关两战役失去了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由于领导错
误，“五次围剿”就难以粉碎，将造成不得不放弃多年
创造的根据地的危险，好的局面反而变为不利。黄说，
博古、李德没有经验，不能领导战争，并说，毛泽东同
志领导战争是有办法的。我当时对他的意见表示了同
意。……
此后，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样的漫长时间，我同黄克诚同
志根本没有个人和书信来往过，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
黄克诚同志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我赴朝鲜停
战协定签字的两个月中，党中央调黄克诚同志任总后
勤部部长。
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黄谈
过多次，他认为我提这些问题不对，而且说中央已决
定了，不要再提了。平日工作繁琐，我有时发脾气时，
他当面替我圆场，背后对我有所规劝或批评。在日常
工作中，他的意见一般我是比较注意或采纳的比较多
些。但是我同他在工作中并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有
争论的，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彼此并没有什么计
较。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批评，
以及毛泽东同志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其实，那次主
席还谈到第一书记挂帅，我认为第一书记挂帅的提
法，容易产生独断专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
句话我未同黄谈)。我认为政治挂帅，至少应从1942
年整风运动以后算起，不久才挂帅的。这些话以及对
我的批评，我同黄谈了。主席在那次会议上说，有些人
把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起来，有忧心如焚的思想，彭
德怀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犯过
几次错误，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其实我在当时，对
1958年7、8月的北戴河会议，对农业增产作了过高的
估计。总有意见的，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
1959年6月中旬，我出国返京后，同他谈了各兄
弟国家的一般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些国内情况，
并且提到有些灾区缺粮，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当时，
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对人民公社搞早了一点的看法，
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庐山会议前，由于
我赴各兄弟国家访问，日程排得非常紧凑，一个多月
来，身体感到疲劳，想休息一下。我请他去参加会议，
他不肯去，谭政同志又赴外地工作了(因黄、谭都是书
记处书记，国内、军内情况比较熟悉，参加庐山会议比
较合适)，所以我只好自己去参加庐山会议。在庐山会
议时期，我写信给主席，他事先宣传不知道。黄到庐山
后，中央已经将我那封信印发了，他看到以后，对我
说：“这封信写得不好，有刺。”但是，他没有说是有什
么刺。以后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他的发言，事先我也
不知道。这些都是真实情况。
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
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关
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克诚的关系是不同于其
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相互依赖；
彼此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
时听到双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
等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
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
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上的
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生活作风
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而产生的。但是，根本没有谈
过如何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
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见
1962年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八万言长信手稿，引自
彭梅魁《我的伯父彭德怀》)。
英克诫的讲述
彭德怀上述对“彭、黄关系”问题的说明，是实事
求是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黄克诚在30多年后出
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对“彭、黄关系”也作了较为详
尽的说明。他的说明，主要侧重于新中国建立以后。
关于彭、黄第一次见面时间，两个人在《自述》中分别
讲到，都认为是1930年四五月份在湖南省平江县长
寿街。黄克诚说：
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5月5日马克思诞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做了
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
上做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
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彭德怀从朝鲜
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
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
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
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
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
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
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
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
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
后来授衔的十位元帅，共12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
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
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
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
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
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
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
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曾
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
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
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称呼是当时
一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
……。主席的话即指上述情况而言。实际上，军队的一
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
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
交班、退休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
远见的提法。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千年龄
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
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
问题。及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黄克诚自述》，人民
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第71页、238页、246
页。)
像彭德怀一样，黄克诚在说明他和彭德怀的正常
的同志关系、工作关系之后，也作了一个总的申辩。他
说：
1952—1959这7年间，我除开头几个月完全在总
后工作外，就一直在总参和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
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
下，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一段相处，相互了
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有一次，彭德怀曾口头答
应了这个领导同志的要求，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
不妥，给否定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的意
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秘书长专政”。这话颇有刺
激性。但彭并不在意，他说：我服从道理，谁更有理就
听谁的。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管
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们有什么特殊
关系。其实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
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
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
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
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黄克
诚自述》第246—247页)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被罢官，离开
原任军队职务，长期离开了军队。所以1959年的庐山
会议，对彭、黄两人的政治生涯，对于这一帅一将之间
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重大，而且
还相当“深远”。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客观地回忆
了庐山会议前后彭德怀和他来往的情况。他说：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
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
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而我
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
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
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起来，，送给主席
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谈了不少
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
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
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
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也问他：你是不是
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
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
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
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南、山东都有
饥饿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
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
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
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
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
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
本相同，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
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
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
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
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
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
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不与主席当
面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至19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彭德怀的
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在19
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
怀的意见。当时，小组内除两个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
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这两名同志发言批评黄
克诚，黄克诚又反驳，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
讨论这个讲话。当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德怀的批评
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
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大概是毛泽东感到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深刻、不得
力。据黄克诚在《自述》中回忆：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
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
而且目标也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
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
等人气势很汹，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
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儿。我在26日作了检
讨，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许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
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
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
之说，但还不算太过。
耐人寻味的是，黄克诚回忆的一段毛泽东同他和
其他几个人的两次谈话。内容涉及了许多往事：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湖南
人，水电部副部长)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
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
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
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
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是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
关系”。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
山会议这次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
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
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朋
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
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
么父子关系。……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
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
定要我来。既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
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
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
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
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
长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吗?
我说：即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
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
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
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
错。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
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
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
朱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
锐四人列席。(《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54—255
页)
两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讲的话
也最多，从历史到理论。最重要的话是说彭德怀等站
在右倾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
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他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
他走的问题。
所以，黄克诚在《自述》中说：“此时，我不能不表
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
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
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
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
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
等。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
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
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
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
党集团’的迹象。”
接着，就是8月2日中央召开全会，随后各组又
召开批斗会，康生表现得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
越重要。他们推波助澜，彭德怀等人的处境每况愈下。
黄克诚在《自述》中讲道：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
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
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
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
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
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
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
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
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
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抠不出什
么东西。彭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
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
实是很紧张的。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
兵”，没有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比我还乐
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1959年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
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
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庐山会议刚闭幕，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
清彭德怀的影响，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
在北京召开，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声势浩大。怀
仁堂里人们“揭”、“批”，彭、黄答辩，甚至吵起来，开不
下去，于是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
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地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
化。会议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
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
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所以彭德怀不得不认
真作答。
彭老总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情况和自
己的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
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
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
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
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
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
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
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
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
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
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
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
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多年来的影
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
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
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
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
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
述》278--279页)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
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领导、目
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
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
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你敢说真的没有了?”“没有
了。”彭德怀说：“因而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会
议大哗。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
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黄克诚在讲述到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斗情
况时，又说到了彭总：“他又是反党集团为首者，当然
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精疲力尽。
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
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
大地。彭德怀和黄克诚又分别被揪回北京，时间分别
是1966年12月底和1967年1月。黄克诚的回忆是
这样的：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
和有关的同案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
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他，这时
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
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我一共被斗过20多次左
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
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
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
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
的旁边……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
德怀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
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
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
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
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
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
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别说话
了，省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
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更加不易。
我虽然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
只好闭口不问了。
1967年8月15日，广播里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
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次批彭高潮，一代民族精英、
革命英雄横遭迫害、凌辱、批斗、游街、毒打，九死一
生。
彭、黄二人一帅一将被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常常
反抗监管。有一次，也许是故意所为，黄克诚在院中和
监管人员打起来，大吵大骂，彭总听出了是黄克诚的
声音后，激动得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黄克诚一咳
嗽，彭总就知道是他。
《黄克诚自述》中说：“到了1973—1974年间，对
我们的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1974年我又因
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
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
坐一值班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于是，
就有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一段感人泪下的话：“彭总
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
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
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再见的希望成为
泡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
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
长。用黄老自己的话讲，在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时，他
就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正是自己在
高平地区迎接的，并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
摩擦斗争。念及于此，不胜怅惘，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益；山水阻隔，无
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就得相
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
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彭总传记组以《一个真正的人》为题，出了本书，
书中说：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对黄克诚深表惋惜
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庐
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黄克诚在“彭德
怀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以后，曾经一针见血地说：“当
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
‘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
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
诚参加，谁会相信?!”
据彭老总侄女彭梅魁的回忆说：伯伯在病危弥留
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但是，他还断断续续地叮嘱
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
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
后讲，他很想念彭老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
常同他在一起。”
现在，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两位老人都已经作古，
那桩历史冤案也早已大白天下，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
更加敬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种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
伟大精神和正义之举。正如《一个真正的人——彭德
怀》一书所说：“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友情，是长期并肩
作战的战友之情，是经过严酷考验的患难之交。这种
友情存在于将帅之间，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助益，给
人民战争带来胜利。它将会成为人们的楷模，成为历
史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