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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贾老师，首先恭喜您的长篇小说《秦腔》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夺魁。获奖消息传来后，您最初的心情是怎样的呢?现在，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答者：谢谢!获奖消息传来后，我当时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然后，我给自己收藏的佛像都上了一炷香，在我爸我妈的像前上了香，告诉了他们一声。因为，当初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还在世，我《秦腔>后记里还写过，我曾经给我父亲说过，我将来要写家族、写故乡，他说要我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后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母亲还在世，母亲还给我提供了好多细节，我母亲没文化，但是她讲农村的事情，讲得很详细。我就想。我得奖了，得给父母说一声吧!然后，我就出去吃羊肉泡馍去了。
事实上，<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只高兴了一天，第二天就开始感觉一般。唉!作家写作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种一季收一季么。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
问者：早在此前，您的《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多部长篇都先后入围茅奖评选，面对落选的现实，您用一部又一部的新长篇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作家。这个迟来的奖对您来说，更重要的是荣誉还是认可?作为一个优秀作家，难道也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吗?
答者：我几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了，当年《浮躁》就可以，但是大家觉得《浮躁》在美国获了奖。后来《高老庄》也入围，《病相报告》入围了，《怀念狼》也入了围，四五届了，每次穿了新衣服去等车，每次都走了回来。以前落选可能是作品还没写好，也可能有那个《废都》的影响，这个没有必要回避。《秦腔》入围时，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点把握的，觉得还可以吧，但是又觉得现在一切都特别复杂，也不知道结果咋样，入围后处处都没消息，也就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写作品可以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可以任意发挥，虽然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是为了获奖，但写作的时候也需要有人鼓劲，你跑着，别人喊加油，你就会跑得更快一点，获奖起这个作用。要说得奖，我得的奖也不少，在德国、法国、香港获奖也很多，这次是我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我毕竟在中国内地生活着，作家也是尘世上一员，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不是说特别看重这个奖，但茅盾文学奖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大奖，专奖长篇小说，我写了多部长篇，这也是对我的长篇小说的一种肯定。获奖的好处就是可以沉下心、可以心平气和地、静静地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的态度是能获奖，我高兴：获不了，不丧气；获了奖，我还要写作，写作里有我的兴趣也有我的使命。我永远热爱文学、相信读者。这个奖对于我来得迟是好事，促使我不断去努力，才写了一系列作品。我不是冲着一个奖去写作的，获了奖怎么会停止呢?如果是那样，这个作家就没意思了。
问者：从1973年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作品至今，30多年来您先后创作出了12部长篇小说和无数的文学作品。您认为，能保持这样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在哪里?30年来，您是怎样自我评价自己的文学成就的?
答者：我和《西安晚报》很有缘，早在1973年就在《西安晚报》上发表散文了，散文的名字叫《酸枣刺》，现在想来当时的水平简直和现在这些年轻的作者没法比。《西安晚报》是一张很端正严肃的报纸，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与晚报记者的帮助、支持分不开。
30年来，我这文学路走得不顺畅，有赞誉也有批评，但几乎每一部作品出来都要受到批评，引来争议。我把批评看作是前进的动力，批评是在后面推你，表扬是在前面拉你。人家说我不行，我偏要行!当年我刚走进西北大学校门的时候，计划着这辈子一定要在校报上发篇文章，我做到了；但后来又不满足。发誓一定要把自己的文章登上《西安晚报》，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又发誓让自己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杀出陕西!
问者：有人认为，《秦腔》是您所有长篇中“最难读”的一部。作品中塑造了100多位人物，您本人也认认真真地写了五次，而不是修改了五次，但似乎整部作品都没什么完整的情节和热闹的故事，整个作品几乎颠覆了您讲故事的小说创作风格。您则说《秦腔》是您为故乡竖的一块碑。能讲讲《秦腔》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答者：作品么，总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好比有人爱吃辣子，有人不爱吃辣子。我觉得，这个书没有热闹的故事，没有大的情节，所以读的时候要慢慢读。一般人都说不好看，但是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作品有几个好看的?都很难读，但你要慢慢读，才能发现其中的意思。
我以前说过，这书就像一个村庄，我进了这个村子，我知道哪个老人是谁他婆，是谁他亲戚，村里人物多，大家看着就乱了，但是你想，这样的书更难写，我知道这猪是谁家猪，鸡是谁家鸡，但是我要把他们全部装到书里，然后还不是按照故事走，而是按照一个村子来写，难度非常大。这一来，读者读着就读糊涂了，人的关系是糊涂的，都是生活细节、日常生活的东西，非常考验读者，但是《秦腔》发行量很大，美国哈佛、台湾、香港的人都在读，我当时担心，这个书只有陕西人才能读懂，而且是对陕西农村了解的才能读懂，没想到外面还有人读，只要读进去，都能读懂，但你要看故事，没有。
这本《秦腔》，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的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
问者：30年来，您的作品一直在变化，有内容上的变化，也有题材上的变化，更有语言上的变化，等等。客观地说。变化是读者所期待的，但对作家来说却是痛苦的。《秦腔》刚面世，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认为这是作家力图改变创作风格的一部力作。在该书的构思和创作中，您是如何在痛苦中把握这个变化的?在创作中，您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您此前说正在创作一部新长篇，能透露相关内容吗?
答者：我们当下的社会状态正面临着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变时代，这时代变幻莫测，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经历金融危机跌入谷底，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人们在巨变中挣扎，所以变得浮躁起来。但不论怎样，对全中国来说，变是一种强势的力量，是社会的主题，是国家、人民走向强盛兴旺的必经之路，更是一种幸事。这种变化对文学创作却有莫大的好处，身处这一时代，作家的想象、思考空间被扩张到最大，创作素材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作家身在其中是极大的幸运。作家在一个什么时代生活，必会有这个时代的影响，参与着、欢乐着、痛苦着、思索着、想象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家是有益的，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学想象，这一点我很幸运和兴奋，但写作中我 只是常常为我的才力不够而气愤。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因为，我可以说，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神圣感，也是宗教感吧。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经历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为我们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我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感情，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也写了《秦腔》。
写现实主义作品，一定要传达出现实主义的精神。正因为我对农村有这样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这个群体，在自己的生命感知中，我也许确实是农民，但在精神追求上我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境界。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
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在社会巨变时期，城市如果出现不好的东西，我还能回到家乡去，那里好像还是一块净土。但现在我不能回去了，回去后发现农村里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城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所以我才不得不换一种写法。我的任务只是充分描绘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亲人们当然有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但这都是我的对象，我只描绘，不想解释。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秦腔》写我自己的村子、家族内部的事情，我是在写故乡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宝藏。我以前的作品总想追求概括的高度、理念等等，一旦写家族、写亲戚这些事情，太熟悉、太丰富了，这些反而全用不上。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最后，我只能在《秦腔》里藏一点东西。至于说抽象的理念，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好像都不对。
我已经在写另一个长篇了，我写作的激情和感觉还有呀。我的下一部作品仍然要关注农村，写一下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亲身经历的“文革”记忆。“文革”方面的作品比较难写，但是我想写一个角度，就是写那一段我在乡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问者：17年前创刊《美文》时，您提出了“大散文”的口号，说办刊物的目的就是以我们的力量来反对那种甜腻的、花花草草的、小肚鸡肠的一类文风，倡导散文的大气、清正，鼓呼把散文的路子拓开，为越分越细、沉沦为小家子气的散文开大门路。
据统计，《美文》先后有17篇散文入选国家全日制中学语文课本和读本，有近50篇散文入选多个省市中小学课本、教辅和中高考阅读文章，成为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文章最多的文学杂志。在参加全国高考陕西阅卷点高考作文的评阅工作时，我发现：不少考生的高考作文有浓郁的“平凹体”和《美文》味道。无疑，亿万中学生群体中您有相当一批“粉丝”。您想对他们说说您的读书经历吗?您怎样看待今天，特别是那些快餐式的文学作品?
答者：当年提出“大散文”的概念，是认识到散文要振兴，关键是为真情招魂。振兴中华，紧要的是振兴国民性，增强民族的自尊自强自立的素质，散文要以此为己任，让时代精神进来，让社会生活进来，张扬大度、力度，弃去俗气、小气。中国的文学愈来愈走向世界，散文要破除框式，搞中西杂交。弄通弄懂什么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什么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融汇化合，走出一条极民族化的又极具有现代意识的路子。散文只有这么开放，才能坚实地独立文坛，也才能在诗的散化、小说的散化的趋势下，保持自己的纯洁。
说起我自己的读书经历嘛，当时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书这么多，没法比。那时候我也读过些《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但书的封皮全都被人撕掉了，没名没姓的，弄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读的是究竟什么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看到《红楼梦》，没有封面，我看来看去也看不懂里面在说什么，干脆把书偷回家，后来人家找来了，问我要书。我问他凭什么找我要，人家说，我们大伙分析，一致认定是被你拿走了。没办法，最后把书还给了人家。十几岁在农村的时候，翻另一本没封皮的书，很着迷，里面内容跟我离得太远，后来上大学才知道，这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还有一回看到一本书，其实这是沈从文写的，可我哪能知道。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次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来?其实当时沈从文还在被专政，又过了几年，沈从文才给解放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我讲这些话，目的就是说明当时那个环境，在我们该读书的年龄没有书读，得到一本书很是艰难。现在藏书也多了，人家送书的也多了，一摆就一大摞子，可是又懒得看了。人啊，缺书读的时候能废寝忘食，有书读的时候又漫不经心。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构思，像要下蛋的老母鸡那样，坐卧不安。当时大多数的稿子寄出去，又原样退回来，大学三年时间就这样度过的。我不像苏童，人家第一篇稿子寄出去，一下子就成功了。当时生活挺困难，写完以后有同学还嘲笑你，他们总拿我被退回来的稿子在人前展示。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回一有篇稿子成功了，总要去改善一下生活，赏一下自己。其实也很简单，就一碗米饭，一碗鸡蛋羹。当时我把主要作家的文章都浏览了一下，但没看他们文集，觉得人家的抒情散文怎么能写得那么漂亮，等后来把他们文集全部拿过来一看，才发现他一生也就写了这么五、六篇。人家不是刻意去写散文，而是偶然有灵感、想抒情的时候去写。写出来肯定是漂亮的。现在我自己也是个散文家，一天到晚为发表而写东西，肯定写不了那么美。我简单谈这几句，意思就是那时候都挺不容易，现在社会这么开放，世界上任何好东西都能进来，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确实要珍惜。
现在的孩子真够成熟，怎么什么都懂，用的词语出人意料，而且动辄就是长篇小说，这在我那个时候真是想也不敢想。人在年轻时。要多方学习，读一读书，经一经世事。我一直认为读书要读大书、活读书，书就像辣子，本身就是个调 料，但有一种虫，钻到辣子里光是吃，把辣子也弄坏了，那是辣子虫么。
现在，每年我国要出版1500多部长篇小说，这种大量的“快餐书籍”面世，对文学的伤害特别大。有好多书为了求新求变，而刻意用“新”手法创作的文学书籍，读起来痛快，状语、形容词等大量的长长的排比句看起来挺新鲜，不过是夸夸其谈，盲目追随西方的创作手法。我认为，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信仰、境界和品格仍然需要继承中国的民族传统。我书房现在还挂着苏东坡、海明威、张爱玲、沈从文这些人的小镜框，古今中外的大家们监督、鼓励我，他们都是老师，都留下了经典。因为，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蕴含着作家无数细微的观察和想象。
问者：抛开《美文》来说。您本人就有《丑石》《一棵小桃树》等多篇优秀散文入选国家金日制中学语文课本。在全国不少师生心目中，您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其次才是小说家。在您看来，写散文最让人感到为难的地方在哪里呢?还有，您心目中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
答者：文坛高地众多，小说界城头变幻大王旗，两三年不写便被读者遗忘。散文界则有些特殊，有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了一篇散文，现在还是著名散文家，可见散文阵营遭受触动最少；而近年来散文界群雄纷争，这时谁若异军突起，应当可以号令江湖，年轻作家若把握准机会，必会有出头之日。
应该说，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是最难说最难写最不革命的地方，以前诗歌界和小说界的革命很多，散文好像总是不动弹。这几年，“散文革命”突然爆发，各种写作队伍层出不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散文创作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结合的问题，即个人生命体验如何暗合生命情绪的问题，年轻时模仿期写得快，年长后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写了，要么激情不够，要么考虑过多。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写得那么好，它肯定有实指对象，若泛写根本不会那么好，写者和被写者都要死去，但诗歌中的具体情感却生发成了通感，感动着一代代读者。现在好多东西实不下去，导致作品没细节没生活。人越往下蹲才越能跳得高。扎到实处才能虚写。
什么是好文章呢?我认为，让人看了不会写的想写了，会写的一看写不成了的，就是好文章。只有生动、深刻、真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答者：谢谢!获奖消息传来后，我当时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然后，我给自己收藏的佛像都上了一炷香，在我爸我妈的像前上了香，告诉了他们一声。因为，当初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还在世，我《秦腔>后记里还写过，我曾经给我父亲说过，我将来要写家族、写故乡，他说要我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后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母亲还在世，母亲还给我提供了好多细节，我母亲没文化，但是她讲农村的事情，讲得很详细。我就想。我得奖了，得给父母说一声吧!然后，我就出去吃羊肉泡馍去了。
事实上，<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只高兴了一天，第二天就开始感觉一般。唉!作家写作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种一季收一季么。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
问者：早在此前，您的《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多部长篇都先后入围茅奖评选，面对落选的现实，您用一部又一部的新长篇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作家。这个迟来的奖对您来说，更重要的是荣誉还是认可?作为一个优秀作家，难道也需要用获奖来证明自己吗?
答者：我几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了，当年《浮躁》就可以，但是大家觉得《浮躁》在美国获了奖。后来《高老庄》也入围，《病相报告》入围了，《怀念狼》也入了围，四五届了，每次穿了新衣服去等车，每次都走了回来。以前落选可能是作品还没写好，也可能有那个《废都》的影响，这个没有必要回避。《秦腔》入围时，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点把握的，觉得还可以吧，但是又觉得现在一切都特别复杂，也不知道结果咋样，入围后处处都没消息，也就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写作品可以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可以任意发挥，虽然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是为了获奖，但写作的时候也需要有人鼓劲，你跑着，别人喊加油，你就会跑得更快一点，获奖起这个作用。要说得奖，我得的奖也不少，在德国、法国、香港获奖也很多，这次是我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我毕竟在中国内地生活着，作家也是尘世上一员，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不是说特别看重这个奖，但茅盾文学奖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大奖，专奖长篇小说，我写了多部长篇，这也是对我的长篇小说的一种肯定。获奖的好处就是可以沉下心、可以心平气和地、静静地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的态度是能获奖，我高兴：获不了，不丧气；获了奖，我还要写作，写作里有我的兴趣也有我的使命。我永远热爱文学、相信读者。这个奖对于我来得迟是好事，促使我不断去努力，才写了一系列作品。我不是冲着一个奖去写作的，获了奖怎么会停止呢?如果是那样，这个作家就没意思了。
问者：从1973年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作品至今，30多年来您先后创作出了12部长篇小说和无数的文学作品。您认为，能保持这样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在哪里?30年来，您是怎样自我评价自己的文学成就的?
答者：我和《西安晚报》很有缘，早在1973年就在《西安晚报》上发表散文了，散文的名字叫《酸枣刺》，现在想来当时的水平简直和现在这些年轻的作者没法比。《西安晚报》是一张很端正严肃的报纸，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与晚报记者的帮助、支持分不开。
30年来，我这文学路走得不顺畅，有赞誉也有批评，但几乎每一部作品出来都要受到批评，引来争议。我把批评看作是前进的动力，批评是在后面推你，表扬是在前面拉你。人家说我不行，我偏要行!当年我刚走进西北大学校门的时候，计划着这辈子一定要在校报上发篇文章，我做到了；但后来又不满足。发誓一定要把自己的文章登上《西安晚报》，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又发誓让自己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杀出陕西!
问者：有人认为，《秦腔》是您所有长篇中“最难读”的一部。作品中塑造了100多位人物，您本人也认认真真地写了五次，而不是修改了五次，但似乎整部作品都没什么完整的情节和热闹的故事，整个作品几乎颠覆了您讲故事的小说创作风格。您则说《秦腔》是您为故乡竖的一块碑。能讲讲《秦腔》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答者：作品么，总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好比有人爱吃辣子，有人不爱吃辣子。我觉得，这个书没有热闹的故事，没有大的情节，所以读的时候要慢慢读。一般人都说不好看，但是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作品有几个好看的?都很难读，但你要慢慢读，才能发现其中的意思。
我以前说过，这书就像一个村庄，我进了这个村子，我知道哪个老人是谁他婆，是谁他亲戚，村里人物多，大家看着就乱了，但是你想，这样的书更难写，我知道这猪是谁家猪，鸡是谁家鸡，但是我要把他们全部装到书里，然后还不是按照故事走，而是按照一个村子来写，难度非常大。这一来，读者读着就读糊涂了，人的关系是糊涂的，都是生活细节、日常生活的东西，非常考验读者，但是《秦腔》发行量很大，美国哈佛、台湾、香港的人都在读，我当时担心，这个书只有陕西人才能读懂，而且是对陕西农村了解的才能读懂，没想到外面还有人读，只要读进去，都能读懂，但你要看故事，没有。
这本《秦腔》，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的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
问者：30年来，您的作品一直在变化，有内容上的变化，也有题材上的变化，更有语言上的变化，等等。客观地说。变化是读者所期待的，但对作家来说却是痛苦的。《秦腔》刚面世，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认为这是作家力图改变创作风格的一部力作。在该书的构思和创作中，您是如何在痛苦中把握这个变化的?在创作中，您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您此前说正在创作一部新长篇，能透露相关内容吗?
答者：我们当下的社会状态正面临着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变时代，这时代变幻莫测，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经历金融危机跌入谷底，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人们在巨变中挣扎，所以变得浮躁起来。但不论怎样，对全中国来说，变是一种强势的力量，是社会的主题，是国家、人民走向强盛兴旺的必经之路，更是一种幸事。这种变化对文学创作却有莫大的好处，身处这一时代，作家的想象、思考空间被扩张到最大，创作素材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作家身在其中是极大的幸运。作家在一个什么时代生活，必会有这个时代的影响，参与着、欢乐着、痛苦着、思索着、想象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家是有益的，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学想象，这一点我很幸运和兴奋，但写作中我 只是常常为我的才力不够而气愤。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因为，我可以说，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神圣感，也是宗教感吧。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经历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为我们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我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感情，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也写了《秦腔》。
写现实主义作品，一定要传达出现实主义的精神。正因为我对农村有这样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这个群体，在自己的生命感知中，我也许确实是农民，但在精神追求上我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境界。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
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在社会巨变时期，城市如果出现不好的东西，我还能回到家乡去，那里好像还是一块净土。但现在我不能回去了，回去后发现农村里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城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所以我才不得不换一种写法。我的任务只是充分描绘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亲人们当然有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但这都是我的对象，我只描绘，不想解释。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秦腔》写我自己的村子、家族内部的事情，我是在写故乡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宝藏。我以前的作品总想追求概括的高度、理念等等，一旦写家族、写亲戚这些事情，太熟悉、太丰富了，这些反而全用不上。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最后，我只能在《秦腔》里藏一点东西。至于说抽象的理念，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好像都不对。
我已经在写另一个长篇了，我写作的激情和感觉还有呀。我的下一部作品仍然要关注农村，写一下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亲身经历的“文革”记忆。“文革”方面的作品比较难写，但是我想写一个角度，就是写那一段我在乡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问者：17年前创刊《美文》时，您提出了“大散文”的口号，说办刊物的目的就是以我们的力量来反对那种甜腻的、花花草草的、小肚鸡肠的一类文风，倡导散文的大气、清正，鼓呼把散文的路子拓开，为越分越细、沉沦为小家子气的散文开大门路。
据统计，《美文》先后有17篇散文入选国家全日制中学语文课本和读本，有近50篇散文入选多个省市中小学课本、教辅和中高考阅读文章，成为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文章最多的文学杂志。在参加全国高考陕西阅卷点高考作文的评阅工作时，我发现：不少考生的高考作文有浓郁的“平凹体”和《美文》味道。无疑，亿万中学生群体中您有相当一批“粉丝”。您想对他们说说您的读书经历吗?您怎样看待今天，特别是那些快餐式的文学作品?
答者：当年提出“大散文”的概念，是认识到散文要振兴，关键是为真情招魂。振兴中华，紧要的是振兴国民性，增强民族的自尊自强自立的素质，散文要以此为己任，让时代精神进来，让社会生活进来，张扬大度、力度，弃去俗气、小气。中国的文学愈来愈走向世界，散文要破除框式，搞中西杂交。弄通弄懂什么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什么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融汇化合，走出一条极民族化的又极具有现代意识的路子。散文只有这么开放，才能坚实地独立文坛，也才能在诗的散化、小说的散化的趋势下，保持自己的纯洁。
说起我自己的读书经历嘛，当时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书这么多，没法比。那时候我也读过些《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但书的封皮全都被人撕掉了，没名没姓的，弄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读的是究竟什么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看到《红楼梦》，没有封面，我看来看去也看不懂里面在说什么，干脆把书偷回家，后来人家找来了，问我要书。我问他凭什么找我要，人家说，我们大伙分析，一致认定是被你拿走了。没办法，最后把书还给了人家。十几岁在农村的时候，翻另一本没封皮的书，很着迷，里面内容跟我离得太远，后来上大学才知道，这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还有一回看到一本书，其实这是沈从文写的，可我哪能知道。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次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来?其实当时沈从文还在被专政，又过了几年，沈从文才给解放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我讲这些话，目的就是说明当时那个环境，在我们该读书的年龄没有书读，得到一本书很是艰难。现在藏书也多了，人家送书的也多了，一摆就一大摞子，可是又懒得看了。人啊，缺书读的时候能废寝忘食，有书读的时候又漫不经心。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构思，像要下蛋的老母鸡那样，坐卧不安。当时大多数的稿子寄出去，又原样退回来，大学三年时间就这样度过的。我不像苏童，人家第一篇稿子寄出去，一下子就成功了。当时生活挺困难，写完以后有同学还嘲笑你，他们总拿我被退回来的稿子在人前展示。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回一有篇稿子成功了，总要去改善一下生活，赏一下自己。其实也很简单，就一碗米饭，一碗鸡蛋羹。当时我把主要作家的文章都浏览了一下，但没看他们文集，觉得人家的抒情散文怎么能写得那么漂亮，等后来把他们文集全部拿过来一看，才发现他一生也就写了这么五、六篇。人家不是刻意去写散文，而是偶然有灵感、想抒情的时候去写。写出来肯定是漂亮的。现在我自己也是个散文家，一天到晚为发表而写东西，肯定写不了那么美。我简单谈这几句，意思就是那时候都挺不容易，现在社会这么开放，世界上任何好东西都能进来，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确实要珍惜。
现在的孩子真够成熟，怎么什么都懂，用的词语出人意料，而且动辄就是长篇小说，这在我那个时候真是想也不敢想。人在年轻时。要多方学习，读一读书，经一经世事。我一直认为读书要读大书、活读书，书就像辣子，本身就是个调 料，但有一种虫，钻到辣子里光是吃，把辣子也弄坏了，那是辣子虫么。
现在，每年我国要出版1500多部长篇小说，这种大量的“快餐书籍”面世，对文学的伤害特别大。有好多书为了求新求变，而刻意用“新”手法创作的文学书籍，读起来痛快，状语、形容词等大量的长长的排比句看起来挺新鲜，不过是夸夸其谈，盲目追随西方的创作手法。我认为，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信仰、境界和品格仍然需要继承中国的民族传统。我书房现在还挂着苏东坡、海明威、张爱玲、沈从文这些人的小镜框，古今中外的大家们监督、鼓励我，他们都是老师，都留下了经典。因为，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蕴含着作家无数细微的观察和想象。
问者：抛开《美文》来说。您本人就有《丑石》《一棵小桃树》等多篇优秀散文入选国家金日制中学语文课本。在全国不少师生心目中，您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其次才是小说家。在您看来，写散文最让人感到为难的地方在哪里呢?还有，您心目中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
答者：文坛高地众多，小说界城头变幻大王旗，两三年不写便被读者遗忘。散文界则有些特殊，有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了一篇散文，现在还是著名散文家，可见散文阵营遭受触动最少；而近年来散文界群雄纷争，这时谁若异军突起，应当可以号令江湖，年轻作家若把握准机会，必会有出头之日。
应该说，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是最难说最难写最不革命的地方，以前诗歌界和小说界的革命很多，散文好像总是不动弹。这几年，“散文革命”突然爆发，各种写作队伍层出不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散文创作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结合的问题，即个人生命体验如何暗合生命情绪的问题，年轻时模仿期写得快，年长后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写了，要么激情不够，要么考虑过多。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写得那么好，它肯定有实指对象，若泛写根本不会那么好，写者和被写者都要死去，但诗歌中的具体情感却生发成了通感，感动着一代代读者。现在好多东西实不下去，导致作品没细节没生活。人越往下蹲才越能跳得高。扎到实处才能虚写。
什么是好文章呢?我认为，让人看了不会写的想写了，会写的一看写不成了的，就是好文章。只有生动、深刻、真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