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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吏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与王朝的兴衰相一致，周而复始也上演着官吏由艰苦奋斗到腐败变质的周期循环，大部分封建王朝初期，官吏比较清廉，到了王朝末期，无一例外地官场贪污腐败成风，这种现象被称为“官吏周期率”。理性审视中国古代官吏腐化转变的周期率现象，对于当前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代官吏周期率；“为官不易”；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铁腕惩贪腐、重拳扫“四风”，铁规迭出、禁令生威，对干部的管理越来越严。一些干部发出“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的抱怨。“为官不易”的焦虑折射出部分干部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工作作风上的错位，“为官不易”，说到底并不是官不好当了，只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
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化“为官不易”成果是一个长期过程。纵观古今，官吏作为政治精英群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以国家意志或国民利益的名义行使国家公权力，官吏的价值偏好、动机心态、综合素养、专业能力等，历来是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强弱、社会治乱的基本要素之一。所以，中国先哲说：“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又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有什么样的官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方策；还说：“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认为官制不修、官德沦丧则政策失效、社会失范，不仅国家因此衰败，而且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可见，官吏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与王朝的兴衰相一致，周而复始也上演着官吏由艰苦奋斗到腐败变质的周期循环，大部分封建王朝初期，官吏比较清廉，到了王朝末期，无一例外地官场贪污腐败成风，这种现象被称为“官吏周期率”。理性审视中国古代官吏腐化转变的周期率现象，对于当前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化心理危机是中国古代官吏周期率现象出现的内因
1.1 专制政治文化产生官本位、利已化价值取向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纲常名教为支点，以大一统为构架的封建政治文化，其核心为王权崇拜。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文化统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大众进行王权崇拜的强制教化。高度的专制政治和思想控制，使得政治成为少数人行为，是“肉食者谋之”的东西，老百姓不能干预，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这种政治文化必然要生产出一批批暴戾瓷睢、为所欲为、矣奢淫逸、享乐至上的贪官污吏，从而在官僚阶层形成“上下交争利”、一派昏昏然的衰亡之风。同时，封建社会的生存法则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由其政治上的等级地位决定的。绝大部分封建儒生勤勉努力步入仕途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追逐名利和个人荣华富贵，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一旦进入仕途后，其心思则日益转移到追名逐利上来。所以，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清官有如凤毛麟角，老百姓常说的“千里做官只为财”折射出封建官吏普遍敛财的本性。
1.2 前敬后怠是官周率的重要拐点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才会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一般来说，一个官吏入仕初期，受周边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各种“不适期”的压力影响，能够自觉树立忧患意识，不易出现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现象，而随着外部压力消失而产生的动力不足，就容易斗志涣散、锐气消减，缺乏对各种潜在危机的恒久警惕和清醒认知。如李自成率部进入京城后，起义军首领们陶醉于已有的胜利中，许多将军和士兵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占领北京43天便被清军赶出京城。唐太宗李世民创立了贞观盛世，其勤政廉政为史所公认，但贞观之治明显有前后期之分，后期已出现“功业虽盛，终不如初”的现象，所以才有魏征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太宗的各种怠政之弊。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必然产生变质倒退、失去先进性的危险。
2 特权阶级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官吏周期率现象发展的外因
2.1 封建专制政治形成特权官僚阶层，脱离群众，与民争利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传统家长制的影响，在全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体系。官员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政治、经济等诸多特权。如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同时，一个王朝在帝业未成时，建立者尚能做到生活节俭，体恤民情，一旦政权到手，由“治于人者”变成“治人者”，则致力于维护和扩大本集团的利益，成为与群众对立的官僚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丧失民心，最终导致政权倾覆。以清朝为例，从乾隆到同治百余年，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约为700余万顷，大官僚、地主所占土地为民田的50%-60%，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批自耕农因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官民贫富悬殊，从而引发社会动乱，清王朝由此陷入由盛到衰的恶性循环。
2.2 特权阶级过于庞大，使政府丧失自我调节能力
在中国古代，官员冗滥，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以北宋为例，《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分化事权增设机构，“昔经一官治之者，今析之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如立“二府”分割宰相的行政和军政大权，设“三司使”分割宰相财政权，造成机构设置重叠繁复，职责不清。推行恩荫制度，“一人入仕，则子孙、宗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皇朝宗室男孩7岁便可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同时还存在通过裙带关系而授官的，有“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有以“功伐多事”授官的，不计其数。官员膨胀，导致财政负担过重，职责不清，效率低下，使得王朝缺乏自我纠错能力。
关键词：古代官吏周期率；“为官不易”；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铁腕惩贪腐、重拳扫“四风”，铁规迭出、禁令生威，对干部的管理越来越严。一些干部发出“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的抱怨。“为官不易”的焦虑折射出部分干部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工作作风上的错位，“为官不易”，说到底并不是官不好当了，只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
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化“为官不易”成果是一个长期过程。纵观古今，官吏作为政治精英群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以国家意志或国民利益的名义行使国家公权力，官吏的价值偏好、动机心态、综合素养、专业能力等，历来是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强弱、社会治乱的基本要素之一。所以，中国先哲说：“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又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有什么样的官吏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方策；还说：“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认为官制不修、官德沦丧则政策失效、社会失范，不仅国家因此衰败，而且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可见，官吏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与王朝的兴衰相一致，周而复始也上演着官吏由艰苦奋斗到腐败变质的周期循环，大部分封建王朝初期，官吏比较清廉，到了王朝末期，无一例外地官场贪污腐败成风，这种现象被称为“官吏周期率”。理性审视中国古代官吏腐化转变的周期率现象，对于当前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化心理危机是中国古代官吏周期率现象出现的内因
1.1 专制政治文化产生官本位、利已化价值取向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纲常名教为支点，以大一统为构架的封建政治文化，其核心为王权崇拜。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文化统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大众进行王权崇拜的强制教化。高度的专制政治和思想控制，使得政治成为少数人行为，是“肉食者谋之”的东西，老百姓不能干预，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这种政治文化必然要生产出一批批暴戾瓷睢、为所欲为、矣奢淫逸、享乐至上的贪官污吏，从而在官僚阶层形成“上下交争利”、一派昏昏然的衰亡之风。同时，封建社会的生存法则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由其政治上的等级地位决定的。绝大部分封建儒生勤勉努力步入仕途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追逐名利和个人荣华富贵，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一旦进入仕途后，其心思则日益转移到追名逐利上来。所以，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清官有如凤毛麟角，老百姓常说的“千里做官只为财”折射出封建官吏普遍敛财的本性。
1.2 前敬后怠是官周率的重要拐点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才会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一般来说，一个官吏入仕初期，受周边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各种“不适期”的压力影响，能够自觉树立忧患意识，不易出现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现象，而随着外部压力消失而产生的动力不足，就容易斗志涣散、锐气消减，缺乏对各种潜在危机的恒久警惕和清醒认知。如李自成率部进入京城后，起义军首领们陶醉于已有的胜利中，许多将军和士兵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占领北京43天便被清军赶出京城。唐太宗李世民创立了贞观盛世，其勤政廉政为史所公认，但贞观之治明显有前后期之分，后期已出现“功业虽盛，终不如初”的现象，所以才有魏征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太宗的各种怠政之弊。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必然产生变质倒退、失去先进性的危险。
2 特权阶级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官吏周期率现象发展的外因
2.1 封建专制政治形成特权官僚阶层，脱离群众，与民争利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传统家长制的影响，在全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体系。官员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政治、经济等诸多特权。如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同时，一个王朝在帝业未成时，建立者尚能做到生活节俭，体恤民情，一旦政权到手，由“治于人者”变成“治人者”，则致力于维护和扩大本集团的利益，成为与群众对立的官僚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丧失民心，最终导致政权倾覆。以清朝为例，从乾隆到同治百余年，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约为700余万顷，大官僚、地主所占土地为民田的50%-60%，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批自耕农因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官民贫富悬殊，从而引发社会动乱，清王朝由此陷入由盛到衰的恶性循环。
2.2 特权阶级过于庞大，使政府丧失自我调节能力
在中国古代，官员冗滥，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以北宋为例，《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分化事权增设机构，“昔经一官治之者，今析之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如立“二府”分割宰相的行政和军政大权，设“三司使”分割宰相财政权，造成机构设置重叠繁复，职责不清。推行恩荫制度，“一人入仕，则子孙、宗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皇朝宗室男孩7岁便可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同时还存在通过裙带关系而授官的，有“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有以“功伐多事”授官的，不计其数。官员膨胀，导致财政负担过重，职责不清，效率低下，使得王朝缺乏自我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