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互保”的既有叙事中，往往有“议定”“订立”“签约”一类的表述，从而造成约款已既成事实的印象。中方的交涉目标起初设定为“订约”，在沪代表也拟议了具体章程及其附件的草案，寄望于中外双方签字生效。相关的两份核心文件均以“章程”命名，在当时语境中可以与约款等同视之。尽管中方所拟章程以慎重出之，力求周全，但由于列强政府基于本身利益考虑，以及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章程细目并未被接受，交涉的主题渐由“签约”向“换文”转移。也就是说，中方不再追求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互换照会达成某些和平性质的协议。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换文往往言明签署后立即生效而不需要经过批准，在国家间需要迅速缔结和执行协议时，这种形式是特别方便的。对中方而言，可以说是灵活的权宜之计，实则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为面对僵局时不得不然的一种妥协。而领事团在公布和平告示、确认全权身份等要求一一得到满足后，并由于中方一再坚持，最终以复照形式申明，各国在利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将不在长江流域用兵的基本精神。
　　由此，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此次交涉的主线，并对此前在学界以及历史教科书当中误为“常识”的史实作出修正，即“东南互保”没有“议定”或“签署”所谓的约款，而仅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了中外保护的谅解。
　　（摘编自《学术月刊》2013年11期，作者：戴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