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坛,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界、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做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
　　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却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
　　如果《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有更多分歧。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
　　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颗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棵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索尔仁尼琴和我国的“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崩乐坏。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它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子弟”的时代。
　　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
　　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红轮》,(俄)亚·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