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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一反传统文学评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过分强调，在文本细读的前提下，侧重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可以说为《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也带有极大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割裂，其次则是过度强调作品的虚构性，否定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幻想但却有致命庸俗的女性人物——艾玛，通过艾玛因为庸俗而导致的浪漫主义幻想的破灭，批判了艾玛式的庸俗的浪漫主义，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人物。因此，《包法利夫人》往往被视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并跻身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列。
可以说，世界文坛对《包法利夫人》高度的认可和评价更多的是依据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虽然《包法利夫人》没有能够像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在艺术风格上自成一派，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包法利夫人》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的巨大魅力。只是长期以来，对小说艺术手法的研究更多的是附属在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声音中，也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声音，即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理论，以《文学理论》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将艺术分析的视角完全集中于文本本身，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探索，从而为《包法利夫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包法利夫人》文学笔记的开头，纳博科夫就一再申明，不要追究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①。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只是“神话”或“童话”，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或着说是虚构，而《包法利夫人》也只不过是一部“最上乘的神话”②罢了。那些因为《包法利夫人》从内容上有力地抨击了庸俗的资产阶级和庸俗的浪漫主义而大加赞赏的观点，纳博科夫是不屑一顾的。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的价值在于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带给读者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在申慧辉所写《文学讲稿》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可以概括为，“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小说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被上升到了无限的高度，是凌驾于思想和内容之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灵魂要素。至于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部带有虚构性、幻想性甚至是欺骗性的小说来看到真实的客观世界和时代。
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纳博科夫认为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和观念，否则只会越走越偏，越走越错。他在其所写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的越周密越好。”③纳博科夫在评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时，更是特意提醒读者，“请完全彻底地忘却这本书的内容……使你的大脑对这部小说的任何见解呈现完全空白的状态。”④同样，对于《包法利夫人》，纳博科夫也反对先入为主地将其作为一本“谴责资本主义”的小说来读，在他看来，包括《包法利夫人》在内的所有的优秀作品，在阅读之前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与已知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也只有在阅读完小说之后方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完全抛开当时已存在的对《包法利夫人》的定位和看法，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重新进行文本细读，抛开小说内容，单纯以艺术风格来确定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中独特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小说的结构（或动作）、主题线索、风格、意境和人物等方面。
纳博科夫首先指出《包法利夫人》中地点、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虚构性。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相比，影响主人公艾玛的三种因素——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未知因素是完全处于作者的控制、指挥和运用中，包法利夫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福楼拜精心设计的，是不同于当时客观的法国社会环境的。因此，艾玛是典型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主观印记的，甚至是艾玛标致但却线条生硬的手也是福楼拜故意为之，以表现艾玛美丽、聪慧之外致命的庸俗。这种主观印记不仅表现在艾玛沉迷于幻想但又极度庸俗的性格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对艾玛命运的安排和控制上。例如，艾玛烧掉婚礼花束与艾玛最终自尽的暗合与预示；艾玛死后，守护她的是伪科学的信徒郝麦和庸俗的上帝的信徒布尔尼贤，两人相对而眠，鼾声大作；以及后来郝麦为艾玛绞尽脑汁想出的墓志铭，都是福楼拜对庸人的嘲讽，无不表现出福楼拜主观控制的痕迹。
对于《包法利夫人》的主题线索，纳博科夫作出了详尽的分析。首先汇聚了贯穿作品始终也是最重要的“千层饼”主题（层次主题）：查理的混合式帽子，查理与艾玛婚礼上的多层蛋糕，查理在道特的家，艾玛死后用于安葬的一棺两椁。其次是作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马”的主题，查理第一次去艾玛家所骑的马受惊是对未来生活的预示，以及马在艾玛与情人罗多夫幽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有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主题是梦幻的主题：艾玛对爱情的幻想、艾玛对巴黎的幻想贯穿在作品的始终，另外还有艾玛那一瞬即逝的对包法利的幻想，以及给孩子起一个浪漫的名字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幻想等等。梦幻的主题自然而然地牵引出欺骗的主题。在《包法利夫人》中，欺骗主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联系艾玛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桥梁。欺骗使艾玛不时地与幻想的生活更进一步，但同时又使幻想加速破灭，更快地面对残酷的现实。
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是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一篇童话故事，而在文体上是“以散文担当了诗歌的职责”⑤。在小说中，虽然福楼拜表现的是庸人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但是作家却用美妙和谐的文字、独具风格的结构和手法来表现这种粗俗的人和事，这一点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运用了“多声部配合法”、预示法和呼应法。其中，纳博科夫最为赞赏的是“多声部配合法”。“多声部配合法”不仅使小说实现了不同主题之间的近距离过渡和转换，而且将庸人的群相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手法，艾玛无病呻吟的伪浪漫、郝麦借以谋私的伪科学、罗多夫虚情假意的丑恶嘴脸以及查理、教士等人物质化的庸俗被随意组合在一起。福楼拜的小说向来以一种无动于衷的客观冷静而为人称道，在作品中，福楼拜极少对人物的情感和所作所为作过于主观的评价，而“多声部配合法”的运用，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所关注的庸俗的人和事的态度，即鄙视和讽刺。 纳博科夫十分重视文本细读，他曾经说过，“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⑥。而在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中，纳博科夫也是如此强调的，大到一个事件，小到一个细节，甚至是一个词语的准确含义，他都力求做到精确。例如，对于福楼拜提到的“布尔乔亚”这个词，纳博科夫做出了详尽的说明，指出这个词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不是指经济状况，而是指人的心灵状态，而作品中的人物，则都属于“布尔乔亚”，都是福楼拜所痛恨的只关心物质生活和传统道德，而忽视人的内心感受的庸人。对于艾玛终生孜孜以求的庸俗的浪漫主义，纳博科夫也作出了精确的分析，与艾玛庸俗的内心相对应，作品中的浪漫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庸俗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成分，纳博科夫为其作如下定义：“一种梦幻式的，富于想象力的心态，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时常沉缅于美妙的幻想之中，”⑦可以说非常准确的击中了艾玛的要害。另外，纳博科夫也在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微小但是对我们理解作品却相当重要的细节，如意大利种小猎犬与艾玛的浪漫幻想之间的关联，绿匣子所勾起的艾玛对巴黎的幻想，查理两位妻子婚礼花束的结局对人物命运的预示，以及艾玛婚礼与葬礼的奇妙对应，等等，这些都只有对文本的仔细品读才能领悟到。
纳博科夫在《包法利夫人》研究道路上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为受到新批评理论的影响，纳博科夫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将关注的视角全部放在文本本身，并对小说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进行极其细致的解读，可以说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另外，纳博科夫所提倡的不可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小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局限我们的思路，让我们以更尖锐的眼光、更多的角度、更大的空间来理解和解读作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存在着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错误倾向。
纳博科夫艺术观的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甚至是对艺术形式的绝对肯定和对内容的绝对否定。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只能从作品所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来评判，而不能从其思想性来评判，认为“文字风格和结构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⑧。很多凭借其伟大思想而留名的文学家在纳博科夫眼中是不足道的。《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够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完全是由于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可是，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故事性和思想性是不可能被忽略的。我们很难想像，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一部小说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作品在艺术上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很多作品将会使我们不愿卒读或不能卒读。纳博科夫非常尊崇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纵然是因为作品独到的结构、语言、视角转换等创作手法和特色，但是谁能忽视意识流小说所表达的对人类灵魂、精神和命运的关注。小说向来以故事性和思想性见长，虽然我们可以说，独特的艺术结构与风格可能会产生一部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优秀的小说一定是能表达深刻思想的作品。其实，我们看纳博科夫收入《文学讲稿》的作品，除了《包法利夫人》，还有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罗·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七章节之一的《斯旺宅边小径》、弗·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们无不以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受到纳博科夫的推崇，但是细读作品，谁又能不被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和内容而折服和影响呢？所以，纳博科夫重艺术形式而轻思想内容的做法，是非常片面的。
其次，纳博科夫过度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认为任何小说都只是“神话”，带有欺骗性，这其实是否定了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尤其对现实主义作品更是这样。他认为，“任何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幻想，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独特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⑨，所以小说无法反映真正的现实，而说一部小说反映的是真事，是对艺术和真实的侮辱。因此，他反对将小说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真实地存在的联系。《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这一点也得到了福楼拜本人的认可。小说中的医生包法利和包法利夫人都是有原型的，故事的情节与真实的事件也是存在关联的。而综观小说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品所表现的对庸人人生和庸俗世界的讽刺与批判。纳博科夫在分析小说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提及与作品内容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例如，他在评论《包法利夫人》时，就提及与作品所跨年代相符的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历史，提到“公民国王”路易·菲力浦，并认为路易·菲力浦是十足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文学作品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的主观印记，会与现实有差异，但是艺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是有道理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一点在《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也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对于文学界把《包法利夫人》简单地定性为现实主义小说或自然主义小说，纳博科夫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与纳博科夫上述对小说内容虚构性的过分强调不无关系。纳博科夫重申，“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所有的艺术都是骗术”，⑩《包法利夫人》也不例外。它是福楼拜想象中的世界，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自己的逻辑、规律和例外。在纳博科夫看来，在小说中，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是带有主观意识的现实主义。现实世界是具有普世性的，但这种具有普世性的现实反映在每个作家头脑中并最终付诸笔端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诚然，所有的现实只是相对的现实，会随着作者的书写、时代的不同、读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偏激地由于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而否决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定性，因为相对之中是有绝对的。定性一部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作品，文学批评界是有一套标准的，而这套标准是是带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要广阔而又真实地展示社会的各种姿态，同时要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矛盾，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所见所闻所行来完成。文学作品的普世性又要求作家不可能用现实世界中的个别偶然事件来反映普遍的道理。所以，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的世界也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它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升华，以此来表现具有普世性的深刻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像纳博科夫这样以绝对的现实来诘难现存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是艺术，艺术就应该允许虚构，而这种虚构的程度要根据艺术的不同类型来定。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虚构也是绝对不可能消除的。
与《洛丽塔》一样，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也是独具一格的。它一反过去对小说故事性和内容性的偏爱，将视角转向作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虽然他的艺术观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片面和绝对化倾向，但是他对新批评理论的接受和利用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85.
②同上，第20页.
③同上，第19页.
④同上，第247页.
⑤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85.
⑥同上，第19页.
⑦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92.
⑧这句话取自纳博科夫的文学讲义.纳博科夫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中任教，《文学讲稿》是以纳博科夫在50年代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写成的.
⑨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339.
⑩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207.
参考文献：
[1]陈樱.读书读得像侦查——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J].世界文化，2009（7）.
[2]冯焰.论纳博科夫的小说美学观[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刘佳林.论纳博科夫的文学观[J].国外文学，2006（1）.
[4]易丹.谈纳博科夫《文学讲稿》[J].外国文学评论，1993（2）.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幻想但却有致命庸俗的女性人物——艾玛，通过艾玛因为庸俗而导致的浪漫主义幻想的破灭，批判了艾玛式的庸俗的浪漫主义，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人物。因此，《包法利夫人》往往被视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并跻身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列。
可以说，世界文坛对《包法利夫人》高度的认可和评价更多的是依据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虽然《包法利夫人》没有能够像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在艺术风格上自成一派，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包法利夫人》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的巨大魅力。只是长期以来，对小说艺术手法的研究更多的是附属在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声音中，也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声音，即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批评界盛行新批评理论，以《文学理论》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将艺术分析的视角完全集中于文本本身，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进行探索，从而为《包法利夫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包法利夫人》文学笔记的开头，纳博科夫就一再申明，不要追究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真实性，因为“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①。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只是“神话”或“童话”，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或着说是虚构，而《包法利夫人》也只不过是一部“最上乘的神话”②罢了。那些因为《包法利夫人》从内容上有力地抨击了庸俗的资产阶级和庸俗的浪漫主义而大加赞赏的观点，纳博科夫是不屑一顾的。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的价值在于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所带给读者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在申慧辉所写《文学讲稿》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可以概括为，“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小说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被上升到了无限的高度，是凌驾于思想和内容之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灵魂要素。至于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部带有虚构性、幻想性甚至是欺骗性的小说来看到真实的客观世界和时代。
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纳博科夫认为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和观念，否则只会越走越偏，越走越错。他在其所写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的越周密越好。”③纳博科夫在评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时，更是特意提醒读者，“请完全彻底地忘却这本书的内容……使你的大脑对这部小说的任何见解呈现完全空白的状态。”④同样，对于《包法利夫人》，纳博科夫也反对先入为主地将其作为一本“谴责资本主义”的小说来读，在他看来，包括《包法利夫人》在内的所有的优秀作品，在阅读之前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与已知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也只有在阅读完小说之后方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完全抛开当时已存在的对《包法利夫人》的定位和看法，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重新进行文本细读，抛开小说内容，单纯以艺术风格来确定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中独特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小说的结构（或动作）、主题线索、风格、意境和人物等方面。
纳博科夫首先指出《包法利夫人》中地点、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虚构性。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相比，影响主人公艾玛的三种因素——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未知因素是完全处于作者的控制、指挥和运用中，包法利夫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福楼拜精心设计的，是不同于当时客观的法国社会环境的。因此，艾玛是典型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主观印记的，甚至是艾玛标致但却线条生硬的手也是福楼拜故意为之，以表现艾玛美丽、聪慧之外致命的庸俗。这种主观印记不仅表现在艾玛沉迷于幻想但又极度庸俗的性格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对艾玛命运的安排和控制上。例如，艾玛烧掉婚礼花束与艾玛最终自尽的暗合与预示；艾玛死后，守护她的是伪科学的信徒郝麦和庸俗的上帝的信徒布尔尼贤，两人相对而眠，鼾声大作；以及后来郝麦为艾玛绞尽脑汁想出的墓志铭，都是福楼拜对庸人的嘲讽，无不表现出福楼拜主观控制的痕迹。
对于《包法利夫人》的主题线索，纳博科夫作出了详尽的分析。首先汇聚了贯穿作品始终也是最重要的“千层饼”主题（层次主题）：查理的混合式帽子，查理与艾玛婚礼上的多层蛋糕，查理在道特的家，艾玛死后用于安葬的一棺两椁。其次是作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马”的主题，查理第一次去艾玛家所骑的马受惊是对未来生活的预示，以及马在艾玛与情人罗多夫幽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有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主题是梦幻的主题：艾玛对爱情的幻想、艾玛对巴黎的幻想贯穿在作品的始终，另外还有艾玛那一瞬即逝的对包法利的幻想，以及给孩子起一个浪漫的名字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幻想等等。梦幻的主题自然而然地牵引出欺骗的主题。在《包法利夫人》中，欺骗主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联系艾玛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桥梁。欺骗使艾玛不时地与幻想的生活更进一步，但同时又使幻想加速破灭，更快地面对残酷的现实。
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是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一篇童话故事，而在文体上是“以散文担当了诗歌的职责”⑤。在小说中，虽然福楼拜表现的是庸人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但是作家却用美妙和谐的文字、独具风格的结构和手法来表现这种粗俗的人和事，这一点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运用了“多声部配合法”、预示法和呼应法。其中，纳博科夫最为赞赏的是“多声部配合法”。“多声部配合法”不仅使小说实现了不同主题之间的近距离过渡和转换，而且将庸人的群相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手法，艾玛无病呻吟的伪浪漫、郝麦借以谋私的伪科学、罗多夫虚情假意的丑恶嘴脸以及查理、教士等人物质化的庸俗被随意组合在一起。福楼拜的小说向来以一种无动于衷的客观冷静而为人称道，在作品中，福楼拜极少对人物的情感和所作所为作过于主观的评价，而“多声部配合法”的运用，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所关注的庸俗的人和事的态度，即鄙视和讽刺。 纳博科夫十分重视文本细读，他曾经说过，“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⑥。而在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中，纳博科夫也是如此强调的，大到一个事件，小到一个细节，甚至是一个词语的准确含义，他都力求做到精确。例如，对于福楼拜提到的“布尔乔亚”这个词，纳博科夫做出了详尽的说明，指出这个词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不是指经济状况，而是指人的心灵状态，而作品中的人物，则都属于“布尔乔亚”，都是福楼拜所痛恨的只关心物质生活和传统道德，而忽视人的内心感受的庸人。对于艾玛终生孜孜以求的庸俗的浪漫主义，纳博科夫也作出了精确的分析，与艾玛庸俗的内心相对应，作品中的浪漫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庸俗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成分，纳博科夫为其作如下定义：“一种梦幻式的，富于想象力的心态，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时常沉缅于美妙的幻想之中，”⑦可以说非常准确的击中了艾玛的要害。另外，纳博科夫也在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微小但是对我们理解作品却相当重要的细节，如意大利种小猎犬与艾玛的浪漫幻想之间的关联，绿匣子所勾起的艾玛对巴黎的幻想，查理两位妻子婚礼花束的结局对人物命运的预示，以及艾玛婚礼与葬礼的奇妙对应，等等，这些都只有对文本的仔细品读才能领悟到。
纳博科夫在《包法利夫人》研究道路上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为受到新批评理论的影响，纳博科夫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将关注的视角全部放在文本本身，并对小说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进行极其细致的解读，可以说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另外，纳博科夫所提倡的不可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小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局限我们的思路，让我们以更尖锐的眼光、更多的角度、更大的空间来理解和解读作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存在着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错误倾向。
纳博科夫艺术观的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甚至是对艺术形式的绝对肯定和对内容的绝对否定。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只能从作品所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来评判，而不能从其思想性来评判，认为“文字风格和结构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⑧。很多凭借其伟大思想而留名的文学家在纳博科夫眼中是不足道的。《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够受到纳博科夫的赞赏，完全是由于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可是，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故事性和思想性是不可能被忽略的。我们很难想像，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一部小说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作品在艺术上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很多作品将会使我们不愿卒读或不能卒读。纳博科夫非常尊崇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纵然是因为作品独到的结构、语言、视角转换等创作手法和特色，但是谁能忽视意识流小说所表达的对人类灵魂、精神和命运的关注。小说向来以故事性和思想性见长，虽然我们可以说，独特的艺术结构与风格可能会产生一部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优秀的小说一定是能表达深刻思想的作品。其实，我们看纳博科夫收入《文学讲稿》的作品，除了《包法利夫人》，还有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罗·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七章节之一的《斯旺宅边小径》、弗·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们无不以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受到纳博科夫的推崇，但是细读作品，谁又能不被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和内容而折服和影响呢？所以，纳博科夫重艺术形式而轻思想内容的做法，是非常片面的。
其次，纳博科夫过度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认为任何小说都只是“神话”，带有欺骗性，这其实是否定了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价值，尤其对现实主义作品更是这样。他认为，“任何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幻想，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独特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⑨，所以小说无法反映真正的现实，而说一部小说反映的是真事，是对艺术和真实的侮辱。因此，他反对将小说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真实地存在的联系。《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这一点也得到了福楼拜本人的认可。小说中的医生包法利和包法利夫人都是有原型的，故事的情节与真实的事件也是存在关联的。而综观小说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品所表现的对庸人人生和庸俗世界的讽刺与批判。纳博科夫在分析小说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提及与作品内容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例如，他在评论《包法利夫人》时，就提及与作品所跨年代相符的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历史，提到“公民国王”路易·菲力浦，并认为路易·菲力浦是十足的“福楼拜式的人物”。文学作品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的主观印记，会与现实有差异，但是艺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是有道理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一点在《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也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对于文学界把《包法利夫人》简单地定性为现实主义小说或自然主义小说，纳博科夫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与纳博科夫上述对小说内容虚构性的过分强调不无关系。纳博科夫重申，“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所有的艺术都是骗术”，⑩《包法利夫人》也不例外。它是福楼拜想象中的世界，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自己的逻辑、规律和例外。在纳博科夫看来，在小说中，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是带有主观意识的现实主义。现实世界是具有普世性的，但这种具有普世性的现实反映在每个作家头脑中并最终付诸笔端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诚然，所有的现实只是相对的现实，会随着作者的书写、时代的不同、读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偏激地由于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而否决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定性，因为相对之中是有绝对的。定性一部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作品，文学批评界是有一套标准的，而这套标准是是带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要广阔而又真实地展示社会的各种姿态，同时要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矛盾，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所见所闻所行来完成。文学作品的普世性又要求作家不可能用现实世界中的个别偶然事件来反映普遍的道理。所以，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的世界也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它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升华，以此来表现具有普世性的深刻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像纳博科夫这样以绝对的现实来诘难现存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是艺术，艺术就应该允许虚构，而这种虚构的程度要根据艺术的不同类型来定。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虚构也是绝对不可能消除的。
与《洛丽塔》一样，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也是独具一格的。它一反过去对小说故事性和内容性的偏爱，将视角转向作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虽然他的艺术观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片面和绝对化倾向，但是他对新批评理论的接受和利用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85.
②同上，第20页.
③同上，第19页.
④同上，第247页.
⑤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85.
⑥同上，第19页.
⑦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192.
⑧这句话取自纳博科夫的文学讲义.纳博科夫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中任教，《文学讲稿》是以纳博科夫在50年代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写成的.
⑨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339.
⑩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2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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