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离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一线法官岗位3年后，庄齐明重新回到房地产庭的审判席上。
　　研究生毕业后，庄齐明已在深圳法院工作了整整10年。她用了6年时间，才获得法官资格；但作为法官工作1年多后，她又转岗到干部处工作，负责法警警衔评定，人大、政协代表联络和计划生育工作。
　　促使她重新做出选择的，是于今年7月开始施行的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这次改革全面覆盖深圳中院及6个基层法院。从此，深圳的法官管理与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完全分开，法官有了独立的职级序列，成为继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之外的第四类公务员。
　　“有了单独序列，法官发展就不用挤传统按行政级别晋升的独木桥。路变宽了，法官才更愿意留在一线审判岗位上。”深圳中院政治部干部处处长陈新哲说。

科员法官

　　在工作第7年时，法院开展调岗工作，庄齐明被调整到政治部的干部处工作。
　　她之前在劳动争议庭，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周固定要加班两天，手上永远压着几十件未审结的案子，桌上永远堆满卷宗，几乎一点个人生活都没有。除了案件审理本身带来的压力，法官还要面临巨大的信访压力，有时候在法院门口看到信访人员，她会下意识地问上一句：“这不是我案子的当事人吧？”
　　辛苦7年，她的行政级别还只是副科。调到干部处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她工作的第9年，她终于升到了正科。
　　蒋筱熙也曾是深圳中院法官的一线法官。在知识产权界颇有影响的苹果公司诉唯冠公司iPad商标案、华为诉IDC公司垄断案中，蒋筱熙均为合议庭成员。
　　这样的专业成绩堪称斐然。然而，在一线审判席工作11年后，蒋筱熙能够获得的职业评价，仅是行政正科级。由于法官的薪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蒋筱熙的薪资待遇便一直徘徊不前。
　　2013年，这个性格泼辣、作风爽利的女法官通过竞争上岗，转岗成为公共关系处副处长，成为副处级公务员。这样的提升，在法官岗位上几乎不可能实现。法官序列中，与副处级相对应的岗位是副庭长。在一个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审判庭里，通常只有两个副庭长岗位，竞争十分激烈。
　　深圳中院政治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深圳市、区两级法院处级干部比例远低于市、区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比例，法院干部的成长进步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党政机关。在基层法院，当10年法官还是副科级甚至科员，十分正常。但在其他党政部门，10年工龄，多数可以升为正科级，还有一定比例的公务员可以可以升至副处。
　　这也是多数中国法官普遍面临的困境：晋升途径单一，晋升名额稀少，尤其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大多数法官深陷“提职难”“职业前景黯淡”“专业成绩无法获得公正评价”的不安感中。
　　许多法官因此辞职。据陈新哲介绍，仅2010年1月至2014年9月，深圳法院辞职、调离的人员达267人，其中141人为法官。还有一部分人像庄齐明、蒋筱熙一样，选择向非审判岗位流动。法官队伍整体流失严重。
　　一名深圳基层法院法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晋升更高的行政级别，法院监察室、政治部等都是好去处；就连正科级的法警大队队长，也会让法官们争得打破头。
　　2012年，深圳盐田区法院开始探索留住法官的机制。一年后，盐田方案上报深圳市委。据陈新哲介绍，盐田方案中，已经出现了“以法官等级论英雄”的设想，但每一级法官的薪资待遇仍与相应的行政级别挂钩，“去行政化只前进了半步”，力度有限；但其中仍有不少亮点，如对法院人员分类管理、限定法官员额、提高法官待遇等。这些想法打动了深圳市委。
　　深圳市从2010年开始探索公務员改革，将公务员划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除了综合管理类仍沿用以往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外，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晋升等，都与行政职务脱钩，而与个人的工作业绩、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条件建立联系。
　　由盐田方案，深圳市委组织部想到，或许也可以为法官单独建立一套类似的管理体系，完全脱离传统行政级别。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法院系统的认可。

“法官职业化”十年停滞

　　法官职业化，并不是深圳最早提出来的概念。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队伍建设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概念。半个月后，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其作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然而，接下来的几年间，法官职业化改革基本停留在严格准入门槛、提高专业素养、加大职业保障等层面。建立法官的单独序列管理体系，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深圳市从2003年开始研究法官职业化的改革方案。由于种种原因，改革也仅推进到严格法官准入门槛这一步。但这项改革持续至今，使得深圳市的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数量比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据估计，从书记员升任法官，在北京的法院平均需要3至5年，在深圳则需7至10年。有的法学硕士进入深圳中院9年，依然只是法官助理。

　　2009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大会上公布了一份调研报告，题为《积极推进法官、检察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促进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司法队伍建设》。其中明确提出：“由于没有实行单独职务序列，法官、检察官职级比例政策受公务员法调整，但现有的公务员的职级比例政策并不符合法院、检察院实际。”法官单独序列从此开始出现。 　　2012年3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两会上明确提出，应启动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2013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呼吁，尽快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法官等级不再与行政机制挂钩。
　　“为法官设立一个单独的公务员序列，意味着之前所有的管理方法都要推倒重来。”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盐田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赵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涉及的问题多如牛毛：法官分为哪些等级，达到哪些条件才能升到下一等级，每个等级待遇如何，要不要给这些等级设置数量、比例限制……“因此，并不是一个仅靠研究就能完成的改革，需要很多部门协调、参与、共同完成。”
　　2013年7月，深圳市特别成立法官职业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由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牵头，成员由市人社局、市编办、市财政委及深圳中院组成，探讨在深圳地区，推行法官职业化的方案。
　　“想完成这项牵涉部门众多的人事改革，没有市委、市政府点头拍板绝不可能。”陈新哲说。不仅如此，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长许勤也多次参与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调研和讨论，上级法院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仅为确定法官薪级表，就出了几百套方案”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工作小组将深圳法官职级划分9级，其中普通法官5个级别，高级法官4个级别。
　　之后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切实提高法官的薪酬待遇。
　　“研究方案时，各个部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法官的待遇必须提高。我们期望达到的目的是，法官甲在工作30年后，累计薪资待遇可以超过公务员乙，超过的比例大约20%至25%。”赵扬说。
　　为此，研讨小组模拟了两个同级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甲到法院做法官，乙到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之后，依照两个部门公务员的平均晋升频率，逐年计算出甲、乙的职业提职速度和晋升空间。然后进一步测算出每个法官级别对应的薪级，以及提升的幅度。
　　待遇提升，严控法官人数、避免不审案的人挤入法官队伍成为必然。工作小组的解决办法是控制全深圳的法官员额。
　　测算是在深圳法院目前每年收案量的基础上确定的。赵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两级法院目前每年收案量约为20万件，正常情况下，一名法官每年可以办案150件至200件，以此为基础，确定深圳两级法院共需约1200名法官。将其分配至各法院，并考虑到今后的一定上涨空间，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深圳中院的法官员额不超过政法编制人数的60%，基层法院则不超过65%。
　　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方案起草，出发点不同，常常在细节上发生分歧，有时会为一个问题争论许多天，仅为确定法官薪级表，就出了几百套方案。但终于达成了一致。
　　比如，在薪级点工资的涨幅上，法院方面最初希望设定为30%，最终确定时定为10%；法院希望从五级法官升至一级法官的职场年限为6年，但考虑到法官成长需要更多实践，最终确定时延长至10年；在法官与普通公务员间，法院希望设立一条对应的转换通道，但最终确定时，行政人员转为法官必须从最底层的五级或四级法官做起，法官转为行政人员，则要在与法官等级对应的行政职务上下调两个级别。
　　伴随着晋升空间和薪资待遇的改革，严考核、严监管也是调整重点。目前的措施为：法官要想晋升等级必须通过考核，对不设职数限制的法官等级，每个等级每年按照80%的比例在符合条件的法官中择优选拔一次。深圳中院法官责任体系初步确定为绩效考核责任、瑕疵责任和违法审判责任。结案数额没有达标、判决书上出现错别字等，制裁要相对轻微，但如果被发现有违法审判等行为，一律从严从重。

重回法官队伍

　　2014年1月21日，《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通过，从2003年便开始初步摸索、2012年正式提上日程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基本成形。
　　5月底，深圳法院系统具有法官资格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每人收到一份“法官薪级套转表”，清楚列明了改革后各自的法官职级、薪级计算方式和套转结果。从最初得知选岗的消息到最终选择，每个人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决定今后在法院的工作角色：是当法官，还是做行政。
　　一线法官绝大多数选择留守法官席，刚刚转到行政岗位不到一年的蒋筱熙，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决定重回法官席。
　　但对庄齐明来说，选择不太容易。她有个刚两岁的儿子，想起之前当法官时工作情景，她有些望而却步。纠结了两三个月后，“不能辜负7年法学院所受的教育”这个想法占了上风。她决定重回审判庭。
　　她所在的干部处9人具有法官资格，8人全部回归法官序列。深圳中院综合管理部门拥有法官资格的副处级干部，大多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区法院，有的政治部主任也放弃了行政职务甚至党组成员的身份，回归法官队伍。
　　据深圳中院统计，在这次岗位选择中，全市原有1132人具有法官资格，选择法官岗位的有1072人，占94.8%；在各区法院中，案件数量最多的宝安法院，162名具有法官资格的干部中，161人选择了法官岗位。
　　“这说明改革是可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陈新哲分析说，“制度明确后，法官不用过分关注自己的职级晋升，将会安心办案，心无旁骛。”
　　与3年前离开法官席时不同，庄齐明如今对她的职业道路有了明确的预期。“只要好好干，退休前至少可以升到一级法官，工资待遇相当于正处。如果能到四高（四级高级法官），工资就能达到局级。”

从对“人”去行政化，到对“权力”去行政化

　　2014年9月5日，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内举行了一场宣誓仪式，45名审判长身穿黑色法袍，红色前襟上装饰着金色纽扣，集体宣誓履新。刚刚回归审判庭的蒋筱熙，也在宣誓队伍里。
　　“法官职业化改革是对‘人’的去行政化。”深圳中院研究室主任袁銀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法官职业化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权力行使的去行政化”。 　　这也是深圳司法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下称“审判权改革”），为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让合议庭成为真正拥有审判权力的实体。
　　事实上，部分改革措施已在实施。
　　蒋筱熙担任知识产权庭的一名审判长，从9月5日开始，她的合议庭成员便完全固定下来，相当于成立了一个“蒋筱熙团队”。深圳中院共建立了74个人员固定的合议庭，选定了82名审判长。合议庭既是最小的审判单元、考核单元，也是最小的管理单元、责任单元。“这既有利于团队的长期建设，也便于出现问题时追责。”袁银平解释说。
　　重新穿上法袍，手握法槌，蒋筱熙再次向双方当事人和律师说明开庭程序。“一开始感觉不那么流利了。”她笑着说，“不过，整个案子审下来，感觉又恢复了。”
　　不只如此，她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过去，在深圳中院的二审案件，审判长只能签发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书；若需改判，则要经过副庭长审批；如要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必须经庭长认可；影响重大的疑难案件，还需提请审委会定夺。现在，除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拟判处死刑、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检察院抗诉等6类案件需提交审委会外，合议庭有完全的自主权。
　　“就是说，案子是否改判，改判成什么，现在完全不再需要通知庭长。”蒋筱熙说。
　　与之相对应，法院各级管理岗位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庭长不再有“批案子”的负担，副庭长则全部被编入合议庭，工作重心由之前的批案件、开会、抓考核，全部转移到审判具体案件上。
　　为了保证副庭长的审判工作，深圳中院审管办特意为副庭长们制定了结案指标。比如：刑庭副庭长每季度至少审结12件案件，是过去的一倍，比普通审判长少3件；民事庭副庭长每季度至少审结18件案件，是之前工作量的3倍；涨幅最大的是劳动争议庭，原来每季度副庭长只需审结6件案件，现在的指标是39件。
　　“这样的改变，如果非要说动了谁的奶酪，那只能是减小了领导的审批权，”袁银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那块奶酪本来就不属于他们。”
　　少了层层把关，案件的审理、裁判速度得到提升。民事庭审判长翟墨的直观感受是，案件的流转时间提高了约百分之二十。“在过去审批案件制度里，如果领导意见与合议庭不一致，还要反复讨论。审判链条就会被拖得很长。”
　　没有了“把关者”，法官们审案时更细心了，撰写判决时下笔也更谨慎了，就连法官助理给裁判文书校对时，都锱铢必较起来。翟墨说，原因很简单，“权力不一样了，责任也不一样了”。
　　初回審判席的庄齐明，每个案子都要做大量的庭前准备，吃透案卷，查找相关的司法解释、裁判指引，有时，为了一个案子要翻查十几个案例，切磋琢磨。就连在法院门口看到上访人员，她都会下意识地问上一句：“这不是我案子的当事人吧？”
　　“接下来的改革重点，是落实审判责任制。”袁银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包括筹备案件质量评查委员会，出台配套的法官追责规定，“到那时，法官的各种责任将会更加明确，就连裁判文书的标点符号错了，都会有相应的责任规范。”
　　（应受访者要求，赵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