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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几位老先生中，成有信教授可谓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
先生的个性，其实并不表現为表面上的狷狂。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成老师一直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带一口让人备感亲切的山西口音。先生的个性主要展现在研究的理论深度及高度的人格自信上，也表现在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里。比如，他的纸质名片，看似简单，但非常“自负”（似乎成有信三个字就够了）—一行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另一行则是“成有信博士”，最后一行是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仅此而已。由于时代的局限，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先生只有本科学历，少数读过研究生班，只有他才是正经八百的博士（成先生1956—1961年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教育理论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老师如此设计强调博士学位的名片，着实有些得罪人。估计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当年的名片的确一直如此。
至于先生在教育理论上的自信或者作为学者的骄傲，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教学与科研风格上—
“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我是199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的。第一学期就有成老师担纲的教育学原理课。成老师主持的这门课荟萃了黄济、王策三、孙喜亭、冯忠良等大家的演讲，有最多元的营养。但同学们对成先生自己的几次讲授，却褒贬不一。由于老师的演讲有注重思辨、逻辑严密、“死抠概念”等特质，一些同学在思维上跟不上，以至于课间有同学悄悄抱怨：“老成讲了半天，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当然，对于哲学功底稍好些的同学，听成先生的课就是如饮甘泉了。对我个人来说，正是那门课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因为课上我蓦然发现，原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的教育学原理里居然可以有那么多思辨的乐趣，所以几乎在硕士第一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延续教育理论学习的幸福。
成先生的教育学原理课让我脑洞大开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的两篇作业先后发表在《教育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劳动教育的中介地位初议》，载于《教育研究》1992年第9期;《德育过程三要素的特点》，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这也成为我后来能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绩点”。只不过与现在许多大学规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必须完成论文发表的硬性指标不同，我当时的论文写作、发表完全是自己作为学习者有研究的兴趣，是“我手写我心”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说，没有成先生教学的激荡、激发，就没有那两篇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那就只有去部委机关工作了”
成先生的课不考试，但是要求提交期末论文。到了快交论文的时候，许多同学还无从下手。成老师就鼓励大家：“有点新鲜想法，有理有据表达出来即可！”话音未落就有同学马上回答：“我们没想法！”
“真的没有想法？那，你们毕业后就只能去部委机关工作了！”
接着，成老师进一步解释—
真的没有想法，去行政机关工作最好。因为按照行政部门的运行逻辑，只要上级有想法即可，下级只管执行，想法太多反而“多事”、讨人厌、影响升迁。真的没想法的人，也不能留在高校或研究机构，因为“没有想法”就意味着没有创造性、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生、同行眼里就得不到一个学者理应获得的尊重！相反，那些成天满脑子都是想法的人，可千万别去行政机关！因为“太有想法”时间长了自然就“憋不住”，比领导还高明，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像我这样，喜欢琢磨琢磨问题、写写东西的，就适合在高校！”成先生得意地说。
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老成在骨子里瞧不上当官的！”一些人佩服先生的书生傲气，而那些一心想去行政部门的同学估计自有另外一番滋味。
“那是我们的墓志铭”
我于1996年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并留校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校园之内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小红楼（校内老别墅区，常常是几位教授合住一栋，当时能住上小红楼的都是启功先生等著名教授）的成先生家。去成先生家，一般的聊天较少，多是以聊天的方式听先生解释他的现代教育划分标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其与人类两次体脑分离的关系、师范教育的历史分期与当代发展趋势等研究成果。先生尤其强调，现代教育的核心是主体性人格的养成，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建立的基础是承认个人的主体性或独立性，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等。我后来对公民教育有较为浓厚的理论兴趣，原因之一就是成先生基于现代教育原理推演出现代人格特征等理论思考对我的启发。
2010年后，成先生随公子（成非兄）去了美国，定居于阳光灿烂的加州。虽然人在美国，但我们的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记得有一次，刚去美国的他在越洋电话里像孩童一样新奇地对我说，他给我打电话（IP电话）几乎不花钱，让我别担心话费太高。而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有一次他忽然高度肯定我许多年前辞去行政职务一事，他动情地强调：“一个学者，不要说追求永恒，我们至少得时不时问问自己：有几篇文章、几本书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几十年后仍然在图书馆里的书架上立得住？有分量的论文、著作，那是我们的墓志铭！”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先生的一席话让我热血沸腾。
最近一次通话，是前不久有出版社通过我希望获得先生的授权再版他的著作。年逾九旬的成先生已严重耳背，但了解情况后不仅爽快答应了，还非常自得地对我说：“几十年前的老东西，大家还觉得立得住、还有用，我很高兴！我一生，既‘反左’，又‘反右’，学术上力争讲真话！”最后还特别补充，他在美国很好，九十多岁，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没别的毛病，活过一百岁应该没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要讲缘分的。在一些同学抱怨“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却因为成老师有深度的教学、研究而成为先生的忠实粉丝。此外，在成先生那门教育学原理课上，许多同学抱怨听不懂的，还有一位老师就是黄济教授—因为他浓重的胶东（即墨）口音。但很奇诡，黄老师的口音却一点也没有妨碍我兴趣盎然地听先生讲他的教育哲学。几年之后，我回北京师范大学做教育学博士后时，黄先生成为我的“亲老师”（导师）！
中间隔着一个大大的太平洋，现在要面见一次成先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相信，许多像我一样的学生，都一定记得住博士先生成有信那个性鲜明的纯粹知识分子形象。
2021年9月8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mail protected]
先生的个性，其实并不表現为表面上的狷狂。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成老师一直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带一口让人备感亲切的山西口音。先生的个性主要展现在研究的理论深度及高度的人格自信上，也表现在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里。比如，他的纸质名片，看似简单，但非常“自负”（似乎成有信三个字就够了）—一行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另一行则是“成有信博士”，最后一行是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仅此而已。由于时代的局限，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先生只有本科学历，少数读过研究生班，只有他才是正经八百的博士（成先生1956—1961年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教育理论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老师如此设计强调博士学位的名片，着实有些得罪人。估计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当年的名片的确一直如此。
至于先生在教育理论上的自信或者作为学者的骄傲，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教学与科研风格上—
“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我是199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的。第一学期就有成老师担纲的教育学原理课。成老师主持的这门课荟萃了黄济、王策三、孙喜亭、冯忠良等大家的演讲，有最多元的营养。但同学们对成先生自己的几次讲授，却褒贬不一。由于老师的演讲有注重思辨、逻辑严密、“死抠概念”等特质，一些同学在思维上跟不上，以至于课间有同学悄悄抱怨：“老成讲了半天，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当然，对于哲学功底稍好些的同学，听成先生的课就是如饮甘泉了。对我个人来说，正是那门课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因为课上我蓦然发现，原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的教育学原理里居然可以有那么多思辨的乐趣，所以几乎在硕士第一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延续教育理论学习的幸福。
成先生的教育学原理课让我脑洞大开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的两篇作业先后发表在《教育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劳动教育的中介地位初议》，载于《教育研究》1992年第9期;《德育过程三要素的特点》，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这也成为我后来能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绩点”。只不过与现在许多大学规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必须完成论文发表的硬性指标不同，我当时的论文写作、发表完全是自己作为学习者有研究的兴趣，是“我手写我心”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说，没有成先生教学的激荡、激发，就没有那两篇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那就只有去部委机关工作了”
成先生的课不考试，但是要求提交期末论文。到了快交论文的时候，许多同学还无从下手。成老师就鼓励大家：“有点新鲜想法，有理有据表达出来即可！”话音未落就有同学马上回答：“我们没想法！”
“真的没有想法？那，你们毕业后就只能去部委机关工作了！”
接着，成老师进一步解释—
真的没有想法，去行政机关工作最好。因为按照行政部门的运行逻辑，只要上级有想法即可，下级只管执行，想法太多反而“多事”、讨人厌、影响升迁。真的没想法的人，也不能留在高校或研究机构，因为“没有想法”就意味着没有创造性、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生、同行眼里就得不到一个学者理应获得的尊重！相反，那些成天满脑子都是想法的人，可千万别去行政机关！因为“太有想法”时间长了自然就“憋不住”，比领导还高明，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像我这样，喜欢琢磨琢磨问题、写写东西的，就适合在高校！”成先生得意地说。
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老成在骨子里瞧不上当官的！”一些人佩服先生的书生傲气，而那些一心想去行政部门的同学估计自有另外一番滋味。
“那是我们的墓志铭”
我于1996年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并留校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校园之内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小红楼（校内老别墅区，常常是几位教授合住一栋，当时能住上小红楼的都是启功先生等著名教授）的成先生家。去成先生家，一般的聊天较少，多是以聊天的方式听先生解释他的现代教育划分标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其与人类两次体脑分离的关系、师范教育的历史分期与当代发展趋势等研究成果。先生尤其强调，现代教育的核心是主体性人格的养成，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建立的基础是承认个人的主体性或独立性，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等。我后来对公民教育有较为浓厚的理论兴趣，原因之一就是成先生基于现代教育原理推演出现代人格特征等理论思考对我的启发。
2010年后，成先生随公子（成非兄）去了美国，定居于阳光灿烂的加州。虽然人在美国，但我们的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记得有一次，刚去美国的他在越洋电话里像孩童一样新奇地对我说，他给我打电话（IP电话）几乎不花钱，让我别担心话费太高。而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有一次他忽然高度肯定我许多年前辞去行政职务一事，他动情地强调：“一个学者，不要说追求永恒，我们至少得时不时问问自己：有几篇文章、几本书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几十年后仍然在图书馆里的书架上立得住？有分量的论文、著作，那是我们的墓志铭！”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先生的一席话让我热血沸腾。
最近一次通话，是前不久有出版社通过我希望获得先生的授权再版他的著作。年逾九旬的成先生已严重耳背，但了解情况后不仅爽快答应了，还非常自得地对我说：“几十年前的老东西，大家还觉得立得住、还有用，我很高兴！我一生，既‘反左’，又‘反右’，学术上力争讲真话！”最后还特别补充，他在美国很好，九十多岁，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没别的毛病，活过一百岁应该没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要讲缘分的。在一些同学抱怨“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却因为成老师有深度的教学、研究而成为先生的忠实粉丝。此外，在成先生那门教育学原理课上，许多同学抱怨听不懂的，还有一位老师就是黄济教授—因为他浓重的胶东（即墨）口音。但很奇诡，黄老师的口音却一点也没有妨碍我兴趣盎然地听先生讲他的教育哲学。几年之后，我回北京师范大学做教育学博士后时，黄先生成为我的“亲老师”（导师）！
中间隔着一个大大的太平洋，现在要面见一次成先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相信，许多像我一样的学生，都一定记得住博士先生成有信那个性鲜明的纯粹知识分子形象。
2021年9月8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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