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拨踢球的孩子

　　北京北苑，有4块商业足球场。周末，足球爱好者在这里订场，比赛。西侧的场地分给一个少儿足球培训班，学费500，学时5周，每周两节课。
　　学踢球的孩子最大不过5岁。皮足、护腿板、长筒袜、护膝、护肘、统一的队服，每人一个足球。孩子们跟着教练一板一眼地学颠球、绕桩，眼神不离脚下的足球，生怕丢了它。
　　隔壁散场的人路过时，都会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称赞站在围栏外的父母们有魄力——在中国足球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还敢让自己的孩子踢足球。
　　一个敢字让场外的父母面露得意之色。
　　课间休息，父母们挤进围栏，递水，揉腿，倾听他们过木桩的心得。也有在训练期间突然冲进场内的家长——孩子摔倒了。
　　课时结束，孩子们被领出铁丝围栏，抱进各家车中。
　　曼谷市中心，Centara Grand酒店东侧，有一片棚户区——这里拥挤、逼仄、霉湿。
　　五星级酒店与霉湿的棚户仅一条马路之隔。每晚8点，这条划分贫富的隔离带便真的被隔离起来。之后的两个小时，足球是这条马路上惟一滚动的物体。
　　二十几个孩子，自顾踢着比赛。所有人都光着脚，抹球接着踩单车，他们说这些动作都是学罗纳尔多的；回传，抽射，配合的默契能看出他们在一起踢过三四年。
　　没有观众，马路两旁只有路灯看着他们对着一只足球撒野。
　　散场时，足球被一个孩子抱起来，他说：好久没有新球了。
　　没人记得比分多少，谁输谁赢。一身汗地钻进棚户区的大门。
　　这是现实版的《漂浮在水上的足球场》，而这部讲述泰国南部最强足球队——攀易足球俱乐部创立的励志广告短片，让你了解什么是快乐足球，也让你明白1比5的真正差距其实不是比分，而是中泰孩子们对足球运动的理解。

流落街头的足球队

　　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刘建宏曾问：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会让你的孩子踢球吗？如果你是一个班主任，你会让孩子们上操场吗？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你的学校里有足球队吗？如果你是房地产商，你建设的小区有足球场吗？如果你是一个市长，你的城市有多少足球场？
　　这一连串的提问可以看作是投机主义者的发问，因为答案自在他心中。
　　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中超球员中，共有124名辽宁籍球员，其中大连球员多达70人。同样，大连籍球员在目前中超球员中比例最大。本届国足大名单的26人中，8人来自大连，而这8人又都出自大连东北路小学。
　　在刘建宏主持的“足球之夜”节目中，新老国脚曾经“回访”母校。课堂上，孩子说：“踢球的都学习不好。”曾经的国家队主力中后卫张耀坤尴尬地说：“谁说的？我学习就挺好。”
　　这不是一轮简单的对话——足球与学习对立，教育与体育剥离——练体育必然文化成绩不好，文化成绩好的孩子，哪个家长愿意送他去体校受训？
　　在东北路小学和上海崇明岛的徐根宝足球学校，本刊记者曾随机采访一些学生家长。他们大多表示：自己的孩子不是学习的料，不如来踢球，踢出个样来，将来出名了也能赚大钱。
　　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可以享受到来自于教委、体委的训练经费。自大连成立足球特区，东北路小学足球队也走向了市场，教练组7个人自负盈亏，学生踢球也开始了收费。80年代学生交纳的训练费只有5元钱，后来10元、20元不断上涨，如今每月的训练费是100元。
　　同在上海，真如三小的足球教练陆汉良的日子比起徐根宝难多了。
　　真如三小足球队去年底至今，先后获得上海市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赛华东地区小学组冠军、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他们获得赴美参加“AC米兰洲际杯”比赛的机会，比赛报名与注册的消息由全国校足办通知。
　　但赴美参赛的全部费用都要学生自己承担。小队员朱阳感到困惑：“为什么国家队踢得那么臭，去国外比赛可以报销，我们这支冠军球队却碰到了经费困难？”
　　陆汉良说：“都说要重视青少年足球，我们的球队这么优秀，得到出国比赛的机会却有可能流落街头。”

父母陪出来的球星

　　1980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应试教育，宣布了中国孩子体育运动的死刑。
　　四川省仁寿县古佛乡小学校长鄢栋才说：“倡导全民体育，倡导体育从娃娃抓起，但我们不敢啊。”
　　“运动总要到户外，你看看我们的操场，”古佛乡小学仅有一个200米跑道都划不出的小操场，要容纳一千多名学生，“运动必然出现损伤，一旦出现，家长便对我们不依不饶。”而教育主管部门又没有相应的政策保护教师，尤其是体育教师，“他们不敢放开手脚让孩子们去玩，去锻炼。”
　　在古佛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终日在外打工，每月寄到家中一两百元。如何保护这些父母都不在身边的孩子的安全，惟一途径便是少做户外活动，多在教室看书写字。近几年，在很多县、区级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足球赛、篮球赛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地方多年没有举办过。多年以后，新的小学生将不知足球为何物。
　　为了避免家长看似关怀的问责， 古佛乡小学只能在运动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孩子们的运动强度。本刊记者走访曾发现，这种现象不单出现在县乡一级中小学，大城市的学校体育活动时间更少。
　　有研究指出：当今社会生存竞争日趋激烈，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而社会给孩子提供的发展机会太少，只有高考一条路。很多地方恢复了小学各年级期末统一考试，其严肃性超过高考。教育局按成绩给各学校排名，用成绩考核学校，考核校长；学校按成绩给班级排名，用成绩考核老师，考核学生。各小学为此展开了激烈病态的竞争，学校要争第一，校长要政绩；班级要争第一，老师要成绩；学生要争第一，家长望子成龙，最后学生可悲地成为政治和虚荣心的牺牲品。一切给考试让路，一切为考试服务，体育等边缘学科变得可有可无，体育课随便被挤占甚至取消的事情时有发生，体育课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而教育部规定每天体育活动一小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东北路小学踢球的学生中，三分之一有家长陪练。这些家长几乎是全职陪练——送孩子到校，看孩子训练，带孩子回家。
　　张耀坤当初在东北路小学踢球时，他母亲就是训练场边的常客；董方卓的父亲在世时也是一天不落地看儿子踢球；原国青队守门员王大雷训练时，父亲就坐在操场上，一次王大雷表现不好，父亲从场边冲到场内一脚把儿子踹到沙坑里；冯潇霆的母亲不仅全天候陪伴，甚至还把假期攒起来陪儿子去冬训……
　　英格兰足坛名宿鲍比·查尔顿曾说：“中国足球青少年的天赋并不差，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潜力与韩日青少年球员差不多，但是韩日两国的足球水平更高，因为他们联赛的体制和培养青少年球员的机制仿效西方，而中国却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始终在摇摆。”
　　查尔顿一定体会不到中国父母心。中国足球青少年从小就被保护着，教条着，功利地灌输着。长大后，他们赢不了、输不起。足球是他们一生的恶梦，他们从未体会过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