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振山,生于20世纪40年代,1951年上小学。当过工人,做过教师,退休前任《河南教育》主编,职称为编审。
　　
　　岁月匆匆。转眼已到了人生的“夕阳”阶段,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也有了几个年头。由于学生时代培养的几种个人爱好,如阅读、运动、唱歌、书法、篆刻等,一直陪伴着我,所以退休生活还比较丰富、充实。去年国庆60周年,我参加教育厅合唱团,与中青年朋友们一块儿排练、演出。虽然团里活动很紧张,又是唯一的高龄团员,我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劳,依然能按时和大家一起引吭高歌。不久前,我又作为本单位的乒乓球选手和几位中青年朋友一起参加了教育厅举办的运动会。青年朋友总问我:“您怎么会有这么多爱好,还能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就自己的体会告诉他们,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只要是从小培养起来的,那就一定能伴随你一生。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入小学读书,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8年大学毕业。其间17年的求学生涯,有苦也有乐,有昂扬向上也有平庸荒唐。其中的一切,都已被时间老人镌刻在人生的年轮中。如今想来,小学6年应该是我学生时代最完整的一个教育时段,也是最快乐、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如歌岁月。
　　当年我在家乡县城的三完小读书。那时的教育设施、校园环境自不能与现在的学校相比,但有一个方面却是今天的小学难以匹敌的——那就是我的老师们,他们几乎个个学养深厚,经验丰富。想起当年的学校生活,老师们的音容笑貌,立时都会浮现在眼前。
　　冬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通向学校的街道上灯光闪烁。那是学童们提着小马灯,三五成群,结伴去上早自习。一路上还洒下清脆细碎的喧闹声。我则提着土制的方形玻璃罩煤油灯,夹杂在人群里和同伴们争论着什么,一声比一声高,那阵势,好像在和谁比赛嗓子。待我们走到学校,班主任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
　　每逢学校举办运动会,全校师生便要到离城几公里之外的汝河岸边背沙(填田赛沙坑之用),大队人马,真是浩浩荡荡。返回时,因每人身负沙袋,又饥又累,已队不成队,变得松松垮垮……
　　那时的课业是轻松的。课堂教学都是当堂解决问题,老师不留繁重的练习,更没有家庭作业。每天的习题在学校自习时间就可做完。学校的大门似乎永远是敞开的,学生在课余包括星期天,尽可随意出入,放学以后仍有不少学生在校园里游戏玩耍。
　　记得读五年级时,我喜欢上了诗歌。那时正逢国内“解放台湾”的舆论高潮,我写了一首新诗《祖国的宝岛——台湾》。班主任管道德老师(教语文)看了很高兴,还在课堂上深情朗诵。我受到鼓舞,后来就经常和班上一位有同样爱好的好朋友张宗耀(烈士遗孤,一生坎坷。我们至今情同手足),一起琢磨写诗和作文。学校的徐延辉老师是学区有名的语文教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科带头人。他不仅经常上示范课,还给当时的《河南教育(半月刊)》(即本刊前身)写稿,有时便找我誊写,因此平时我们接触较多。他看了我们的诗,夸奖一番,还热情地鼓励我们投稿。我们便尝试着投往上海的《少年文艺》。徐老师找来信封教我们如何写地址,并告诉我们剪去信封右上角,表明是稿件,就可以不贴邮票(当时邮政规定确实如此)。这样的涂鸦之作当然不会发表,但从此我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阅读习惯逐渐养成。更奇的是,写作的冲动居然也经常在心中澎湃。除了老师布置的题目外,平时我还经常自拟题目作文、写诗。上初中二年级时,我写的一首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歌,终于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当时的县报上。自此,心中闪出将来要当作家或诗人的念头。但阴差阳错,后来我却学的是数学专业。不过,在人到中年,又一次面临工作转换的机会时,我毅然选择了做编辑,并在这个岗位上耕耘了20多个春秋,直到退休。现在看来,虽未成为作家、诗人,我不是也与文字结下大半生的不解之缘吗?
　　当时小学中年级开设“手工劳动课”,潘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刻泥章。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堆红胶泥,每人分一小块儿,要大家各自先把胶泥摔成章坯,然后,我们在潘老师指导下,在章坯上写反字,再用小刀刻成印章。大家的兴致很高。刻好后晾干,有的居然真的印出字来。我后来又找到一块儿可以刻字的白石,磨成麻将牌大小,请潘老师将我的姓名用反体篆字写在章面上,就小心翼翼地刻将起来。待印章刻毕,我沾上印泥,往课本上一按,鲜红的字迹立刻出现在眼前,心头禁不住一阵喜悦和激动。后来就慢慢喜欢上篆刻。几十年来,观赏印谱,操刀刻石,成为自己不能割舍的爱好和上佳的精神享受。
　　中学以后,动荡的年代开始了。从1957年我考入新蔡一中初中部,直到后来升入高中,考入大学,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便在学校轮番展开,无休无止,学校原有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校园昔日的安宁祥和、朗朗书声,再也难以寻觅。
　　先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各学校的业务骨干、教学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皆成“右派”。音乐老师沈平,南京人,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他不仅歌喉嘹亮,舞姿优美,而且能弹(钢琴)会拉(小提琴),才情出众。可以说,我们当年做学生的,都是他的“粉丝”。我本人对歌唱的爱好,一生不舍,坚持至今,最初也缘于沈老师的影响。他在“鸣放”中并没有任何“反党”言论,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被下放农村劳动,受尽屈辱。22年后,在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时,他的右派身份才得以改正,重新回到教师队伍,被安排到驻马店师专艺术系任教,直至离世。
　　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学校基本陷于停课状态。高年级学生整日烧炭、修炉、“大炼钢铁”,即把好端端的铁锅、铁盆、铁链等铁器砸碎了投入炉中,炼出的所谓“钢铁”,实际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铁坨子——一堆废物。我们低年级学生则停课“除四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整天拿着蝇拍找苍蝇打;或结伙敲打锣鼓、脸盆,借以轰赶疲于奔命的麻雀。我眼看着一只只麻雀筋疲力尽,飞着飞着从天上一头扎将下来。然后是地上的人们一片得意、满足的欢呼声。
　　1959年是“反右倾”“拔白旗”。一些同学因为说了不合时宜的实话——主要是对报纸上铺天盖地所宣传的什么“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10万斤”之类的大话、假话表示了些微怀疑,就受到围攻、“辩论”(批斗的代名词)。再接着就遭遇到1959年秋冬开始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当时我们家乡尚属信阳地区,“信阳事件”曾闻名全国(干部作风恶劣,农村饿死人情况严重。中央为此派遣工作组大力整顿,较早扭转了饥荒局面)。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学校的课堂教学虽能勉强维持,但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后又贯彻中央“休养生息”政策,学校有一段时间半日上课,半日休息。
　　大约消停了不到1年,1962年,上面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从1963年起,城市“五反”、农村“四清”运动相继展开。及至1966年,终于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延续10年之久。“文革”爆发之时,我正值大三下期,此后直到毕业分配,再也没有进过课堂。我和全国的在校大学生一样,大好年华虚掷在不堪回首的“文革”中:批“三家村”,“破四旧”,大串联,打派仗,“斗批改”……“文革”使千千万万的学龄儿童无学可上,也使在校学生变相失学。1968年9月,我被分配到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自此,我的学生时代画上了句号。
　　可能有人会问:政治运动频仍,学校动辄停课,你本人的专业是如何学得的?你的兴趣爱好又是如何培养的?
　　我细细想过,这主要得益于老师的鼓励和引导,家长的督促和要求以及自己未曾松懈的内在学习动力。
　　读高中时,有一位我所敬重的老师王众云先生,不仅数学课讲得好,而且博古通今,满腹经纶。他在课堂上思维活跃,分析透彻;对课中难点,往往一语中的,学生听了总是茅塞顿开。对于古文经典,他也常常信手拈来,大段背诵,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功底。我向来喜好文科,对数学则兴趣不大。但王老师的知识结构不偏不废,文理俱佳。因此,他在我的心目中有着很重的分量。因为偏科,王老师经常找我谈心,又鼓励又启发,让我文理并重(当时高中阶段文理不分科)。实在是他的个人魅力所致,从高二起,我对数学加大了投入,成绩随之也大有起色。高考前王老师又多次做工作,让我报考了理科,终被河南师大数学系录取。
　　我的乒乓球爱好始于初中入学前夕。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每天到县文化馆读报借书。阅读之余,也到乒乓球活动室观战。慢慢地,我由看客变成了“打手”。随着兴趣的提高,几乎每天都要前往挥拍对战。
　　一个暑假下来,我的球技有了不小长进。考入初中后,又抓紧一切时间打球,连课间10分钟也不放过。到初二时,学校举行乒乓球赛,我竟然把高三年级的上届冠军一举拿下,获得全校第一名。从此,打球便一发而不可收。当时校际、县际之间的比赛接连不断,我则成为每赛必到的选手。初三下期有几个月时间我都是在集训和比赛中度过的。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3月,我在信阳地区的比赛中获双打第一名,之后又参加河南省青少年赛,赛后有幸被选拔到省少年集训队,参加正规训练。当时,带领我们训练的是几位省专业队的球员,其中有名重一时的全省男单冠军邓大松(他的小女儿邓亚萍,30年后成为横扫乒坛的世界名将)。邓指导个子不高,很壮实,每天带我们练球(打直线、斜线等)、给我们讲战术(发球抢攻、侧身抢攻等)。经过1个多月的训练,集训队留下3名尖子队员补充到省专业队,其余回去各就各位,我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虽曾为没被选入专业队暗自叹惜,沮丧不已,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并未丢掉球拍、离开球台。几十年来,乒乓球运动带给我的不仅是健康,还有那别人难以体味到的无尽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