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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人假定
1．经济人假定的含义
经济人假定的完整思想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阐述的。亚当·斯密认为，自利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经济人假定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认为经济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自利。经济人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消费者总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满足或效用的最大化，厂商则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完全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正确地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或决策。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具有完备的、充分有序的性状良好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第三，如果人们的产权受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经济人的自利活动，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最终都会极大地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命题有严格的证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同一种商品与同一种要素的价格对所有消费者和厂商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某种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生产该商品的边际成本。因此，完全竞争市场能自动满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以及交换与生产同时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不考虑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必将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提供雄厚的物质条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根据市场持续出清和理性预期假说，阐述了市场机制的宏观有效性命题，得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结论。对于信息不完全引起的争论，他们论证说，缺少信息的具有理性的经济行为者，不应该利用产生系统性误差的取得信息的机制。如果误差是有秩序的，经济行为者就应该能够知道怎样通过修改取得信息的机制来消除它们。因为经过改进的对未来变量的估计有利可图，所以存在着这样做的刺激，从而就可以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因此，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仅能够合理配置资源，而且也能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极大地增加社会福利。
2．对经济人假定的批判
经济人假定自产生以来，不断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对经济人假定批判的主要观点有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认为，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是指市场内部因素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效率，从研究方法来看，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在所有经济主体都选择了与自己的正确预期相一致的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或行动时，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才能实现，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状态。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理想”，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并非总是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们并不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常常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收入与产出的极大可能性，经济中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由人们主观方面的不努力(不努力或者是惰性使然、或者是理性决策的结果)等因素产生的低效率问题。鉴于当时已存在的组织低效率或动机低效率等概念，都无法包容非配置性低效率的所有内容，莱宾斯坦便使用了“x效率”或“x低效率”——这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X效率”理论认为个人是“有选择理性的人”，而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个人的行为受到从表面来看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格倾向的影响。一种人格倾向是在决策时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超我功能”；另一种人格倾向是本能地不愿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计细节，不用心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广阔的空间。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是一种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而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是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的决策方式。
“X效率”理论还认为，即使个人能够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理，性行为，也不一定能保证企业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雇佣合同是不完全的。在合同中，工人的报酬可以明确地加以说明，而工人的努力程度通常不能明确地显示出来。因此，雇员在某些范围内对努力有斟酌决定的自由。当然，企业对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某些方面也有斟酌决定的自由。于是在雇员与企业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囚徒困境。面对每一项由雇员选择的努力方案，企业总是想选择最低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样地，面对每项由企业选择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雇员也总是想选择最低的努力方案。同时，雇员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关系问题又和无票乘车问题交织在一起：每个雇员都有一种无票乘车的激励，都希望别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则倾向于提供最低容忍度的努力。因为所有雇员和管理者都有这种激励，如果他们都追求个人利益，那么总体努力将会减少到最低水平，最终导致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的减少。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所含的“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个人要最大化自身利益，其前提条件是：
第一，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前，拥有全部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第二，理性经济人对每个方案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明确的，这些结果能够按优劣次序加以排列；
第三，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开始时，已有一个明确的效用函数。
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些条件是难以满足的。他认为经济人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假如个人经常没有办法计算取得额外信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没有实际取得)，个人怎样决定其合理的活动量呢?西蒙根据这一事实，提出应该用“满足”模型取代最大化模型。他认为，理性就是遵循一个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应该用最优解法来定义。经济学家不应当在理想情形中进行分析，而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指向经济活动和消费者实际遵循的程序上。由于个人理性是有限的。最终使得个人对任何一次备选方案的选择，不可能常常是最优的选择，通常是一种满意的决策，或次优的决策，因而获得的是可接受的效用与满意利润。因此，在西蒙看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追求的不是最大化利润或效用，而是一个能够接受的“满意利润或效用”。 3．经济人假定的普遍适用性 经济人假定是对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在大多 数场合下的行为特征的一种本质概括和抽象。尽管根据经济人假定所预期的个人的经济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个人的经济行为有一定差距，但与其它相关假定相比，经济人假定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各种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人假定在几百年来的各种批评和非难中不断得到完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进而推动着经济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在人类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经济人假定存在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主观愿望是攫取最大利润，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即使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没有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由于社会消费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按需分配的程度，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远没有成为大众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劳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消费品必须按劳分配。更何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来完成。因此，经济人假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客观存在并发生相应的作用。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这一历程，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而且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的先进性主要通过广大党员(6800多万)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具体地说，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求党员切实履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所必须履行的8项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切实履行前三项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三、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关系
1．两者表面上的矛盾
经济人假定认为，任何决策主体包括党员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化私人利益。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党员应该以人民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和终极目标，在必要的时刻，党员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表面上看，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显然是矛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不高，在增加人民利益与社会利益方面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有少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些现象，更加凸显了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对立性。然而从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内涵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来看，两者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
2．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统一性
经济人假定虽然强调个人的行为目标是最大化私人利益，但它同时指出，在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发挥作用，使得人们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够极大地增进社会福利，而且其效果比人们一开始就企图增加社会福利所达到的效果还要大。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矛盾现象，是我国目前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在执政过程中，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先进性保持得不够好的党员，为了最大化私人利益，乘党的监督机制比较松懈之机，在行政与司法中，往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多地介入本来应该由私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还是经济实践，都证明了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反而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延缓经济的长期增长，阻碍社会进步，损害社会利益。例如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由于产权不明晰，再加上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存在非常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导致国有企业巨大亏损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国有银行必须经常向国有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导致银行的不良信贷比重不断增加。宝贵的稀缺资源就这样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经营中部分被私人不公平地侵吞、部分被低效率地消耗掉。此外，政府对很多行业进行的干预与管制，常常导致垄断，产生非经济租金。垄断本来已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为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垄断条件下的价格较高、产量较少，减少了社会福利。但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寻求非经济租金，常常向政府官员行贿。而政府中的某些官员从企业的行贿中得到了好处，为了增加私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有激励对经济作更多的干预，设置更多的租金，等待企业来寻。这样，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垄断利润耗散，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和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减少。
3．实现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之间的统一性的措施
(1)党员必须牢记并切实履行党章所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8项义务。《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我们每个共产党员不仅不能损人利已(无论条件允许与否)，而且必须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目标，将增加私人利益的企图建立在增加社会利益的行动基础之上。实际上，在目前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的条件下，党员为增加社会福利而刻苦学习、发奋工作和开拓创新所做的努力，在增加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能给党员本人带来较多的私人利益。这样，党员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就完全相一致。在发生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如果普通群众可以采取避险行为的话，那么，作为共产党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不能考虑个人利益，必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2)党员应该履行党章规定的8项义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切实履行。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禁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或者入党动机不纯等原因，一些党员干部在行政中可能会以权谋私，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减少和尽量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增加行政、司法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增大腐败的成本，降低对那些觉悟程度不高、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党员干部进行以权谋私活动的激励。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的许多犯罪行为和不道德现象，大多根源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给人太多的损人利己的利润空间。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该从具体的经济活动中退出，加快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的民营化过程。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腐败的机会(私吞国有资产)，而且还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并使政府集中有限的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例如发展教育事业、搞好社会保障等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另外，政府应该大幅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以鼓励竞争，减少垄断以及由垄断引起的“寻租”、“设租”行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1．经济人假定的含义
经济人假定的完整思想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阐述的。亚当·斯密认为，自利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经济人假定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认为经济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自利。经济人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消费者总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满足或效用的最大化，厂商则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完全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正确地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或决策。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具有完备的、充分有序的性状良好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第三，如果人们的产权受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经济人的自利活动，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最终都会极大地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命题有严格的证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同一种商品与同一种要素的价格对所有消费者和厂商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某种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生产该商品的边际成本。因此，完全竞争市场能自动满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以及交换与生产同时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不考虑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必将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提供雄厚的物质条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根据市场持续出清和理性预期假说，阐述了市场机制的宏观有效性命题，得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结论。对于信息不完全引起的争论，他们论证说，缺少信息的具有理性的经济行为者，不应该利用产生系统性误差的取得信息的机制。如果误差是有秩序的，经济行为者就应该能够知道怎样通过修改取得信息的机制来消除它们。因为经过改进的对未来变量的估计有利可图，所以存在着这样做的刺激，从而就可以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因此，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仅能够合理配置资源，而且也能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极大地增加社会福利。
2．对经济人假定的批判
经济人假定自产生以来，不断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对经济人假定批判的主要观点有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认为，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是指市场内部因素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效率，从研究方法来看，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在所有经济主体都选择了与自己的正确预期相一致的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或行动时，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才能实现，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状态。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理想”，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并非总是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们并不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常常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收入与产出的极大可能性，经济中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由人们主观方面的不努力(不努力或者是惰性使然、或者是理性决策的结果)等因素产生的低效率问题。鉴于当时已存在的组织低效率或动机低效率等概念，都无法包容非配置性低效率的所有内容，莱宾斯坦便使用了“x效率”或“x低效率”——这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X效率”理论认为个人是“有选择理性的人”，而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个人的行为受到从表面来看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格倾向的影响。一种人格倾向是在决策时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超我功能”；另一种人格倾向是本能地不愿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计细节，不用心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广阔的空间。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是一种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而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是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的决策方式。
“X效率”理论还认为，即使个人能够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理，性行为，也不一定能保证企业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雇佣合同是不完全的。在合同中，工人的报酬可以明确地加以说明，而工人的努力程度通常不能明确地显示出来。因此，雇员在某些范围内对努力有斟酌决定的自由。当然，企业对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某些方面也有斟酌决定的自由。于是在雇员与企业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囚徒困境。面对每一项由雇员选择的努力方案，企业总是想选择最低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样地，面对每项由企业选择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雇员也总是想选择最低的努力方案。同时，雇员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关系问题又和无票乘车问题交织在一起：每个雇员都有一种无票乘车的激励，都希望别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则倾向于提供最低容忍度的努力。因为所有雇员和管理者都有这种激励，如果他们都追求个人利益，那么总体努力将会减少到最低水平，最终导致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的减少。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所含的“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个人要最大化自身利益，其前提条件是：
第一，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前，拥有全部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第二，理性经济人对每个方案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明确的，这些结果能够按优劣次序加以排列；
第三，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开始时，已有一个明确的效用函数。
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些条件是难以满足的。他认为经济人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假如个人经常没有办法计算取得额外信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没有实际取得)，个人怎样决定其合理的活动量呢?西蒙根据这一事实，提出应该用“满足”模型取代最大化模型。他认为，理性就是遵循一个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应该用最优解法来定义。经济学家不应当在理想情形中进行分析，而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指向经济活动和消费者实际遵循的程序上。由于个人理性是有限的。最终使得个人对任何一次备选方案的选择，不可能常常是最优的选择，通常是一种满意的决策，或次优的决策，因而获得的是可接受的效用与满意利润。因此，在西蒙看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追求的不是最大化利润或效用，而是一个能够接受的“满意利润或效用”。 3．经济人假定的普遍适用性 经济人假定是对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在大多 数场合下的行为特征的一种本质概括和抽象。尽管根据经济人假定所预期的个人的经济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个人的经济行为有一定差距，但与其它相关假定相比，经济人假定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各种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人假定在几百年来的各种批评和非难中不断得到完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进而推动着经济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在人类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经济人假定存在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主观愿望是攫取最大利润，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即使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没有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由于社会消费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按需分配的程度，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远没有成为大众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劳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消费品必须按劳分配。更何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来完成。因此，经济人假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客观存在并发生相应的作用。
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这一历程，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而且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的先进性主要通过广大党员(6800多万)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具体地说，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求党员切实履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所必须履行的8项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切实履行前三项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三、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关系
1．两者表面上的矛盾
经济人假定认为，任何决策主体包括党员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化私人利益。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党员应该以人民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和终极目标，在必要的时刻，党员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表面上看，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显然是矛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不高，在增加人民利益与社会利益方面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有少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些现象，更加凸显了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对立性。然而从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内涵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来看，两者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
2．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统一性
经济人假定虽然强调个人的行为目标是最大化私人利益，但它同时指出，在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发挥作用，使得人们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够极大地增进社会福利，而且其效果比人们一开始就企图增加社会福利所达到的效果还要大。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矛盾现象，是我国目前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在执政过程中，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先进性保持得不够好的党员，为了最大化私人利益，乘党的监督机制比较松懈之机，在行政与司法中，往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多地介入本来应该由私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还是经济实践，都证明了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反而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延缓经济的长期增长，阻碍社会进步，损害社会利益。例如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由于产权不明晰，再加上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存在非常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导致国有企业巨大亏损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国有银行必须经常向国有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导致银行的不良信贷比重不断增加。宝贵的稀缺资源就这样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经营中部分被私人不公平地侵吞、部分被低效率地消耗掉。此外，政府对很多行业进行的干预与管制，常常导致垄断，产生非经济租金。垄断本来已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为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垄断条件下的价格较高、产量较少，减少了社会福利。但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寻求非经济租金，常常向政府官员行贿。而政府中的某些官员从企业的行贿中得到了好处，为了增加私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有激励对经济作更多的干预，设置更多的租金，等待企业来寻。这样，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垄断利润耗散，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和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减少。
3．实现经济人假定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之间的统一性的措施
(1)党员必须牢记并切实履行党章所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8项义务。《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我们每个共产党员不仅不能损人利已(无论条件允许与否)，而且必须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目标，将增加私人利益的企图建立在增加社会利益的行动基础之上。实际上，在目前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的条件下，党员为增加社会福利而刻苦学习、发奋工作和开拓创新所做的努力，在增加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能给党员本人带来较多的私人利益。这样，党员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就完全相一致。在发生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如果普通群众可以采取避险行为的话，那么，作为共产党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不能考虑个人利益，必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2)党员应该履行党章规定的8项义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切实履行。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禁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或者入党动机不纯等原因，一些党员干部在行政中可能会以权谋私，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减少和尽量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政府应该不断完善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增加行政、司法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增大腐败的成本，降低对那些觉悟程度不高、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党员干部进行以权谋私活动的激励。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的许多犯罪行为和不道德现象，大多根源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给人太多的损人利己的利润空间。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该从具体的经济活动中退出，加快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的民营化过程。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腐败的机会(私吞国有资产)，而且还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并使政府集中有限的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例如发展教育事业、搞好社会保障等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另外，政府应该大幅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以鼓励竞争，减少垄断以及由垄断引起的“寻租”、“设租”行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