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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麻烦，是中日间综合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性动荡。一旦新的中日关系平衡结构确立起来，动荡和麻烦自然会随之大幅减少。
中日高层互访因日本前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从2001年起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日政治关系也因此徘徊不前。去年日本新首相安倍访华，完成了他的“破冰之旅”，今年4月中旬温总理访日，踏上“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之势。
当今世界最冷的一对大国关系
在过去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两国处于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的状态。但近代以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中日交恶。特别是1931年始日本发动为时14年的侵华战争，两国处于完全敌对状态。
1972年9月中日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永不再战”成为双方共识，官方民间交往空前活跃。双方领导人定期互访，两国贸易骤增，民间特别是青少年间的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也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但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治外交出现转型，其直接体现是：对近百年来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对其侵略扩张史进行美化，对战败进行翻案；谋求修改和平宪法，为重新武装扫清障碍；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当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等等。
这期间，中日关系也开始走向低谷，特别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两国关系逐步演变成当今世界最冷的一对大国关系。
实力对比改变后导致的不适应症
关于中日关系趋冷的原因，人们经常提到的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历史观的冲突；中日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消失，中日间原有的潜在矛盾逐步显露；日本“55体制”瓦解后政治右倾化趋势，等等。但笔者认为，这些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则是，中日间综合实力对比正发生结构性变化，两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中日双方对这种变化不适应，在内心深处互有被威胁感，从而产生抵触。
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使他们感到恐惧。
在近代史开始以前的2000多年间，在亚洲，中国以其广袤的国土、发达的经济、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成为华夷朝贡体系的宗主国，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主动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文物制度和生产技艺，从而使自己获得长足发展。当时谁也没有感到“中国威胁”。
近代历史开始以后，在东西两大国际体系撞击中中国败北，继而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而在这历史大变局中，日本毅然维新变法，“脱亚入欧”，转身加入西方掠夺者的行列，成为戕害中国最甚的国家。第二次大战中它战败了，但旋即却在集团政治的保护下，通过发展经济恢复了它亚洲头号强国的地位。
近150年的历史使日本产生了“亚洲之王”的自负和舒适感。他们对欧美强权势力怀着衷心的敬畏和钦佩，对身边积贫积弱的亚洲各国，则怀有轻蔑和自负。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些学者讨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时就设计出所谓“雁行式”，把日本视为亚洲的领头雁。
但9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而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日ＧＤＰ之差距逐年缩小，由开始的1︰10缩小到如今的1︰3。到2004年中国外贸总量达1．2万亿美元，超过了以贸易立国自称的日本（1．07万亿），跃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从相互依存角度看，自1992年到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2004年日本下滑到第三位，低于欧盟和美国，日本占中国进口和出口市场的比例都在下降。相反，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70％，日本经济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大增。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乒乓球称雄世界，60年代初中国取而代之，且至今长盛不衰；70年代初，日本女排世界第一，中国曾恭请日本“魔鬼教练”训练中国队，到了80年代，中国女排则获五连冠。如果说在体育项目中的中日位序翻转日本人尚能平静处之的话，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趋势，却使一些日本人坐卧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了。在中国高速发展面前，一些日本人开始失去自信，内心深处出现了危机感和恐惧感，并开始向外宣泄。这就是前一阶段日本流行“唱衰”中国、大肆宣扬“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另外，日本政界人物故意作对似地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挑起东海之争，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手脚，制造“安大”、“安纳”油气管道之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绝望和反抗。
而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近150年来中国受到了太多的侮辱和伤害，这种历史经历在中国人心底刻下了太深的伤痕，从而产生了极强的受害者心理。不少人习惯于用狐疑的眼光观察世界，对任何可能的伤害都极为敏感。虽然今日的中国已不是昨日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昨天的世界，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需时日才能培养出应有的大国心胸和强国心态。
就这样，中日两国开始扮演国际社会新角色，它们相互不适应，相互猜疑，甚至是相互恐惧。于是，中日关系便走入了历史性的低谷期。
破冰、融冰时代的到来
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笔者是乐观派。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麻烦，是中日间综合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性动荡。旧的平衡结构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之，要以通达的方式处理之。一旦新的中日关系平衡结构确立起来，动荡和麻烦自然会随之大幅减少。
二、中日两个民族都是成熟务实的民族，中日是近邻，地缘关系决定了谁也离不开谁，近年来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双方大多数民众和政治家都明白，和则两利，斗则皆输，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因此，可以断言，中日之间的麻烦会继续，但动荡是有限度的，不会发展到失控的状态。但要特别注意不能情绪化，这包括民间的冒失举动，也包括有关职能部门为化解当前过程性困难而在涉及国家长远利益方面作出不当让步。
三、在当今东亚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日、美三角关系。有人认为，目前美日搞同盟联手对付中国，中国对此应双拳出击，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应做好与日美联军作战的准备。笔者认为这是轻率的无谋之谈。中美、中日关系在大方向上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在迅速增加，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去年10月，安倍首相打破僵局，访问中国，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又访问日本。以恢复领导人互访为标志，中日之间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和对话迅速增加。去年两国恢复了防务安全交流，举行了中日第七次安全磋商；双方战略对话持续进行；双方民间人士互访交流日趋活跃。资料表明，中国方面在坚持中日长期友好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在对日认识的重心方面，已从“促使对方理解中国民众悲情与和平崛起的善意”，转换到与此同时也“理解对方战后以及将来继续走和平国家之路的心情”。对此日本新领导人也作出了善意的回应。最近，日本方面将两国关系的定位，由一般友邻关系转变为“战略性互惠关系”，日本官员称安倍首相的这一定位是“日本对华政策新思维”、“预言日中关系新时代的来临”。
中日高层互访因日本前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从2001年起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日政治关系也因此徘徊不前。去年日本新首相安倍访华，完成了他的“破冰之旅”，今年4月中旬温总理访日，踏上“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之势。
当今世界最冷的一对大国关系
在过去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两国处于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的状态。但近代以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中日交恶。特别是1931年始日本发动为时14年的侵华战争，两国处于完全敌对状态。
1972年9月中日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永不再战”成为双方共识，官方民间交往空前活跃。双方领导人定期互访，两国贸易骤增，民间特别是青少年间的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也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但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治外交出现转型，其直接体现是：对近百年来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对其侵略扩张史进行美化，对战败进行翻案；谋求修改和平宪法，为重新武装扫清障碍；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当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等等。
这期间，中日关系也开始走向低谷，特别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两国关系逐步演变成当今世界最冷的一对大国关系。
实力对比改变后导致的不适应症
关于中日关系趋冷的原因，人们经常提到的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历史观的冲突；中日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消失，中日间原有的潜在矛盾逐步显露；日本“55体制”瓦解后政治右倾化趋势，等等。但笔者认为，这些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则是，中日间综合实力对比正发生结构性变化，两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中日双方对这种变化不适应，在内心深处互有被威胁感，从而产生抵触。
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使他们感到恐惧。
在近代史开始以前的2000多年间，在亚洲，中国以其广袤的国土、发达的经济、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成为华夷朝贡体系的宗主国，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主动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文物制度和生产技艺，从而使自己获得长足发展。当时谁也没有感到“中国威胁”。
近代历史开始以后，在东西两大国际体系撞击中中国败北，继而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而在这历史大变局中，日本毅然维新变法，“脱亚入欧”，转身加入西方掠夺者的行列，成为戕害中国最甚的国家。第二次大战中它战败了，但旋即却在集团政治的保护下，通过发展经济恢复了它亚洲头号强国的地位。
近150年的历史使日本产生了“亚洲之王”的自负和舒适感。他们对欧美强权势力怀着衷心的敬畏和钦佩，对身边积贫积弱的亚洲各国，则怀有轻蔑和自负。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些学者讨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时就设计出所谓“雁行式”，把日本视为亚洲的领头雁。
但9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而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日ＧＤＰ之差距逐年缩小，由开始的1︰10缩小到如今的1︰3。到2004年中国外贸总量达1．2万亿美元，超过了以贸易立国自称的日本（1．07万亿），跃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从相互依存角度看，自1992年到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2004年日本下滑到第三位，低于欧盟和美国，日本占中国进口和出口市场的比例都在下降。相反，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70％，日本经济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大增。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乒乓球称雄世界，60年代初中国取而代之，且至今长盛不衰；70年代初，日本女排世界第一，中国曾恭请日本“魔鬼教练”训练中国队，到了80年代，中国女排则获五连冠。如果说在体育项目中的中日位序翻转日本人尚能平静处之的话，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趋势，却使一些日本人坐卧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了。在中国高速发展面前，一些日本人开始失去自信，内心深处出现了危机感和恐惧感，并开始向外宣泄。这就是前一阶段日本流行“唱衰”中国、大肆宣扬“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另外，日本政界人物故意作对似地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挑起东海之争，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手脚，制造“安大”、“安纳”油气管道之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绝望和反抗。
而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近150年来中国受到了太多的侮辱和伤害，这种历史经历在中国人心底刻下了太深的伤痕，从而产生了极强的受害者心理。不少人习惯于用狐疑的眼光观察世界，对任何可能的伤害都极为敏感。虽然今日的中国已不是昨日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昨天的世界，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需时日才能培养出应有的大国心胸和强国心态。
就这样，中日两国开始扮演国际社会新角色，它们相互不适应，相互猜疑，甚至是相互恐惧。于是，中日关系便走入了历史性的低谷期。
破冰、融冰时代的到来
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笔者是乐观派。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麻烦，是中日间综合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性动荡。旧的平衡结构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之，要以通达的方式处理之。一旦新的中日关系平衡结构确立起来，动荡和麻烦自然会随之大幅减少。
二、中日两个民族都是成熟务实的民族，中日是近邻，地缘关系决定了谁也离不开谁，近年来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双方大多数民众和政治家都明白，和则两利，斗则皆输，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因此，可以断言，中日之间的麻烦会继续，但动荡是有限度的，不会发展到失控的状态。但要特别注意不能情绪化，这包括民间的冒失举动，也包括有关职能部门为化解当前过程性困难而在涉及国家长远利益方面作出不当让步。
三、在当今东亚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日、美三角关系。有人认为，目前美日搞同盟联手对付中国，中国对此应双拳出击，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应做好与日美联军作战的准备。笔者认为这是轻率的无谋之谈。中美、中日关系在大方向上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在迅速增加，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去年10月，安倍首相打破僵局，访问中国，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又访问日本。以恢复领导人互访为标志，中日之间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和对话迅速增加。去年两国恢复了防务安全交流，举行了中日第七次安全磋商；双方战略对话持续进行；双方民间人士互访交流日趋活跃。资料表明，中国方面在坚持中日长期友好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在对日认识的重心方面，已从“促使对方理解中国民众悲情与和平崛起的善意”，转换到与此同时也“理解对方战后以及将来继续走和平国家之路的心情”。对此日本新领导人也作出了善意的回应。最近，日本方面将两国关系的定位，由一般友邻关系转变为“战略性互惠关系”，日本官员称安倍首相的这一定位是“日本对华政策新思维”、“预言日中关系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