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常人一样，医生也会死亡。但是他们的死，却往往与常人不太一样。
　　曾经有一篇题为《医生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文章广泛流传。文中，医学博士肯·默里给大家解释了死亡的一个独特的侧面——“医生走向死亡的不寻常之处”，身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家庭医学教授的默里写道，医生的死亡“并非在于他们获得更多的治疗，而是相反。”
　　2014年初，凯特·格兰杰也亲历了这一切。与默里一样，格兰杰也是一位医生。同样的是，格兰杰对待死亡的态度及其所采用的方式，也受到她的医学知识的影响。
　　格兰杰医生对死亡的感知与常人有所不同：诊断为不治之症后，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这一点也似乎在不断地提醒她怎样去生活：她安排了外出旅行；重温了婚姻誓言；定期抽出时间安心陪伴家人；并且，一直坚持为病人看病。
　　她把时间都花在了自己所珍重的事情上了。
　　刚刚三十岁出头的格兰杰在英国专门从事老年医疗与临终关怀的保健工作。她对老年人的深厚感情源自于她母亲的影响——她的母亲曾经经营过一家为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老年人而设立的日间志愿护理站。
　　“我喜欢和老人们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身处英国韦克菲尔德的格兰杰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
　　然而，不幸的是，格兰杰自己却无法像他人一样慢慢变老。但是，她争取不浪费剩下的每分每秒，并且慷慨地将时间贡献给医学。这样的态度让人备受鼓舞。她已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两本书，并且正在撰写第三本。她把这些都视为她对医患关系以及公众参与医疗的责任，她同意通过邮件与我分享自己所做的这些工作。
　　我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开始注意到格兰杰的。那是2012年，我正在搜索所谓的“利物浦临终病人护理路径”（LCP）——这套非同寻常的护理指导方针是由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疗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它在英国产生了“死亡小组”式的骚动，其后便被终止使用。自那以后，我开始关注格兰杰的博客和推特。
　　最初开始关注“利物浦临终病人护理路径”，是在我思考“无效医疗”这一奇特的概念之时。这个概念本质上是指，在病人的治疗与护理过程中，由一方来决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对病人采取的医疗措施不再以治疗（或治愈）疾病为目的。当然，病人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通常情况，做决定的还是医生。而格兰杰的双重身份，意味着她一个人代表了医患双方来做出决定。
　　作为医生，即使是在尝试治疗或减缓癌症扩散之前，格兰杰就知道“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个冰冷的事实。在她的博客中，有“亲爱的化疗”这样一篇日志，她用令人动容的方式告诉大家，她内心里已经接受了诊断以及疾病预后的结果，并且决定放弃下一轮化疗。
　　格兰杰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分享了一位诗人向她的致意：“人生就如同呼吸，你吸入自己完整的一生，呼出了对世界的激励，你坚定地活在此时此刻，让自己远离平庸和愚钝。”
　　在老年保健与临终关怀方面，格兰杰是一位沟通与交流的专家。从前，我一直认为有些医生天生就不善于交流，但是格兰杰的故事告诉我，我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这让我颇为慰藉——沟通能力是可以学习的。她说；人们需要时时努力地去学习。
　　患病经历，使格兰杰变成了一名更好的交流者。就如她在邮件中所写：“我特别想去照护好我所负责的临终病人。在我自己生病以后，我在与他们及他们家人的谈话中投入的情感更多了。我也十分渴望了解他们的愿望。如果他们想出院，我就会努力帮助他们安然出院。要做到这一切，就意味着我需要加班加点。”
　　格兰杰又对我说，“现在，我变得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语言了。看护病人时，我会跪在或坐在病床边，与他们保持平视，并且在病情严重时多予抚摸，安抚病人的情绪。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告诉病人或病人家属我自己得病的事儿，但是，我自己患病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感受，更容易加入到与他们的对话中，甚至和他们一起讨论对未来的恐惧这类艰难的话题。”
　　对于格兰杰医生自己的恐惧，毫无疑问，她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选择正确的对象予以倾诉。但是在同一封邮件中，她也实事求是地对我说过“未来几个月我就要死去”这样的话。而在信的开头，她却首先写上——“祝您圣诞快乐！我的圣诞节也很完美。”
　　我相信，她的一字一句都发自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