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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是兴起于18世纪末德国的一种特殊文学体裁，歌德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被视为成长小说的原型。在《文学术语汇编》一书中艾布拉姆斯对成长小说的主题作出了如下界定：“主人公心智与个性的发展，这一发展往往伴随着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确立，是主人公从童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体验的种种经历和精神危机的结果。”在《何为成长小说》一文中莫迪凯·马科斯则为成长小说提供了更加简明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定义—“成长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对世界或自身的认识产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经历了性格上的转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变化必须指导或带领其走向成人世界……并且产生永久性的影响”。总而言之，成长小说着重展现的是主人公从幼稚到成熟，并且形成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与观念的过程。同时，成长小说的写作也遵循着特定的叙事模式。一般来说，成长小说需要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成长中的挫折、成长中的引路人和成长中的顿悟。
在走向成熟和独立的过程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困难与挫折，而这些困难与挫折往往并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够被战胜的。此时，成长中引路人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学者芮渝萍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成长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意识得到了丰富以及提升。这些帮助主人公确立人生定位和方向的角色便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因对主人公产生的影响不同，引路人的形象分为正面、反面、中立三类。
除了引路人的指导，主人公自身的顿悟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也尤为重要。顿悟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主人公观念的改变和心智的成熟，是主人公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主人公可能在日常琐事中灵光一现，也能因为重大事件的刺激而突受启发。
上述三点要素是传统成长小说（即以男性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呈现的共同特征，然而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女性成长小说在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应运而生。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后，成为女权主义小说中最主流的形式，并且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男性成长小说的新特点。一般来说，女性成长小说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记叙女主人公成长过程的小说。相较于传统成长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而言，女性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更多的困惑与阻力，因为在克服自身弱点和完善个人性格的同时，她们还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与束缚。成长对于她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走向独立与成熟，更重要的是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大世界中挣脱束缚与偏见，获得精神自由，发掘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女性成长小说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模式：学徒型模式（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apprenticeship）和觉醒型模式（the pattern of awakening）。第一种模式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采用男性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展示女主人公从童年到成年的连续发展历程;第二种女性成长小说的流行模式是觉醒型，在这类模式中，女性的成长不是分阶段按部就班地逐渐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被延误了，直到成年某个阶段仿佛瞬间疯长起来。”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女主人公葛丽叶的成长经历兼具了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小说分为四个以年份命名的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开篇时年仅16岁的少女葛丽叶自1664至1676年间的重要生活经历，主人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境遇的变迁一步步走向独立与成熟，这种独立与成熟当然并非完全是线性的，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常常使葛丽叶反思与顿悟。两种模式相互交织，主人公在成长中逐渐觉醒，而觉醒了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又使她更加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最终在由男权主导的社会中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一、被迫离家的女佣
因父亲在意外中双目失明，16岁的女主人公葛丽叶不得不离家帮佣，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小说一开篇便交代了葛丽叶内敛沉稳的性格、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色彩搭配天赋，这些特点为她之后的成长和转变提供了前提和支持，使故事真实可信。担任女仆的三年间，葛丽叶居住在潮湿狭小的地下室，承担着最辛苦繁重的活计，时常被迫成为主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但也同时拥有机会接触绘画知识，发挥自己的色彩天赋，这样的生活使葛丽叶感到矛盾，但也为她提供了认识自身存在、摸索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机会。首先，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她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卑微处境，同时也促使她觉醒自身的家庭顶梁柱身份，激发了她对父母和弟妹的责任心和保护欲。然而在这样一种压抑的处境中，葛丽叶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反思与热望，她默默地钦慕画家，帮助画家，并从一位女性“成长引路人”身上，发现了生活赋予女性的不同选择和可能性。画家的岳母玛利亚·辛性格强势，行事果决，在初到主人家的第一天，葛丽叶便察觉这位“看起来好像会比任何人都活得久的老太太”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她惯于照顾那些能力不如她的人”，因此，在面临困境之时，葛丽叶时常寻求她的庇护和帮助，即便事实证明她对于葛丽叶的关照不过是出于利用之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葛丽叶从她的身上习得和汲取了把握自身命运的勇气和力量。穿梭于自身家庭与主人家庭两个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巨大的世界之间，葛丽叶逐渐认识到了亲情的可贵和阶级的难以跨越。她对家的感情经历了从不舍到疏离，再到回归的三个过程，画家家庭的富足生活和藝术氛围曾一度让她为家人感到羞愧，带着画家女儿共同去集市采购时，甚至没有勇气与自己的妹妹相认。拥有与身份不符的色彩天赋和艺术鉴赏力使葛丽叶陷入阶级之间的断层地带，一方面，她爱慕着画家，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作画，这既是女佣又是助手的角色，引起了女主人和年长女仆的嫉妒和不满，画家的长女也因此处处与她作对;时代与社会也对女仆抱持着习惯的歧视与偏见，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葛丽叶感到备受孤立。另一方面，画室里的工作使葛丽叶暂时从灰暗的现实中摆脱出来，暂时忘却家庭的变故，尽情探索绘画世界的奥秘，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和色彩天赋;画家的二女儿对她态度友善，填补了她离家与妹妹分离的忧伤;画家家中膳食丰盛，女孩儿们的服饰精美，这一切对葛丽叶既是吸引又是冲击，以致于有时当她回家看望家人时，“会觉得无论跟他们说什么都不适合……新生活逐渐取代了旧生活”。母亲将她的变化看在眼里，一次，葛丽叶因维护主人画作的价值而失言，遭到母亲的训斥：“为他们工作，让你的想法变了……让你忘记了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时期的葛丽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在两个家庭之间失去了平衡，然而一场瘟疫和妹妹的死唤醒了她对家人的爱与认同。被迫离家的葛丽叶在懵懂中认识自己，认识周遭，协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独自面对命运的选择，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正如母亲所说：“你已经离开我们了，葛丽叶。从你去帮佣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离开我们了。” 二、在爱与现实中走向成熟的少女
促成葛丽叶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和画家以及肉贩皮特之间的关系。初见画家，因为画家耐心地询问她为什么根据颜色来摆放切好的蔬菜，发现了她在色彩识别和搭配上的天赋，葛丽叶因此感到受宠若惊，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一位绅士对‘我’如此感兴趣”。年轻的葛丽叶错把画家对她的艺术天赋的好奇和赏识当作了对她本人的兴趣，并默默地对画家心生爱慕。在被安排打扫原本只有画家和玛利亚·辛才能够进入的画室和与画家讨论云层的颜色之后，葛丽叶对画家的情愫愈加浓烈，甚至开始确定画家对她抱有超越主仆关系的情感。他用自己的长袍覆在她的头上遮住光线，以便她能通过暗箱观察画室内的陈设;他把往常总由自己亲自完成的采买颜料的任务交付给她;他在研磨颜料的时候触碰她的手;他让她搬去阁楼成为自己的秘密助手……然而画家似有若无、忽冷忽热的态度又让葛丽叶感到困惑与委屈，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他近乎膜拜的牺牲和爱：“他是‘我’的主人，他说的话我本来就该服从。”在应赞助人凡·路易文的要求为葛丽叶作画时，画家要求葛丽叶为耳垂穿孔以便戴上自己妻子的珍珠耳环，且要求葛丽叶张开并润湿自己的嘴唇。珍珠配饰与女仆的身份极不相称，而贞洁的女子绝对不会在一幅画中张开嘴唇，但画家为了追求心目中的完整艺术置葛丽叶的名声于不顾。故事发展到这里，在两人的关系中葛丽叶似乎处于被动地位，然而葛丽叶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内心，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情感：“我不喜欢去想象这种样子的他、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的他，我比较喜欢想象他独自一人待在画室里。或许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只与我在一起。”当画家的朋友凡·李维欧提醒葛丽叶：“是这样的，竞争燃起男人的占有欲，他之所以对你感兴趣，一部分是因为凡·路易文对你有意思……他不明白别人如果从他的观点来看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脑中想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的作品，不是你，因此你一定要小心。”凡·李维欧出于好心的提醒并没有让葛丽叶退缩，相反地她开始采取主动的姿态表达心中的爱慕，大胆地求证画家对她是否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当画家最后一次要求她为画作戴上珍珠耳环时，她要求画家代劳。有文章认为：“这一动作的性象征意味是再明显不过的。维梅尔此时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完成了对葛丽叶身体的控制，这其实也是他对妻子的报复（耳环是属于妻子的）和对自己男性尊严寻求恢复的一种方式。”然而，笔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葛丽叶主动要求画家为她完成戴耳环的动作，掌握了自己对身体的控制权，也撕破了画家欲望之上由身份、阶级、地位和家庭编织的面纱。如此越轨的举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使画家寻回了因惧内而丧失的男性尊严，同时也表明了画家对葛丽叶女性魅力的臣服。这种臣服不只是受情欲的驱使，更是来自于对少女艺术天赋的赏识与佩服，对少女沉浮命运的怜惜。这场爱与欲、牺牲与怨恨互相交织的重头戏既见证了葛丽叶面对爱情和欲望时，从被动到主动的蜕变，又促进了葛丽叶爱情观的成熟，通过象征意义上的结合，少女实现了灵肉统一的爱情理想。
在与肉贩皮特的交往过程中，葛丽叶最初采取的是被动躲避的姿态，而皮特采取的则是主动，甚至是压迫性的攻势。虽然二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但葛丽叶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并不认为自己的未来只能交付于一个肉贩的手中，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她对社会流动性的朦胧觉醒。然而，现实的残酷使葛丽叶逐渐抛弃了浪漫的幻想与不切实际的期待，真正地担负起了支撑和照顾家庭的责任。父亲双目失明、妹妹早夭、弟弟出走，家庭迫切需要经济来源和物质支持的现状，使葛丽叶别无选择地投入现实生活的怀抱。选择嫁给皮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温柔、真挚的男人，更是葛丽叶在对现实状况做出权衡和思虑后的结果。同时，在对自己和画家、自己和皮特之间关系的体验和反思中，葛丽叶对“爱”与“性”之间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发展与变化。当无意间被画家瞥见象征贞洁的头发之后，葛丽叶觉醒到自己已在象征意义上完成了与作家的结合，便无所顾忌地满足了皮特的要求。这一举动反映了葛丽叶认为“爱”与“性”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未必无法分割，这一认识对于身处17世纪的女性来说，实属大胆超前，颇具女权主义的意味。
三、掌握命运指南针的自由女性
小说中多次提到市集广场上的八角星，葛丽叶将其视为城镇的中心和自己生活的中心。八角星的每一个角都指向城镇的一个方向，象征着生活的不同选择和可能。第一次离家路过广场时，葛丽叶感到迷茫与恐惧，因为她要顺着星星的指引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担心自己将因与凡·路易文共同入画而身败名裂时，葛丽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我忽然有一股冲动……我可以走到市集广场中央的那颗星星，选一个方向往下走，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葛丽叶迫切地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现实中的她是无助的，尽管她明白自己与画家的暧昧情愫将无疾而终;自己对皮特谈不上爱，甚至有些瞧不起;家也已经支离破碎，不再是遮风挡雨的港湾，但此时的她尚未充分客观地认识自身的处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除了让生活保持现状，无法做出投靠或者放弃其中任何一者的选择。当画家的妻子因丈夫为女仆作画而暴怒，并追问葛丽叶是否偷窃了自己的珍珠耳环时，画家与岳母的袖手旁观终于使葛丽叶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堅定地离开了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当再一次站在广场上面临去向何方的选择时，葛丽叶不再彷徨，而是开始思考和权衡可能的各种选择—“我站在圆圈中央，随着思绪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到我做出心里早已知道的选择，我小心地踩着星芒的尖角，朝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
葛丽叶最终选择嫁给肉贩皮特，与他一起操持肉摊上的生意，过起了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她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天赋，冷却了对画家的渴慕，习惯了指缝间洗不去的血渍和围裙上散不去的腥气。虽然，最终无法冲破时代和社会造就的枷锁和局限，追求自己对色彩和绘画的热爱，与自己真正敬佩爱慕的人共同生活，葛丽叶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作出了最明智合理的选择。小说的结尾，葛丽叶当掉了十年之后画家委托妻子遗赠给她的珍珠耳环，还清了画家赊欠皮特的肉账，而这笔账通常被皮特笑称为葛丽叶的赎身费。至此，葛丽叶获得了物质和情感上的双重独立，在物质上她不再亏欠皮特，在情感上她终于承认“自始至终，他在乎的只是我的画像而不是我”，但她仍然保留了还清债务后结余的银币，这是她对自己曾经付出情感的纪念和尊重，也是她思想成熟的最终标志。经历从少女到妻子的漫长岁月，葛丽叶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终于“不再绕着广场中央的八角星走，想象每一个星角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在走向成熟和独立的过程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困难与挫折，而这些困难与挫折往往并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够被战胜的。此时，成长中引路人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学者芮渝萍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成长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意识得到了丰富以及提升。这些帮助主人公确立人生定位和方向的角色便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因对主人公产生的影响不同，引路人的形象分为正面、反面、中立三类。
除了引路人的指导，主人公自身的顿悟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也尤为重要。顿悟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主人公观念的改变和心智的成熟，是主人公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主人公可能在日常琐事中灵光一现，也能因为重大事件的刺激而突受启发。
上述三点要素是传统成长小说（即以男性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呈现的共同特征，然而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女性成长小说在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应运而生。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后，成为女权主义小说中最主流的形式，并且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男性成长小说的新特点。一般来说，女性成长小说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记叙女主人公成长过程的小说。相较于传统成长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而言，女性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更多的困惑与阻力，因为在克服自身弱点和完善个人性格的同时，她们还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与束缚。成长对于她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走向独立与成熟，更重要的是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大世界中挣脱束缚与偏见，获得精神自由，发掘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女性成长小说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模式：学徒型模式（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apprenticeship）和觉醒型模式（the pattern of awakening）。第一种模式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采用男性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展示女主人公从童年到成年的连续发展历程;第二种女性成长小说的流行模式是觉醒型，在这类模式中，女性的成长不是分阶段按部就班地逐渐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被延误了，直到成年某个阶段仿佛瞬间疯长起来。”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女主人公葛丽叶的成长经历兼具了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小说分为四个以年份命名的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开篇时年仅16岁的少女葛丽叶自1664至1676年间的重要生活经历，主人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境遇的变迁一步步走向独立与成熟，这种独立与成熟当然并非完全是线性的，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常常使葛丽叶反思与顿悟。两种模式相互交织，主人公在成长中逐渐觉醒，而觉醒了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又使她更加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最终在由男权主导的社会中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一、被迫离家的女佣
因父亲在意外中双目失明，16岁的女主人公葛丽叶不得不离家帮佣，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小说一开篇便交代了葛丽叶内敛沉稳的性格、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色彩搭配天赋，这些特点为她之后的成长和转变提供了前提和支持，使故事真实可信。担任女仆的三年间，葛丽叶居住在潮湿狭小的地下室，承担着最辛苦繁重的活计，时常被迫成为主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但也同时拥有机会接触绘画知识，发挥自己的色彩天赋，这样的生活使葛丽叶感到矛盾，但也为她提供了认识自身存在、摸索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机会。首先，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她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卑微处境，同时也促使她觉醒自身的家庭顶梁柱身份，激发了她对父母和弟妹的责任心和保护欲。然而在这样一种压抑的处境中，葛丽叶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反思与热望，她默默地钦慕画家，帮助画家，并从一位女性“成长引路人”身上，发现了生活赋予女性的不同选择和可能性。画家的岳母玛利亚·辛性格强势，行事果决，在初到主人家的第一天，葛丽叶便察觉这位“看起来好像会比任何人都活得久的老太太”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她惯于照顾那些能力不如她的人”，因此，在面临困境之时，葛丽叶时常寻求她的庇护和帮助，即便事实证明她对于葛丽叶的关照不过是出于利用之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葛丽叶从她的身上习得和汲取了把握自身命运的勇气和力量。穿梭于自身家庭与主人家庭两个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巨大的世界之间，葛丽叶逐渐认识到了亲情的可贵和阶级的难以跨越。她对家的感情经历了从不舍到疏离，再到回归的三个过程，画家家庭的富足生活和藝术氛围曾一度让她为家人感到羞愧，带着画家女儿共同去集市采购时，甚至没有勇气与自己的妹妹相认。拥有与身份不符的色彩天赋和艺术鉴赏力使葛丽叶陷入阶级之间的断层地带，一方面，她爱慕着画家，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作画，这既是女佣又是助手的角色，引起了女主人和年长女仆的嫉妒和不满，画家的长女也因此处处与她作对;时代与社会也对女仆抱持着习惯的歧视与偏见，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葛丽叶感到备受孤立。另一方面，画室里的工作使葛丽叶暂时从灰暗的现实中摆脱出来，暂时忘却家庭的变故，尽情探索绘画世界的奥秘，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和色彩天赋;画家的二女儿对她态度友善，填补了她离家与妹妹分离的忧伤;画家家中膳食丰盛，女孩儿们的服饰精美，这一切对葛丽叶既是吸引又是冲击，以致于有时当她回家看望家人时，“会觉得无论跟他们说什么都不适合……新生活逐渐取代了旧生活”。母亲将她的变化看在眼里，一次，葛丽叶因维护主人画作的价值而失言，遭到母亲的训斥：“为他们工作，让你的想法变了……让你忘记了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时期的葛丽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在两个家庭之间失去了平衡，然而一场瘟疫和妹妹的死唤醒了她对家人的爱与认同。被迫离家的葛丽叶在懵懂中认识自己，认识周遭，协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独自面对命运的选择，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正如母亲所说：“你已经离开我们了，葛丽叶。从你去帮佣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离开我们了。” 二、在爱与现实中走向成熟的少女
促成葛丽叶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和画家以及肉贩皮特之间的关系。初见画家，因为画家耐心地询问她为什么根据颜色来摆放切好的蔬菜，发现了她在色彩识别和搭配上的天赋，葛丽叶因此感到受宠若惊，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一位绅士对‘我’如此感兴趣”。年轻的葛丽叶错把画家对她的艺术天赋的好奇和赏识当作了对她本人的兴趣，并默默地对画家心生爱慕。在被安排打扫原本只有画家和玛利亚·辛才能够进入的画室和与画家讨论云层的颜色之后，葛丽叶对画家的情愫愈加浓烈，甚至开始确定画家对她抱有超越主仆关系的情感。他用自己的长袍覆在她的头上遮住光线，以便她能通过暗箱观察画室内的陈设;他把往常总由自己亲自完成的采买颜料的任务交付给她;他在研磨颜料的时候触碰她的手;他让她搬去阁楼成为自己的秘密助手……然而画家似有若无、忽冷忽热的态度又让葛丽叶感到困惑与委屈，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他近乎膜拜的牺牲和爱：“他是‘我’的主人，他说的话我本来就该服从。”在应赞助人凡·路易文的要求为葛丽叶作画时，画家要求葛丽叶为耳垂穿孔以便戴上自己妻子的珍珠耳环，且要求葛丽叶张开并润湿自己的嘴唇。珍珠配饰与女仆的身份极不相称，而贞洁的女子绝对不会在一幅画中张开嘴唇，但画家为了追求心目中的完整艺术置葛丽叶的名声于不顾。故事发展到这里，在两人的关系中葛丽叶似乎处于被动地位，然而葛丽叶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内心，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情感：“我不喜欢去想象这种样子的他、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的他，我比较喜欢想象他独自一人待在画室里。或许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只与我在一起。”当画家的朋友凡·李维欧提醒葛丽叶：“是这样的，竞争燃起男人的占有欲，他之所以对你感兴趣，一部分是因为凡·路易文对你有意思……他不明白别人如果从他的观点来看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脑中想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的作品，不是你，因此你一定要小心。”凡·李维欧出于好心的提醒并没有让葛丽叶退缩，相反地她开始采取主动的姿态表达心中的爱慕，大胆地求证画家对她是否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当画家最后一次要求她为画作戴上珍珠耳环时，她要求画家代劳。有文章认为：“这一动作的性象征意味是再明显不过的。维梅尔此时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完成了对葛丽叶身体的控制，这其实也是他对妻子的报复（耳环是属于妻子的）和对自己男性尊严寻求恢复的一种方式。”然而，笔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葛丽叶主动要求画家为她完成戴耳环的动作，掌握了自己对身体的控制权，也撕破了画家欲望之上由身份、阶级、地位和家庭编织的面纱。如此越轨的举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使画家寻回了因惧内而丧失的男性尊严，同时也表明了画家对葛丽叶女性魅力的臣服。这种臣服不只是受情欲的驱使，更是来自于对少女艺术天赋的赏识与佩服，对少女沉浮命运的怜惜。这场爱与欲、牺牲与怨恨互相交织的重头戏既见证了葛丽叶面对爱情和欲望时，从被动到主动的蜕变，又促进了葛丽叶爱情观的成熟，通过象征意义上的结合，少女实现了灵肉统一的爱情理想。
在与肉贩皮特的交往过程中，葛丽叶最初采取的是被动躲避的姿态，而皮特采取的则是主动，甚至是压迫性的攻势。虽然二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但葛丽叶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并不认为自己的未来只能交付于一个肉贩的手中，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她对社会流动性的朦胧觉醒。然而，现实的残酷使葛丽叶逐渐抛弃了浪漫的幻想与不切实际的期待，真正地担负起了支撑和照顾家庭的责任。父亲双目失明、妹妹早夭、弟弟出走，家庭迫切需要经济来源和物质支持的现状，使葛丽叶别无选择地投入现实生活的怀抱。选择嫁给皮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温柔、真挚的男人，更是葛丽叶在对现实状况做出权衡和思虑后的结果。同时，在对自己和画家、自己和皮特之间关系的体验和反思中，葛丽叶对“爱”与“性”之间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发展与变化。当无意间被画家瞥见象征贞洁的头发之后，葛丽叶觉醒到自己已在象征意义上完成了与作家的结合，便无所顾忌地满足了皮特的要求。这一举动反映了葛丽叶认为“爱”与“性”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未必无法分割，这一认识对于身处17世纪的女性来说，实属大胆超前，颇具女权主义的意味。
三、掌握命运指南针的自由女性
小说中多次提到市集广场上的八角星，葛丽叶将其视为城镇的中心和自己生活的中心。八角星的每一个角都指向城镇的一个方向，象征着生活的不同选择和可能。第一次离家路过广场时，葛丽叶感到迷茫与恐惧，因为她要顺着星星的指引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担心自己将因与凡·路易文共同入画而身败名裂时，葛丽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我忽然有一股冲动……我可以走到市集广场中央的那颗星星，选一个方向往下走，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葛丽叶迫切地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现实中的她是无助的，尽管她明白自己与画家的暧昧情愫将无疾而终;自己对皮特谈不上爱，甚至有些瞧不起;家也已经支离破碎，不再是遮风挡雨的港湾，但此时的她尚未充分客观地认识自身的处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除了让生活保持现状，无法做出投靠或者放弃其中任何一者的选择。当画家的妻子因丈夫为女仆作画而暴怒，并追问葛丽叶是否偷窃了自己的珍珠耳环时，画家与岳母的袖手旁观终于使葛丽叶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堅定地离开了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当再一次站在广场上面临去向何方的选择时，葛丽叶不再彷徨，而是开始思考和权衡可能的各种选择—“我站在圆圈中央，随着思绪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到我做出心里早已知道的选择，我小心地踩着星芒的尖角，朝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
葛丽叶最终选择嫁给肉贩皮特，与他一起操持肉摊上的生意，过起了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她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天赋，冷却了对画家的渴慕，习惯了指缝间洗不去的血渍和围裙上散不去的腥气。虽然，最终无法冲破时代和社会造就的枷锁和局限，追求自己对色彩和绘画的热爱，与自己真正敬佩爱慕的人共同生活，葛丽叶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作出了最明智合理的选择。小说的结尾，葛丽叶当掉了十年之后画家委托妻子遗赠给她的珍珠耳环，还清了画家赊欠皮特的肉账，而这笔账通常被皮特笑称为葛丽叶的赎身费。至此，葛丽叶获得了物质和情感上的双重独立，在物质上她不再亏欠皮特，在情感上她终于承认“自始至终，他在乎的只是我的画像而不是我”，但她仍然保留了还清债务后结余的银币，这是她对自己曾经付出情感的纪念和尊重，也是她思想成熟的最终标志。经历从少女到妻子的漫长岁月，葛丽叶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终于“不再绕着广场中央的八角星走，想象每一个星角的尽头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