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大鹏被抓捕前是个货车司机，在恒泰家具城给人送货。
　　桃城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矿产大县，县城很繁华，其中恒泰家具城是一栋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长方形六层楼，是周边十几个县里规模最大的家具卖场。家具城外面的广场上，有五十多辆专门为顾客送货的轻型载货卡车。这些车整齐地排成两排，车头对车头，中间是一条宽约十米的过道。顾客买了家具，如果需要送货，那些商家就替他们叫车，给司机的运费包含在货款里。送一趟货，叫“干了一个活儿”。距离近的叫“小活儿”，能挣三十至五十元;距离远的叫“大活儿”，一般不低于五十元。逢淡季，可能一天拉不到一个活儿;逢旺季，可能一天能拉七八个活儿。一年大概能挣四五万元，收入在桃城属中等偏下。
　　这些司机文化程度都不高，衣着都比较低档、土气，脸晒得黢黑。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在那个过道里支起简易折叠桌和小马扎，围在一起打勾鸡、抽烟、喝茶、吹牛。
　　在五十多个司机中，宋大鹏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身材高挑、不胖不瘦、肤色微黑、浓眉大眼、五官标致，很有男人味。他穿着比较讲究，有的是名牌，不是名牌的也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休闲皮鞋每天都擦得锃亮。别的司机都喝浓茶，两手捧着积满茶垢的大保温杯，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地像“驴饮”。宋大鹏喝咖啡，他的驾驶室里有一把精致的不锈钢保温咖啡壶，喝的时候倒进一只比酒杯大不了多少的木鱼石杯子里，抿着嘴小口小口地呷。他大多时候表情严肃，甚至有一种令人畏惧的严厉，看上去像县政府大院里的主任。
　　他等活儿的时候，坐在驾驶室里听音乐、刷微信。他最爱听的是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最爱看的是微信公众号里的美文。在车上坐累了，他就去卖场和那些女商户调情。他把刚读过的美文里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在那些女人面前夸夸其谈。那些女人都夸他太有才了。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咧着嘴嘿嘿地笑。
　　那些女人还说：“你这么高档次的人，在这种破地方当这种破司机，真是白瞎你这个人了。真不好意思叫你宋师傅，真想发自内心地叫你一声宋总。”
　　宋大鹏眨巴几下眼睛，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忽地站起来，抬腿就往外走。那些女人跟在他身后，嘻嘻哈哈地大声叫：“宋总，宋总——”
　　宋大鹏低着头，大步流星，边走边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落地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有一天老子要东山再起！”
　　那些女人的话，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了宋大鹏的心脏上。两年多了，每时每刻，他都觉得在这种破地方当这种破司机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屈辱，但又无可奈何。
　　宋大鹏高中没毕业就开始混社会，在县城蹬三轮车卖过水果，开过手机门市，生意也算风生水起。八年前他买了一辆东风牌大货车倒腾煤，从那时就开始倒霉了。他那些倒霉的事都很“搞笑”：先是从南方拉来的四千多把扫帚发生“自燃”，烧成了一堆青灰;后来是办养鸡场赶上了鸡瘟，三万多只即将出栏的肉食鸡死得一只没剩;再后来，一个高中同学请他当担保人，借十万元高利贷开饭店，饭店刚开起来，同学却突发脑出血死了，他不得不把大货车卖掉替同学还债。
　　最倒霉的是他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听说县城南面的银驼山三年之内肯定有大老板来搞开发，如果在那里承包一片山地，再种上一些果树，一旦被征用就发大财了。他花五万元承包了一片十二亩的山坡，期限是十五年。可是三年过去了，开发的事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而按照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每年都要投入一万多元购买苗木。三年下来，一分钱没赚，还搭进去四万多元。老婆让他把山坡转包出去，不然就离婚。他忍痛以十万元转包了出去。可是，刚转包出去半个多月，就有大老板来搞开发了，那片山坡一次性获得补偿二十八万元。更让他气恼的是，他的婚姻还是没保住——老婆爱上了别的男人，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就这样，宋大鹏节节败退，一步步沦为恒泰家具城的货车司机。
　　不过，如果现在让他转行干别的，他还真不愿意。因为他喜欢上了一個女司机，想把她拿下。那个女司机名叫马玉兰，去年六月开始干这一行。其他几个女司机都腚大腰粗，风风火火，比爷们儿还爷们儿。马玉兰就“清新”多了。她中等个头儿，皮肤白皙，体态丰满，胸和屁股很大，腰很细;脸蛋很漂亮，又爱打扮，每天都光彩照人;伶牙俐齿，八面玲珑，有些轻浮放荡。
　　马玉兰的那辆灰色北汽黑豹停在宋大鹏的东风轻卡对面。马玉兰等活儿的时候，坐在驾驶室里绣十字绣、刷微信。她喜欢和宋大鹏聊天。两人有时把简易折叠桌支在车旁边，把水杯、咖啡杯放上面，坐着马扎面对面地聊;有时坐在驾驶室里在微信里聊，都不抬头看对方。马玉兰跟宋大鹏开玩笑的时候，宋大鹏使劲儿绷着脸不笑。别的司机只看见他们在玩手机，都不会想到俩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撩骚”。
　　宋大鹏不愿说自己，马玉兰却喜欢聊自己家的事。她老公三年前因肝癌死了，她和十三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想再婚，但一直没遇到喜欢的男人。她夸宋大鹏长得爷们儿，个性特别，如果再有一些钱，就是个钻石王老五了。这话让宋大鹏心里直痒痒。离婚后的这两年多里，他的心死得透透的，像一堆冰凉的黑灰，从没打算再喜欢上哪个女人。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自己已经渐渐喜欢上马玉兰了。
　　马玉兰很擅长调情，套路层出不穷。宋大鹏每次和她聊天，都感觉像一场智力对决，很过瘾很刺激。可是，这个女人有个让宋大鹏难以忍受的毛病：总是忽冷忽热。热乎的时候，在微信里一聊就到半夜，情不自禁地叫宋大鹏“老公”。宋大鹏往往刚进入角色，想和她热乎的时候，她却一下子冷下来了，不管他说什么，一个字、一个表情符号的回复都没有，让他很抓狂。
　　宋大鹏认真权衡了一番，觉得这个女人带给自己的痛苦远远多于快乐，还是趁早散伙吧。再见到马玉兰，他脸上冷冷的，就像面对一个陌生人。可是，他的内心戏已演了好几场，马玉兰那边却没开锣，忽然再次对他热乎起来。宋大鹏被撩拨得油煎火燎的，就试探着提出去宾馆开房。马玉兰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宋大鹏在桃城最高档的宾馆——能源大厦——开了房，把自己弄得浑身香喷喷的，左等右等，马玉兰却没去。打电话，不接;微信留言，不回。他气呼呼地回到家具城，想冲她发脾气。可是，她一见他就说：“今天我老爸病了，心情坏透了。”至于去宾馆开房的事，一个字都没提。宋大鹏急忙安慰她几句，并为自己的“无耻”感到羞愧，找个没人的地方扇了自己两耳光。 　　宋大鹏觉得这个女人像雨像雾又像风，抓不住，猜不透。他无数次打定主意不再理她，可她几句撩拨的话就让他的堡垒瞬间土崩瓦解，只能乖乖投降，就这样欲罢不能。他的人生很失败，绝不能再败给这个女人了，于是咬着后槽牙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她拿下。

二

　　巴黎花园是县城最大、最高档的住宅小区，有二十多栋耸入云天的高层住宅。里面有假山、喷泉、会所、休闲健身广场，楼间种着红叶李、棣棠、红鸡爪槭等三十多种乔木和灌木。全县最富的一批人都住在这里。
　　宋大鹏经常给巴黎花园的业主送家具。有个看大门的老头儿对他很热情，每次他离开的时候，老头儿都咧嘴笑着说：“爷们儿，喝口水再走呗。”那老头儿看上去六十岁左右，中等个头儿，偏瘦，留着小平头，头发花白，背有点儿驼，穿衣服有点儿邋遢，毛衣扎在裤腰里。宋大鹏很喜欢和他聊天，如果暂时没别的活儿，就去门卫室坐一会儿。老头儿说他叫孙传喜，一个人生活。宋大鹏推断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没有多问。
　　后来，他们在“如意快餐馆”见过几次，就慢慢熟悉起来了。这家快餐馆在县城北关，是宋大鹏的东邻，在一栋四层民房的一楼。快餐馆的大厅大约九十平方米，里面摆满了刷了桐油的笨重的榆木桌子和凳子。都是家常菜，价钱也很便宜。宋大鹏傍晚收工后，经常换一身宽松、随意的休闲服，从家里提半瓶北京二锅头，去隔壁的快餐馆要一盘酸辣土豆丝、一盘猪头肉拌黄瓜和一个猪肉馅饼，慢慢地吃喝，很晚才回家。
　　11月上旬，宋大鹏两次去快餐馆，都看见了孙传喜。孙传喜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笑嘻嘻地跟很多人打招呼，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叫他“喜子”，甚至还摸他的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宋大鹏第三次去快餐馆。孙传喜看见了他，急忙端着铝制餐盘，在他对面坐下来。孙传喜说他不在巴黎花园看大门了，失业了。他还说他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宋大鹏忽然对这个老家伙很感兴趣，让他说说那些倒霉的事。
　　孙传喜说，他今年整整六十岁，家是县城东关孙家沟的。他年轻的时候在县城卖过猪下水和青菜，在县师范学校食堂当过伙夫，还打过很多零工。他最大的盼头是儿子。儿子长得高大健壮，学习也很好。他盼着儿子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娶个好媳妇，给他生个好孙子。可是，他四十四岁那年夏天，儿子在河里游泳时不慎被淹死了。此后老婆就精神不正常了。第二年夏天，儿子去世一周年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河里水位暴涨。老婆在河边坐了半天，最后走进河里找儿子，再也没上来。连续两年的同一天，先没了儿子，后没了老婆。
　　五十三岁那年，他和堂兄开玩笑的时候，在堂兄前胸轻轻砸了一拳，没想到堂兄刚做了心脏支架，疼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忽然腿一蹬，死了。他卖了房子，又向弟弟借了八万元，赔偿堂嫂十万元。轻轻的一拳，就把人打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极低，却被他赶上了。
　　村干部找到他，说村委会可以腾出一间办公室让他暂住;村里一些好心人也主动提出，闲置的老院子可以让他无偿居住。他谢绝了这些好意，住进了村外一家停工的光伏發电厂里。他想尽快攒下钱来，把那八万元还给弟弟，再在村里盖个房子，于是就托人在一家制药厂找了份工作，月工资四千多元。他很想干个五六年，没想到因为低血糖，三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只干了一年多就被辞退了。
　　此后他就在巴黎花园看大门，月工资一千八，仅仅是混饭吃。可是，即使是这样低收入的工作，半个多月前也丢了。也是因为低血糖，在门卫室晕倒了两次。他想再找个看大门的差事，可是，跑遍了县城所有的小区，都不需要人。村干部主动提出为他申办低保，他觉得吃低保太丢人，就谢绝了。现在他的存款和现金只有六千多元，还不知道这些钱花完了怎么生活下去。
　　宋大鹏发现竟然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人，十分惊喜和欣慰。他把自己那些倒霉的事也简单说了说。孙传喜问他为什么离婚，他轻描淡写地说夫妻感情不和。孙传喜咧着嘴笑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还是要尽快再成个家。再找女人，不要对女人期望太高，能死心塌地过日子就行。一定要挣钱，不能挣钱就不要奢望女人爱你。不要轻易爱上一个女人，爱上了也别用力过猛，免得被她闪一家伙。”这些“恋爱攻略”从孙传喜嘴里说出来，宋大鹏觉得很滑稽，同时也更喜欢这个老家伙了。
　　宋大鹏坚信，一个人如果倒霉透了顶，这时候不应该难过，而应该高兴，因为糟糕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好日子要来了。今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他曾到银驼山的普宁寺里找老和尚求了一签，求到的是上签，签文是“待看年将三十六，脱去蓝衫换紫袍”。他今年正好三十六岁，他相信他和孙传喜都该转运了。两个好运的人联手做事，肯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于是他对孙传喜说：“以后你跟我混吧，咱俩一起想办法搞钱。”
　　孙传喜眨巴着浑浊的眼珠子问：“跟你混？你都这样了，跟你混能混出个什么样儿来？”
　　宋大鹏说：“问题的关键是，你还有选择吗？那六千多块钱花完了怎么办？”
　　孙传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我还是跟你混吧。你能吃上肉，也让我喝口汤。以后我叫你老宋，你叫我喜子，我一切都听你的。”
　　宋大鹏说：“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没有不会到来的春天。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翩然归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逆袭成功的，放心吧喜子。”

三

　　孙传喜所在的孙家沟村，在桃城县城以东大约四里地。他暂住的那个停工的光伏发电厂，在县城和村子当中一片地势较高的盐碱地里，周围很空旷。发电厂征用了孙家沟村六百亩耕地。去年下半年，来自江苏和江西的十几家施工队的上百号人，戴着安全帽，不分昼夜地忙活，大车小车进进出出，非常热闹。到今年春天，人越来越少，最后忽然都撤离了，原来项目停工了。那些彩钢房、钢构房都被村民用铁棍撬开，里面的桌椅、床垫等，能搬动的都被偷走了。
　　在厂区大片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厂区内有两排房子，前面一排是整齐的白墙蓝顶的单层彩钢房，是工人的集体宿舍;后面一排是通体深灰色、看上去结实朴拙的钢构房，有三间的，有两间的。正当中的三间，门口挂着一个铝制的“工程指挥部”的牌子。孙传喜把锅碗瓢盆等大部分家当都搬了进来，算是在这里安了家。两排房子当中有一口深约十米的水井，可供饮水。晚上照明点酒精灯。孙传喜觉得住在这里很舒服。 　　宋大鹏每隔两三天来一次，都是傍晚收工后把车开回家，然后骑电动车过来，带两瓶二锅头和一只烧鸡。孙传喜厨艺不错，每次都炒三四个菜，外加一盆热气腾腾的辣兔子。他在荒草丛中挖了一个陷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只野兔掉进去。他自己舍不得吃，给宋大鹏留着，用那种很辣的红尖椒炖了当下酒菜。
　　两人坐在那张一米见方的小饭桌旁，边喝酒边商量怎么搞钱。他们想了很多项目，但都不可行。主要是没本钱，两人手头的钱加起来不到两万元，只够装备一个炸油条、磨豆浆的早餐摊子。
　　两人一聊就到了下半夜。初冬的夜晚已经有些冷了，宋大鹏脸上乍起了一层“小米”，牙齿嘚嘚嘚地磕碰着。孙传喜找来一件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棉衣给他披上，自己也找一床薄褥子盖住腿。两人聊完了，才发现全是胡扯淡，嘴上痛快了，心里却更加空虚。
　　天越来越冷了，买家具的人越来越少了。马玉兰和宋大鹏每天都在微信里聊三四个小时。宋大鹏感觉马玉兰有些心不在焉，不一定什么时候，她就会毫无铺垫地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的，你不用太担心。”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她竟然给宋大鹏发了一张她的裸照。没全裸，但浑身上下只穿一件黑色的丁字内裤和一双粉色的拖鞋。宋大鹏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口干舌燥，呼哧呼哧地急喘。他愣了愣，摁住那张照片，想保存在手机里。可是没等他保存，马玉兰却把照片“撤回”了。
　　宋大鹏抬起头来看马玉兰。她冲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微信里说：“不好意思，发错了，本来是发给一个闺蜜的。”又问，“照片看了吗？”宋大鹏说：“只看了一眼，眼珠子都快撑死了。”她说：“如果有机会，我会让我的身体属于你一次。”宋大鹏的脑袋嗡嗡响，浑身哆嗦不止，再次提出去宾馆开房。马玉兰却说：“好东西都给你留着呢，着什么急呀。这样吧，什么时候你银行卡里有三十万了，我就给你当老婆。”看到这几句话，宋大鹏在驾驶室里呆成了一尊冰凉的泥塑。过了一会儿，他右边的上牙龈隐隐作痛起来。两年多来，他一着急上火就牙疼。
　　他太需要三十万了，可那些钱在哪里呢？
　　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孙传喜喝酒，商量搞钱的事。想起马玉兰的那几句话，他握紧拳头，砸在那个小方桌上，桌上的盘子、碟子、筷子、酒杯都弹起来了。他咬着牙狠狠地说：“他奶奶的，再也不能这样活！必须改变！必须尽快搞到三十万！”
　　孙传喜把桌上的碗筷收拾了一下，问宋大鹏为什么这么急于搞到三十万。宋大鹏不想说他和马玉兰的事，就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故作神秘地一笑，无比神往地说：“有了三十万，我就能过上那种高品位的生活了。我琢磨一年多了，那个项目已经想好了。不过呢，到底是什么项目，暂时保密。”
　　孙传喜说，最近几天他打听了一下，现在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和人工都贵了，在村里盖个像模像样的房子需要七八万。他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宋大鹏忽然嘿嘿笑起来，说：“要尽快搞到钱，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孫传喜瞪着浑浊的眼珠子，问：“什么办法？抢银行？”
　　宋大鹏一仰脸喝下一大杯酒，不动声色地说：“绑架一个富人家的小孩儿。”
　　孙传喜张着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忽然又咧着嘴嘿嘿地笑了，说：“有点儿意思，有点儿意思，这事肯定很刺激。”
　　宋大鹏紧紧地皱着眉头说，他每次去巴黎花园送家具，心里都一阵阵刺痛。那些富人住着那么好的房子，买那么贵的家具，他们的钱都是哪儿来的？谁敢拍着胸脯说是靠勤劳的双手，通过诚实劳动挣来的？很多富人都是有罪的。社会财富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富人捞得多了，穷人得到的就少了。这就好比一个锅里抡勺子，有人吃得多，就有人吃得少。他和孙传喜之所以这么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某些富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占有的财富太多了。绑架富人家的小孩儿，敲诈一些钱，虽然手段也不正当，但却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孙传喜听着听着，向宋大鹏伸出了大拇指：“老宋你真是太有才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脑子里都有，但就是不会说。”他当即表示，愿意和宋大鹏一起干，但又提出，把钱弄到手就行，千万不能伤害人质。

四

　　宋大鹏和孙传喜决定绑架桃城著名企业家郭洪鑫的女儿朵朵，索要赎金六十万元，每人三十万元。
　　郭洪鑫是一家商贸公司和一家铁矿的老板，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阔嘴，长相丑陋。他年近五十，头发花白，梳着大背头，脖子里挂着金链子，手上戴着佛珠。他经常在县电视台的节目里露脸，县城附近的高速公路的广告牌上也有他的巨幅照片，县城的大部分人都认识他。
　　两个月前，宋大鹏给巴黎花园一个名叫王美玲的女业主送过两次家具。她家是一套复式结构的住宅，总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客厅很宽敞，装修得金碧辉煌。王美玲买的那两套家具，是恒泰家具城最高档的家具。王美玲是宋大鹏在桃城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大约三十冒头，江浙口音，说话很温柔，身材小巧玲珑，有点儿小鸟依人的味道。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气质很文艺。宋大鹏第二次去送家具的时候，郭洪鑫在家，坐在沙发里看着手腕上的金表，嘟嘟哝哝地埋怨他送货慢了。宋大鹏这才知道王美玲的老公是郭洪鑫。他认为王美玲应该嫁个英俊、潇洒、儒雅、高贵的绅士，嫁这么个土豪真是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宋大鹏和孙传喜都坚信郭洪鑫不会报案。一是他不在乎那些钱，六十万对他来说不过是几顿饭钱;二是如果报案，会弄得满城风雨，有损他这个著名企业家的形象。为了息事宁人，那六十万他肯定会乖乖地拿出来。
　　朵朵在桃城实验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像王美玲，漂亮可爱，跟瓷娃娃似的，也很有礼貌，每次在小区门口看见孙传喜，都亲热地叫他一声“爷爷”。朵朵所在的桃城实验小学在巴黎花园大门斜对面，直线距离大约四百米。小区里有她五六个小伙伴，上学放学不用接送。
　　宋大鹏去那个路段踩过点。那一带很繁华，有商场、酒店、珠宝店、美容美发店、移动营业厅等，几条小路纵横交错，在那里作案容易逃跑。他和孙传喜大致敲定了实施绑架的步骤：朵朵放学后，孙传喜谎称给她买玩具，把她带到附近的商场。宋大鹏把车停在附近，伺机把她抱上车，快速离开。然后把她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给郭洪鑫发短信，实施敲诈。 　　宋大鹏真想把老婆照死里打一顿，可老婆的眼神很冷很决绝，简直能杀死一头牛。他干笑了几声，扑通跪下来，抱住老婆，仰着脸，苦苦哀求她跟自己回家好好过日子。老婆不住地摇头，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按在他的腮帮子上，使劲儿推开他，好像他的脸是一块令人恶心的牛粪饼子。
　　宋大鹏的心终于凉透了。这时临近十一点了，老吴快回来了。宋大鹏趁老婆上卫生间，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包毒鼠强，准备倒进暖瓶里。可是，这时他的右眼皮忽然跳得很厉害，手也抖得很厉害，一阵心慌意乱，又把毒鼠强装进裤子口袋里了。
　　宋大鹏和老婆协议离了婚。之后老婆和老吴结了婚。按照离婚协议，女儿由老婆抚养，宋大鹏每月支付一千元抚养费，直到女儿大学毕业。

六

　　这次喝酒，宋大鹏和孙传喜把平时不愿告诉任何人的大实话都说出来了。之后都很后悔，也都互相讨厌起对方来了。宋大鹏觉得孙传喜这个人太不靠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猪队友。他不太愿意和这老家伙一起绑架朵朵了，但又担心这老家伙把这事和自己离婚的事说出去。所以，事情还要做，但必须加倍小心。
　　孙传喜也瞧不起宋大鹏了，认为他不是个爷们儿。假如换了自己，就是死，也要把老吴给宰了，然后把老婆打个半死。这小子看起来人五人六的，其实是个窝囊废，跟这样的人混还能有个好？孙传喜也不愿意和宋大鹏一起绑架朵朵了，但他也同样担心宋大鹏把这事和自己的那些糗事说出去。
　　两人见面少了。宋大鹏再也不叫孙传喜“喜子”了，而是叫他“老孙”。孙传喜再也不叫宋大鹏“老宋”了，而是叫他“小宋”。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面部肌肉都很僵硬，也很少看对方的眼睛。孙传喜再也没咧着嘴笑过一次，表情很严肃，沟壑纵横的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鄙夷和不屑。
　　一个多星期后，孙传喜终于找到了藏匿人质的地方。县城西关即将拆迁的粮食局家属院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四合院，门上挂着一个木牌子，写着“对外出租”四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孙传喜敲开门，房主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孙传喜说自己家是农村的，想把这个院子租下来，在县城卖菜。老头儿请他进屋看看，他说不用了。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僻静，很适合藏匿人质。
　　宋大鹏去看那个院子，进屋的第一秒，就发现这个地方选错了。不光错了，还大错特错——房主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陈天宁他爹。宋大鹏不认识陈天宁的父亲，但认识陈天宁。陈天宁是个优秀的刑警，破过很多重大疑难案件，省、市电视台多次采访过他，县城最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认识他。屋里正墙上挂着陈天宁的一幅放大成十五寸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陈天宁身穿警服，胸前佩戴两枚硕大的银质奖章，踌躇满志地面对镜头微笑。陈天宁和房主老头儿长得很像，一看就是爷儿俩。尽管如此，宋大鹏还是问了一句：“照片上的人是你儿子吗？”老头儿说是的。
　　这天晚饭后，宋大鹏去找孙传喜。孙传喜点着酒精灯，正喝着二锅头，吃着辣兔子。他没邀请宋大鹏喝一杯，甚至都没请他坐下。宋大鹏倚着门框说：“那地方我看了，不行，还得另找地方。”
　　孙传喜喝了一大口酒，头也不抬，闷声问：“为什么？”
　　宋大鹏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有我的道理！”
　　孙传喜抬起头来，打量着他说：“咦，小宋你怎么这态度？我比你大二十四岁，当你爹都足够了。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要放尊重点儿。教养是个好东西，这个你应该有。”
　　宋大鹏揉了揉因上火有些发肿的腮帮子，极力用平静的语气说：“老孙，请你辛苦辛苦，再出去找找，看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孙传喜嘴上答应了，却没再出去找。
　　12月3日晚饭后，宋大鹏又去找孙传喜。孙传喜正喝酒，小方桌上有两个菜：一盘炒白菜和一盘猪大肠炖豆腐。宋大鹏有些馋猪大肠了，忍不住咽了几口唾沫。孙传喜瞅了他几眼，找了筷子和酒杯，让他坐下吃喝。宋大鹏又问找没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孙传喜不耐烦地说：“我觉得那个地方就很好，没必要再换。你让我一切都听你的，难道你的就一定对吗？”
　　宋大鹏短促地笑了两声，脸色铁青，呼哧呼哧地急喘，肚子剧烈地一起一伏。忽然，他抓起酒杯，高高地举起来，啪地在水泥地上摔个粉碎。
　　孙传喜愣住了，牙肌咬得紧紧的，眼珠子一翻一翻的，脸上似笑非笑。忽然，他端起茶杯，把大半杯茶泼宋大鹏一脸，恶狠狠地骂道：“熊孩子，想造反吗你！”说完伸手在他脸上左右开弓，啪啪扇了两个响亮的耳光。
　　宋大鹏用手擦了擦脸，紧紧地皱着眉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孙传喜以为他会发脾气，甚至会揍自己，没想到，他嘴一撇，呜呜地哭了起来。孙传喜打量着他的脸，鄙夷地哼了一声，又找出一只酒杯放在他面前，并给他倒满酒。
　　此时此刻，宋大鹏对孙传喜已经厌恶透顶，决定放弃绑架朵朵的计划，同时决定杀人灭口。他咧嘴笑了笑，摸了摸后屁股口袋，里面装着那包毒鼠强。这种老鼠药无色无味，毒力极强。他从家里出门前，预感到这包毒鼠强今晚会用上，就翻箱倒柜找出来了。他在心里惊叹自己的预感太准了。
　　在酒精灯明明灭灭的光亮中，两人闷声不响地喝了几杯酒。宋大鹏连着抽了两支烟，表情慢慢活泛起来，笑嘻嘻地盯着孙传喜满是皱纹的老脸看。孫传喜瞅他一眼，嗔怪地说：“你个熊孩子，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脸上又没长着一朵花。”
　　宋大鹏不动声色地说：“老孙，你这辈子就这个熊样了，下辈子别再吊儿郎当的，打起精神好好地活一回吧。”
　　孙传喜眼睛乜斜着，鼻子里哼了一声，喝了一大口酒。
　　一瓶北京二锅头，孙传喜喝了大约八两，已有些醉意了。趁他跌跌撞撞地出去撒尿，宋大鹏急忙把那包毒鼠强全部倒进他的水杯里，还用他的筷子搅了搅。孙传喜撒完尿回来，端起那杯水一饮而尽，之后继续喝酒。
　　大约过了十分钟，孙传喜揉着太阳穴，自言自语地说：“咦，这酒不上头啊，怎么有点儿头疼呢？”又过了几分钟，他无力地瘫坐在小椅子里，揉了揉眼睛，瞪大眼珠子看着酒精灯的火焰，自言自语地说：“水纹，我看见水纹了，还一圈一圈的。”他龇牙咧嘴，像哭又像笑，四肢像筛糠一样抽搐。他吃力地站起来，身子像打醉拳一样摇晃了几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下午三点一刻，精心打扮过的马玉兰开车来到“神槐”树下，取出那个牛奶纸箱，迅速调头离开。快进县城的时候，那辆灰色五菱面包车拦住了她，她被控制在面包車内。陈天宁坐在她旁边，向她出示了警官证，眯着眼冲她笑笑，和蔼地问：“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马玉兰咧了咧嘴，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干咳了几声说：“我知道你们要找宋大鹏，我带你们去，他在能源大厦903房间。”
　　马玉兰敲开能源大厦903房间的门时，宋大鹏正穿着拖鞋和白色的睡袍，浑身散发着沐浴露和洗发露的香气，拿着手机听那首《斯卡布罗集市》，还跟着轻声哼唱。桌子上有两个精美的首饰盒，分别装着金项链和金戒指。当他看见马玉兰身后的陈天宁和三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时，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陈天宁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郭洪鑫的手机，打开短信界面，在他眼前晃了晃，不动声色地说：“‘扫地僧’，我的谈判很顺利，提前从日本回来了。”
　　宋大鹏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浑身哆嗦不止，磨磨蹭蹭地穿上了衣服。陈天宁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铐，亲手给他戴上。宋大鹏想捉住马玉兰的目光，但她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看他，只是不时瞅一眼桌子上那两个首饰盒。宋大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咧嘴惨淡地一笑，说：“我没休息好，脑子不好使，算我倒霉。”
　　宋大鹏知道，这次倒霉，他将会丢掉性命。坐进公安局刑警大队讯问室的铁椅子里，还没开始讯问，他就吓得主动供述了一切。除了毒死孙传喜的经过，他还供述了看见娄志强和同伙在银驼山埋尸的情节。他的语速很快，好像害怕说慢了会加重刑罚似的。
　　供述完后，宋大鹏惶恐地问陈天宁：“郭洪鑫他……他现在在哪里？”
　　陈天宁判断，那个被埋的尸体就是郭洪鑫。他兴奋得出了一脖子汗，边用面巾纸擦汗边故作漫不经心地说：“郭洪鑫？4号夜里你见过他呀。”看宋大鹏疑惑不解的样子，又一笑，“在银驼山牛头峪那个石灰窑里。”
　　宋大鹏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愣了片刻，用戴着手铐的两只手捧住脸，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连声骂：“娄志强，你个王八蛋！娄志强，你个王八蛋！”
　　当天下午，民警抓捕了作案后躲在偏远山区亲戚家的娄志强和魏彪，当晚又顺藤摸瓜抓捕了准备逃往加拿大的罗卫东。孙传喜、郭洪鑫被杀案戏剧性地轻松告破。
　　近年来，桃城的社会治安还是不错的，其中命案发案率已连续五年持续下降，这次一发就是两起，实属罕见。但正像陈天宁预感的那样，从5日上午接到报案到7日晚上破案，还不到三天时间。孙传喜和郭洪鑫的死，除了一些社会关系人，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陈天宁“遭到”了县领导和局领导亲切的表扬，以及同事们的夸奖，但他觉得几条短信就把“扫地僧”给“钓”出来了，有些不过瘾。了解案情的民警们在佩服陈天宁的同时，也都觉得宋大鹏太菜了。
　　在看守所里，宋大鹏回忆案发的详细经过，越回忆越觉得荒诞、可笑。他觉得那些事情不像是自己干的，而是另外一个让他鄙视的脑残的人干的，那个人的脑袋瓜子被驴踢了，或者被门挤了，智商连三岁小孩儿都不如。
　　宋大鹏被抓捕后的第三天，民警押解着他指认了作案和埋尸现场，结束后已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在回看守所的路上，他向陈天宁提出了一个请求：最后看一眼桃城商业街。因为那里是步行街，没有买家具的，平时他很少去;最后一次是离婚前陪老婆去，也有两年多了。隔着车窗，他看见华兴商城东边那排沿街的平房都装修得很华丽，门头花花绿绿的。其中有一家咖啡屋，门头赫然是“银驼咖啡屋”，而且，那五个字是白底黑色的水柱体字，和他设想的完全一样，门面的装修风格也和他设想的完全一样。他瞪大眼睛，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宋大鹏向陈天宁提出了第二个请求：进咖啡屋看一看。里面有十几个顾客，四名身穿深蓝色工装的女服务员用托盘端着咖啡和精致的甜点在顾客间穿梭。店里正播放着钢琴曲，不是《致爱丽丝》，也不是《秋日私语》，正是《斯卡布罗集市》。桌椅也和宋大鹏设想的几乎完全一样。还有一个醒目的书架，上面摆着《成功首先在心态》《高情商是怎样炼成的》等图书。宋大鹏惊讶到震撼：在桃城，还有什么人竟然能和自己的思维撞车？
　　宋大鹏还有第三个请求，那就是见见咖啡屋的老板，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但这个请求他没好意思提。他发现，陈天宁虽然笑呵呵的，但已经看过两次手表了。他被押解着走出咖啡屋，上了警车。
　　责任编辑/吴贺佳
　　绘图/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