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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观察证明，春天是精神病的多发期，在广东中山市等地，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菜花黄，病人狂。”
进入4月，广东中山、四会、东莞、湛江等地，开始推广一种对精神病患者模拟社区治疗模式。人们尝试让精神病康复期的患者通过社区生活学习生存技能，得到社会和家庭认可，并从社会尊重中获得精神救赎。
在国外，在传统的封闭式治疗以外，社区治疗有着一套完备的模式，但在这里，一切才刚刚起步，也有很多难题待解。
严立新的好朋友
4月21日，严立新35岁生日，她在这里住了六年，没人记得她什么时候生日。
这是广东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占地只有21亩，寓居在南朗镇一片农田的旁边。作为全市唯一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它负担着全市的精神卫生医疗服务。
严立新是这里的老客户。
这天下午6点，严立新吃完饭在康复科的大院里遛弯的时候，悄悄地把生日的日期告诉了《中国新闻周刊》。“我是2006年1月29日住到医院来的，今晚，我希望和‘好朋友’一起庆祝。”严立新说。
这个朋友是她的幻觉。
孙宝川并没有马上否定严立新有这么一个朋友。今年30多岁的孙宝川是第三人民医院的护士主任，去年，她牵头成立了社区医务科，探索社区治疗模式。她认为在精神病院，有精神寄托的患者并不多，这个幻觉里的朋友能为她带来心理慰藉，这就足够了。
孙宝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患者出现幻听和幻觉，都属于正常现象，但多数都会加剧患者的病情，严立新的这个“朋友”却在帮助她如何面对生活。
严立新并不理解这意味什么，她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朋友都在傍晚5点到6点准时出现，她会把家人的声音放给我听，让我听到他们对我的各种评价，有时候还会说家人今天很想我，叫我坚强一点。5年前我调到中转科的时候，本来对自己已经很灰心了，但这个朋友慢慢开导我，叫我坚强一点。有时候我也会跟她聊天，就像戴了耳机一样，人家看不到听不到，只有我能跟她聊天。”严立新说。
早在严立新4岁时，严母因病去世，她很快就被送到了肇庆的姑妈家里寄养，小学三年级时，姑父检查出患有肠癌，严立新又被送回父亲身边，读到高三时，父亲又因为肝癌去世，严立新又被送到另一个姑妈家暂住。本来她已经考上孙文学院，但去报到的时候又退了下来，“我觉得让我姑妈供我读书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放弃了。”严立新说。
此后，严立新一度因为房产问题与亲友发生矛盾，加上工作上不顺，久而久之，她患上了狂躁症，那是2005年。
“那时候我摔东西，脾气很不好，我表哥就觉得我病了，把我的手绑着送到了医院。”严立新说。
那一次的治疗很快就结束了，但半年后，严立新再次回到医院，一住就是6年。
孙宝川说，严立新这样的患者在院内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都是因为家庭或者社会矛盾而诱发精神病，在心理上，他们普遍存在自卑感，“因为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认同，所以他们很脆弱，但他们又渴望回到社会”。
2011年8月，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墨尔本专家的帮助下，成立了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队，队伍包含专科医生、护士、职业治疗师、社工、心理医生、社区医生等12人。
12人的团队最先在医院里尝试组建了一个模拟社区，除了让精神病人尝试务农以外，社区还成立了小卖部，让有能力的患者学习如何经营和打理。
住院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在家治疗的，“所以让他们找回回到社会的信心变得很重要。”孙宝川说。
医社联动难题
孙宝川说，模拟社区注重患者的专业培训。“毕竟精神病患者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他们终究会回到社会上，所以在职业上，假如他想当个收银员，我们就会从收银员是如何起步的进行培训，还包括务农的、学习手工技术的，学习电脑等等，这种培训慢慢多起来以后，医院就形成了一个模拟的社区。”
在这所医院旁边，有一片农田，是医院和残联联合承包的，挂着一块“中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农疗康复基地”的牌子。“很多患者原先是农民，因为长期与社会隔离，很多社会功能已退化了，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信，我们让他们在基地接触农活，一来农活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上手，并且出院以后再不济，也可以选择务农。”孙宝川说。
严立新并不喜欢务农，她还是希望能回到面对大众的职业中去。这种想法让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清洁洗手间，六点半开始负责叫室友起床收拾床铺。“吃过早餐以后，我还会在厨房里帮忙收拾碗筷，打扫卫生。然后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就来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也能在文娱室里玩电脑或者唱卡拉OK，听音乐和做手工也不会被阻止，实在无聊，我还可以逛来逛去。”尽管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严立新仍未表现出一丝的厌倦之气。
可孙宝川告诉她，没有办法让她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在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精神病人有750个，但床位只有320张，在资源极度紧张的时候，孙宝川的团队希望能将基本康复的患者送回社区工作。
“我们也尝试在真正的社区里面寻找合适的，也联系了政府部门，但他们要求很高，所以一直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们的病人，目前只能靠他们自己出院后自谋出路。”
早在2007年，广东省曾出台文件，提出大力推广医院社区一体化精神疾病防治康复模式。
但目前的情况是，原本属于社区的工作，有很多仍在医院里做。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说，有些住院患者可以出院去社区里工作了，但社区里没有人和场地。应该想办法把模拟社区的做法移植到真正的社区中去。
新模式探索
模拟社区之外，中山市和湛江市等地开始尝试更多的开放治疗途径。
作为从医院到社区的过渡，湛江市的“中途宿舍”项目进行了探索，2007年11月，湛江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共同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件精神病康复的中途宿舍，2009年这一宿舍还建成了精神庇护工厂，为患者提供劳动训练。
该宿舍成员为已经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但在没有找到工作以前，会生活在这里。而这一“宿舍”，也相当于一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小社会，这种小社会，是让他们融入社会的中途环节。到2010年时，这一宿舍已经令48名舍友重回社会。
在模拟社区之外，孙宝川的团队还尝试对走出医院和社会上的患者进行跟踪治疗。包括对社会上无法自理生活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上门训练服务。比如教他们如何洗澡，洗衣服等。目前，这样的跟踪治疗已覆盖中山市的24个镇区。
“广东有120万重症精神病患者，这部分群体的特征是时间越久越容易复发。另外，外因也容易将其诱发，所以社区治疗模式科学之处在于对患者的关心是社会性的。”贾福军说。
但精神病患者目前仍不被重视，“原本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是多部门共同承担的，现在这个担子基本上是由卫生部和残疾人联合会承担。另外，缺少社区训练，患者一旦出院，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现实环境，容易令心里承受能力较低的患者再次发病。”贾福军表示。社区治疗被认为回到治疗本身，重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救赎。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仍然停留在精神病院。
贾福军认为，精神病院治疗模式必须得到肯定，但在患者康复期时，应进入社区治疗模式，而满足社区治疗模式，必须具有足够数量的、按病情分级提供的精神病人社区住所和招之即来的精神康复服务，否则精神病患者走向社会后，其基本生存需求尚难满足，何谈精神康复。
在贾福军看来，社区模式尚在探索之中，资金和专业人员的配备是关键，“尽管政策扶持也很重要，但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以及社区的支持”。 ★
进入4月，广东中山、四会、东莞、湛江等地，开始推广一种对精神病患者模拟社区治疗模式。人们尝试让精神病康复期的患者通过社区生活学习生存技能，得到社会和家庭认可，并从社会尊重中获得精神救赎。
在国外，在传统的封闭式治疗以外，社区治疗有着一套完备的模式，但在这里，一切才刚刚起步，也有很多难题待解。
严立新的好朋友
4月21日，严立新35岁生日，她在这里住了六年，没人记得她什么时候生日。
这是广东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占地只有21亩，寓居在南朗镇一片农田的旁边。作为全市唯一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它负担着全市的精神卫生医疗服务。
严立新是这里的老客户。
这天下午6点，严立新吃完饭在康复科的大院里遛弯的时候，悄悄地把生日的日期告诉了《中国新闻周刊》。“我是2006年1月29日住到医院来的，今晚，我希望和‘好朋友’一起庆祝。”严立新说。
这个朋友是她的幻觉。
孙宝川并没有马上否定严立新有这么一个朋友。今年30多岁的孙宝川是第三人民医院的护士主任，去年，她牵头成立了社区医务科，探索社区治疗模式。她认为在精神病院，有精神寄托的患者并不多，这个幻觉里的朋友能为她带来心理慰藉，这就足够了。
孙宝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患者出现幻听和幻觉，都属于正常现象，但多数都会加剧患者的病情，严立新的这个“朋友”却在帮助她如何面对生活。
严立新并不理解这意味什么，她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朋友都在傍晚5点到6点准时出现，她会把家人的声音放给我听，让我听到他们对我的各种评价，有时候还会说家人今天很想我，叫我坚强一点。5年前我调到中转科的时候，本来对自己已经很灰心了，但这个朋友慢慢开导我，叫我坚强一点。有时候我也会跟她聊天，就像戴了耳机一样，人家看不到听不到，只有我能跟她聊天。”严立新说。
早在严立新4岁时，严母因病去世，她很快就被送到了肇庆的姑妈家里寄养，小学三年级时，姑父检查出患有肠癌，严立新又被送回父亲身边，读到高三时，父亲又因为肝癌去世，严立新又被送到另一个姑妈家暂住。本来她已经考上孙文学院，但去报到的时候又退了下来，“我觉得让我姑妈供我读书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放弃了。”严立新说。
此后，严立新一度因为房产问题与亲友发生矛盾，加上工作上不顺，久而久之，她患上了狂躁症，那是2005年。
“那时候我摔东西，脾气很不好，我表哥就觉得我病了，把我的手绑着送到了医院。”严立新说。
那一次的治疗很快就结束了，但半年后，严立新再次回到医院，一住就是6年。
孙宝川说，严立新这样的患者在院内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都是因为家庭或者社会矛盾而诱发精神病，在心理上，他们普遍存在自卑感，“因为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认同，所以他们很脆弱，但他们又渴望回到社会”。
2011年8月，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墨尔本专家的帮助下，成立了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队，队伍包含专科医生、护士、职业治疗师、社工、心理医生、社区医生等12人。
12人的团队最先在医院里尝试组建了一个模拟社区，除了让精神病人尝试务农以外，社区还成立了小卖部，让有能力的患者学习如何经营和打理。
住院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在家治疗的，“所以让他们找回回到社会的信心变得很重要。”孙宝川说。
医社联动难题
孙宝川说，模拟社区注重患者的专业培训。“毕竟精神病患者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他们终究会回到社会上，所以在职业上，假如他想当个收银员，我们就会从收银员是如何起步的进行培训，还包括务农的、学习手工技术的，学习电脑等等，这种培训慢慢多起来以后，医院就形成了一个模拟的社区。”
在这所医院旁边，有一片农田，是医院和残联联合承包的，挂着一块“中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农疗康复基地”的牌子。“很多患者原先是农民，因为长期与社会隔离，很多社会功能已退化了，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信，我们让他们在基地接触农活，一来农活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上手，并且出院以后再不济，也可以选择务农。”孙宝川说。
严立新并不喜欢务农，她还是希望能回到面对大众的职业中去。这种想法让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清洁洗手间，六点半开始负责叫室友起床收拾床铺。“吃过早餐以后，我还会在厨房里帮忙收拾碗筷，打扫卫生。然后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就来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也能在文娱室里玩电脑或者唱卡拉OK，听音乐和做手工也不会被阻止，实在无聊，我还可以逛来逛去。”尽管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严立新仍未表现出一丝的厌倦之气。
可孙宝川告诉她，没有办法让她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在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精神病人有750个，但床位只有320张，在资源极度紧张的时候，孙宝川的团队希望能将基本康复的患者送回社区工作。
“我们也尝试在真正的社区里面寻找合适的，也联系了政府部门，但他们要求很高，所以一直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们的病人，目前只能靠他们自己出院后自谋出路。”
早在2007年，广东省曾出台文件，提出大力推广医院社区一体化精神疾病防治康复模式。
但目前的情况是，原本属于社区的工作，有很多仍在医院里做。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说，有些住院患者可以出院去社区里工作了，但社区里没有人和场地。应该想办法把模拟社区的做法移植到真正的社区中去。
新模式探索
模拟社区之外，中山市和湛江市等地开始尝试更多的开放治疗途径。
作为从医院到社区的过渡，湛江市的“中途宿舍”项目进行了探索，2007年11月，湛江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共同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件精神病康复的中途宿舍，2009年这一宿舍还建成了精神庇护工厂，为患者提供劳动训练。
该宿舍成员为已经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但在没有找到工作以前，会生活在这里。而这一“宿舍”，也相当于一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小社会，这种小社会，是让他们融入社会的中途环节。到2010年时，这一宿舍已经令48名舍友重回社会。
在模拟社区之外，孙宝川的团队还尝试对走出医院和社会上的患者进行跟踪治疗。包括对社会上无法自理生活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上门训练服务。比如教他们如何洗澡，洗衣服等。目前，这样的跟踪治疗已覆盖中山市的24个镇区。
“广东有120万重症精神病患者，这部分群体的特征是时间越久越容易复发。另外，外因也容易将其诱发，所以社区治疗模式科学之处在于对患者的关心是社会性的。”贾福军说。
但精神病患者目前仍不被重视，“原本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是多部门共同承担的，现在这个担子基本上是由卫生部和残疾人联合会承担。另外，缺少社区训练，患者一旦出院，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现实环境，容易令心里承受能力较低的患者再次发病。”贾福军表示。社区治疗被认为回到治疗本身，重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救赎。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仍然停留在精神病院。
贾福军认为，精神病院治疗模式必须得到肯定，但在患者康复期时，应进入社区治疗模式，而满足社区治疗模式，必须具有足够数量的、按病情分级提供的精神病人社区住所和招之即来的精神康复服务，否则精神病患者走向社会后，其基本生存需求尚难满足，何谈精神康复。
在贾福军看来，社区模式尚在探索之中，资金和专业人员的配备是关键，“尽管政策扶持也很重要，但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以及社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