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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李志第一次公开面对媒体。发布会上，他抱着一只鸭子玩偶欢乐登场，两天内接受了十几家媒体专访，被摄影师调教着摆出各种造型，显得温和而顺从。发胖的他穿着不合身的衬衫，在台上憨笑得像个学生，几乎没人会把他和网上那张“臭嘴”联系到一起。
5月23日起，李志的2015 “看见”巡演将分别在六大城市召开。这也是中国首位独立音乐人靠自己的团队启动运营的全国场馆级巡演。
“通过大体量的演出锻炼乐队，挣到更多的钱，准备将来办更大的事儿。”这是李志的逻辑。为此，他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诸多原则。采访中他不爱讲故事，更热衷于一边不断抽烟，一边从两排黑牙中喷出各种观点。相比音乐，他如今更在意大家是否接受他的价值观，那包含了一些大家应该做但普遍没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要诚实、勤奋、讲规矩……
这些听起来更像是崔健那种前辈会做的事情，李志则认为“匹夫有责”。他也很早发现，要让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入良性循环，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赚到钱，就涉及到操盘更大的演出、卖更高价的票、获得更多收入。这是一个现实的逻辑，听起来似乎与一直以来李志塑造的文艺腔调不太搭界。“现在的不要脸是希望以后更大踏步地要脸，是一个手段。”李志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应该也能理解，商业不是个贬义词。不理解商业，说到底是没文化，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觉得很有个性，其实就是无知。”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多年来独立经营自己后得出的理性判断。眼前，他希望用符合商业规律的方式让“六场演出能够顺利的完成，能够起到它该有的作用”。
李志。摄影/董洁
到大场馆举办演出，是李志提出来的。“从2013年下半年，就想做工体馆演出。我想让父母过来看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在干这个事情，不用为我担心。”李志在巡演发布会上说。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经过多年演出的摸索，2013年下半年，李志突然觉得过去的演出模式到头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酒吧演出，意味着还是那样的收入，乐队也还是那样的水平。他需要通过一次大体量、更高规格的演出，让所有人都得到锻炼。
按李志的说法，现在他每一场演出都爆满，但只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每个月光工资开出去就要6万，还不包括他自己的那份。而如果在工体这种重量级场馆演出，则可以顺其自然地提高票价。
对音乐和演出品质的追求越高，李志就越感觉到钱的重要性。
“钱”最近出现在李志嘴里的频率有些高。4月6日发的一条微博，展示出他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音乐市场的繁荣都是由于唱片或演出市场成熟。所以赚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赚了之后干吗。现阶段是音乐烂、人懒、钱少的恶性循环。唯一可能的方法是：音乐人自觉地努力起来，光明正大地赚钱，再把钱投入音乐，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而不是事不关己，闷声发大财。”
为了这次演出，李志与很多家演出商进行了谈判。大家一致觉得，做一场赔得倾家荡产，不如多做几场分摊成本，最终确定了六场演出，从深圳、西安、上海、武汉、重庆一直演到北京。
演出的主办方是S.A.G 北京博生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张博是知名录音师，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是他的作品，另一位合伙人姜北生则是原来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混音师，万晓利等民谣歌手的唱片多出自他手，他也自2009年起就一直参与李志现场演出的音响工作。巡演的宣传统筹和售票平台乐童，也是李志“勾三搭四”跨年音乐会数字唱片的众筹平台，公司副总郭小寒也是李志多年好友。
“小团队不可能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事儿，2014年关键词就是合作，行业越来越精分，每个专业领域都有人做，大部分事情都合作，这是我们以后追求的方向。独立音乐人永远不是孤立音乐人。”李志的经纪人迟斌说。
其实，在李志的生活里，大部分时间，他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按他的话说，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一路穷过来的。1997年，江苏金坛县的农村少年李志，考进了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入住浦口校区。大学期间他也经常把自己搞得穷困潦倒，“都不好意思再借钱了，因为那基本上算是抢，也不好意思跟同学蹭饭，虽然他们也不在乎多吃一口还是少吃一口。”
1997年的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乱七八糟地挂在宿舍门口，第二天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拿走了。于是他用一支水笔在白纸上写了咒骂阿姨的一句脏话。大概就是那时，他开始疯狂地喜欢Nirvana乐队。
这些故事收录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一文中。李志把当时的自己描述成“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
1999年，李志执意退学，浪荡于酒吧和琴行，过了几年才想起应该给自己留点纪念。他和大学同学刘威租了一间小库房，靠着简陋的条件和东拼西凑的乐手录制出了第一张小样。
“当时就想自己留点记录，不好意思拿出手，因为太差了嘛，丢人现眼。刘威觉得，既然录了不如拿出一些去卖，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他觉得我不够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后俩人达成了妥协，唱片刻录后销售，李志不在唱片上署名，均以B
5月23日起，李志的2015 “看见”巡演将分别在六大城市召开。这也是中国首位独立音乐人靠自己的团队启动运营的全国场馆级巡演。
“通过大体量的演出锻炼乐队，挣到更多的钱，准备将来办更大的事儿。”这是李志的逻辑。为此，他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诸多原则。采访中他不爱讲故事，更热衷于一边不断抽烟，一边从两排黑牙中喷出各种观点。相比音乐，他如今更在意大家是否接受他的价值观，那包含了一些大家应该做但普遍没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要诚实、勤奋、讲规矩……
这些听起来更像是崔健那种前辈会做的事情，李志则认为“匹夫有责”。他也很早发现，要让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入良性循环，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赚到钱，就涉及到操盘更大的演出、卖更高价的票、获得更多收入。这是一个现实的逻辑，听起来似乎与一直以来李志塑造的文艺腔调不太搭界。“现在的不要脸是希望以后更大踏步地要脸，是一个手段。”李志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 钱 钱
“你应该也能理解，商业不是个贬义词。不理解商业，说到底是没文化，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觉得很有个性，其实就是无知。”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多年来独立经营自己后得出的理性判断。眼前，他希望用符合商业规律的方式让“六场演出能够顺利的完成，能够起到它该有的作用”。
到大场馆举办演出，是李志提出来的。“从2013年下半年，就想做工体馆演出。我想让父母过来看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在干这个事情，不用为我担心。”李志在巡演发布会上说。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经过多年演出的摸索，2013年下半年，李志突然觉得过去的演出模式到头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酒吧演出，意味着还是那样的收入，乐队也还是那样的水平。他需要通过一次大体量、更高规格的演出，让所有人都得到锻炼。
按李志的说法，现在他每一场演出都爆满，但只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每个月光工资开出去就要6万，还不包括他自己的那份。而如果在工体这种重量级场馆演出，则可以顺其自然地提高票价。
对音乐和演出品质的追求越高，李志就越感觉到钱的重要性。
“钱”最近出现在李志嘴里的频率有些高。4月6日发的一条微博，展示出他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音乐市场的繁荣都是由于唱片或演出市场成熟。所以赚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赚了之后干吗。现阶段是音乐烂、人懒、钱少的恶性循环。唯一可能的方法是：音乐人自觉地努力起来，光明正大地赚钱，再把钱投入音乐，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而不是事不关己，闷声发大财。”
为了这次演出，李志与很多家演出商进行了谈判。大家一致觉得，做一场赔得倾家荡产，不如多做几场分摊成本，最终确定了六场演出，从深圳、西安、上海、武汉、重庆一直演到北京。
演出的主办方是S.A.G 北京博生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张博是知名录音师，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是他的作品，另一位合伙人姜北生则是原来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混音师，万晓利等民谣歌手的唱片多出自他手，他也自2009年起就一直参与李志现场演出的音响工作。巡演的宣传统筹和售票平台乐童，也是李志“勾三搭四”跨年音乐会数字唱片的众筹平台，公司副总郭小寒也是李志多年好友。
“小团队不可能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事儿，2014年关键词就是合作，行业越来越精分，每个专业领域都有人做，大部分事情都合作，这是我们以后追求的方向。独立音乐人永远不是孤立音乐人。”李志的经纪人迟斌说。
少年愤青
其实，在李志的生活里，大部分时间，他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按他的话说，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一路穷过来的。1997年，江苏金坛县的农村少年李志，考进了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入住浦口校区。大学期间他也经常把自己搞得穷困潦倒，“都不好意思再借钱了，因为那基本上算是抢，也不好意思跟同学蹭饭，虽然他们也不在乎多吃一口还是少吃一口。”
1997年的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乱七八糟地挂在宿舍门口，第二天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拿走了。于是他用一支水笔在白纸上写了咒骂阿姨的一句脏话。大概就是那时，他开始疯狂地喜欢Nirvana乐队。
这些故事收录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一文中。李志把当时的自己描述成“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
1999年，李志执意退学，浪荡于酒吧和琴行，过了几年才想起应该给自己留点纪念。他和大学同学刘威租了一间小库房，靠着简陋的条件和东拼西凑的乐手录制出了第一张小样。
“当时就想自己留点记录，不好意思拿出手，因为太差了嘛，丢人现眼。刘威觉得，既然录了不如拿出一些去卖，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他觉得我不够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后俩人达成了妥协，唱片刻录后销售，李志不在唱片上署名，均以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