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字梦得，中唐著名诗人，为白居易称为“国手”，白居易曾云：“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禹锡怀揣着宰相之器，站到了政治潮流的最前端。然而，奸臣弄权，小人当道，一波波大浪打来，便将诗人拍到了朗州、连州与夔州。是的，夔州，这一年，刘禹锡51岁。
　　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雄踞长江三峡之上游。其民风伧俗，地势险恶，用刘禹锡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天外巴子国，山头白帝城。阴风鬼神过，暴雨蛟龙生”。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作为刺史的刘禹锡，却心胸开阔，放足踏歌，写下了名垂千古的《竹枝词》。宋黄庭坚曰：“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独步”；明敖英云：“《竹枝》绝唱，后人苦力不逮”；清翁方綱言：“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而关于诗之主旨，或言家事、国事，或言乡情、爱情，诸家聚讼，未成定论。然而，细读《竹枝》十一首，却能看到三个人的身影。诗人与其行径相近、心意相投，他们的名字分别唤作屈原、庄周与阮籍。

滟滪堆前 追攀屈原

　　《竹枝词·小引》曰：
　　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而后，诗人又续补两首，数目正与《九歌》相合。可见，《竹枝》所作，乃模拟屈子歌辞也。屈原痛恨党人，忧愁失意，但却无法摆脱对楚王的依恋。此类情思，都体现在刘禹锡《竹枝词》中，无任何遗漏。
　　首先，怨恨小人。刘禹锡本有济世之才，19岁遍览长安时曾说：
　　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
　　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
　　自22岁始，其便登进士科、博学鸿词科、吏部取士科，三科皆中，授太子校书。之后又被王叔文赏识，与之共同辅佐顺宗，开始永贞革新，真是少年天才，风光无限啊！熟料不久之后，顺宗李诵退位，王叔文亦被赐死，刘禹锡连同他的好友柳宗元一起，被贬至湘水之滨，从此开始了逐臣的生涯。其本是赤胆忠心、一腔热情；其本愿以屈原为榜样，效命王室，但终究不是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的对手，惨淡出局。恨，只有恨。《竹枝词·其六》曰：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其七又曰：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瞿塘天下险，峡口滟滪堆，惯于兴风作浪的小人们，比此更加凶狠恶毒。诗人除了“懊恼”“长恨”之外，还有什么话可说。
　　其次，愁肠自断。遇与不遇，是文人从政的永恒命题。从顺宗之重视，到宪宗之疏离，诗人又如屈原一般，在失意。落魄夔州之时，刘禹锡已过知命之年，不知人生还有多少岁月。屈子曰：“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叹老、伤逝，空有壮志，却无可奈何。
　　《竹枝词·其八》曰：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郦道元《水经注》云：“猿啼三声泪沾裳”，刘禹锡却说这是行人悲肠自断，非关清猿也。或许，只有屈子才能聆听到作者的倾诉：孤寂、幽怨又凄长。
　　最后，柔情依恋。十多年前，刘禹锡被贬朗州之时，曾作过一首《竞渡曲》。中有“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等句。诗人见当地百姓以竞渡之戏凭吊屈原，故为此曲。所谓“振楫”“招屈”，皆是对屈原的思念与依恋。屈原思念怀王，梦得却依恋百姓。于是，他带着丝丝惆怅走向了民间，唱起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竹枝》之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花红虽易衰，侬愁总依依。此种眷恋，非性情中人，不能道也。屈子《离骚》吟“香草”“美人”，梦得《竹枝》唱“红花”“山桃”，各有所称，各得其美耳。清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云：“《竹枝词》始于刘禹锡，体近櫂歌水调，大抵叙江湖舟楫之况，以寓凄感绵邈之情，回肠荡气，气短韵长，斯为得之。”“凄感绵邈”四字，恰恰为此诗之注脚，极当。
　　生命本就是灵动不拘的，更何况情之所注，外物又岂能束缚？刘禹锡的怨恨、忧愁与依恋，全都与屈子相近，毋庸赘言。后晋刘昫说他“郁然与骚人同风”，明代郎瑛称他“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然而，刘禹锡却与泽畔悲吟的屈原有一处不同。那，就是抉择，无路可走后的抉择。屈子选择了自沉，梦得选择了放达。于是《竹枝词》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便悄然出场了。

自在风流，企慕庄周

　　刘禹锡少年好道，性嗜庄老，不得意时，常以文章自适，故多能足性安分、快意超然。其将庄子视为偶像，无论诗文，频用庄典。如《口兵诫》“余读蒙庄书”、《伤往赋》“彼蒙庄兮何人”、《飞鸢操》“仰天大赫疑鸢雏”等，皆是。读梦得《竹枝词》，往往与庄周之旨相谐。
　　其一，逍遥。毫无疑问，此乃刘禹锡本真之性情。他在《和裴相公傍水闲行》一诗中说道：“为爱《逍遥》第一篇，时时闲步赏风烟”；又在《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中说：“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人间之乐，最是逍遥。而在夔州任上，能凸显此种乐趣的诗歌，当属《竹枝词·其五》了。原诗如下：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山花似雪，春酒满杯，忘忧忘乐，踏青而来。贬谪的烦恼，瞬间化为一缕青烟，消散在云天之外。庄子的《逍遥游》，开篇便是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鸟，其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刘禹锡亦自比鲲鹏，誓要“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根本瞧不上那些卑劣的宦官们，斥鴳井蛙，虱处裈中，有利狼吞虎咽，无事恶狗咬人，真是“巢幕方犹燕，抢榆尚笑鲲”。不被物累，不为心役，这便是诗人此刻的心境。 　　其二，齐物。庄子次篇，名为《齐物论》，物我相同，死生齐等。在庄子看来，世间万物“然不然，是不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天地各有其无穷，人人各有其是非，若受此羁绊，则“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那么后世文人将如何冲破这一藩篱？刘禹锡在《竹枝词·其三》中给出了答案：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来去无羁，死生无绊，自在自足，唱歌而行。这是任真，是由性，是历经风雨侵凌后的洒脱。与其愤恨而活，不如鼓盆而歌。他的好友白居易见其屡遭贬谪、一生蹉跎，感叹道：“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却安静地说：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太是通脱，真是豁达，他是李唐王朝的庄子，活给了生命中的自我，够了。
　　其三，自然。庄周好道，道法自然。泰山不为大，毫毛不为小。彭祖并非寿，殇子也不夭，各适其性即好。刘禹锡曾有归隐之心，遇挫之后，更是常常借《庄子》抒发其淡泊的心志。如“海禽心不怿”“寒龟饮气受泥涂”“欹枕醉眠成戏蝶”，等等，皆属此类。其在《寓兴二首》中说：“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鹏与鷃，逍遥一也；仕与隐，快乐同也。无须为五斗米躬耕，也不必因乡里小人愤懑，自然便好。再次阅读《竹枝词》，其九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女人下山负水，男人上山烧畬，多么淳朴自然，多么幸福美满。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逍遥也好，齐物也罢，顺应自然，才能快活。不是乘物游心，怎知鯈鱼之乐；若非神存富贵，岂能见素守拙。庄子曰：“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夔州任上的刘禹锡，自由、自在且自足，当然也最快乐。

无情有情，效法步兵

　　阮籍，竹林七贤之一，魏晋风流的代表，累迁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庄子·山木》篇云：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材与不材，是有用、无用间的智慧，也是阮籍一生奉行的处世原则。他时而显志，时而韬晦；时而在“乡亲共喻”下就吏，时而拒绝蒋济征召；时而从曹爽为参军，时而因疾屏田里；时而于广武山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时而在苏门山吟出响彻岩谷的长啸……或进或退，或仕或隐，在材与不材之间，阮籍可以颐养天年。刘禹锡信道嗜庄，极其崇拜阮籍，有《学阮公体三首》为证。阮籍送嫂归宁，母丧痛饮酒，不可为而为之；梦得永贞革新，玄都观赋诗，偏向虎山行。二人坚持正道，光明磊落，心迹恰恰相同。而在材与不材之间处世，也是刘禹锡早有的心志。其在诗中云“才能疑木雁，报施迷夷跖”“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忽为山木，忽为鸣雁，材或不材，可以尽年。
　　细品《竹枝词》，其中两首或有此意。
　　其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其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南人尽情歌一曲，北人欲上但迟疑。前进却踌躇，能歌竟徘徊，站在一旁观望，是对美好风景的欣赏。东边晴，西边雨，是心中思绪的波动与流淌。无情却有情，不材终为材，以此方式游世，可以保身，亦可全身。故在心态方面，刘禹锡比好友柳宗元，更胜一筹。
　　先看“不材”。司隶何曾毁谤阮步兵居丧不孝，阮“神色自若”；宪宗李纯诬蔑刘禹锡“语涉讥刺”，刘“吞声咋舌”。面对奸人的诋毁，刘禹锡可以如阮籍一样，做到慎言慎行、不辩不争。正如其在《子刘子自传》中所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不材的梦得，无论是在连州还是夔州，都能自保而无祸。即使你只给他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他还是会悠然地吟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便是梦得，忘其所忘，得其所得。
　　再看“有材”。古时文人大抵都经过出世与入世的波折，只是最终道路的选择不同罢了。刘禹锡在诗中曾说：“逸兴嵇将阮”“嗜兴非嗜甘”“嵇阮虽贫兴未衰”，等等，都可证明其从仕兴致的浓厚。尤其是《学阮公体三首》，其中屡屡出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样的语句。的确，正是因为岁月的磨砺和风雨的洗礼，诗人才更加奋斗不止、顽强不屈。明代邢昉言其“蔚然有光，真不愧阮”，诚为的论。
　　《竹枝词二首·其二》云：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经过了材与不材间的游世后，北客终将归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来了，“前度刘郎今又来”。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下一站——和州。
　　刘禹锡的《竹枝词》，因恨生愁，由怨到恋，慢慢地走向民间。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云：“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他的《竹枝词》多以绝句形式，以山歌入诗律，为百姓谱新曲，这是刘禹锡的情感流动和生命体验。追屈原，慕庄周，逍遥无待，自在风流，安于贬谪的命运与生活。即使身处困境，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达观快乐，而无一丝造作。效阮籍，时而有用，时而无材，游于木雁之间，人自无奈，其亦无害。然而，诗人又有突破与转变，那就是他骨子里的豪宕与倔强，使得其老而弥壮、穷且益坚。
　　真名士，自风流。虽一生都遭排挤、离间，但刘禹锡从未被挫折击倒，他总是那么高贵、那么乐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种人生态度与生命境界，绝非一般人可得。他历经德、顺、宪、穆、敬、文、武七朝，被贬二十三年，依然屹立不倒。这是智力的通达与精神的奋发，令人钦佩、使人叹服。
　　刘禹锡，是《竹枝词》之祖。今存诗700余首，大多气韵沉浑，骨力雄健。他开创的《竹枝词》，变俚曲为雅调，更是受到百姓的追捧和青睐。后世学者，或模仿，或改编，但却永远也无法企及。东坡云：“此奔逸绝尘，不可追也”，信然。千年以后，《竹枝詞》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变为民俗学的资料宝库，刘禹锡的创立之功，不可磨灭。正如丘良任先生《竹枝纪事诗》所说，“夔女巴童唱竹枝，刘公按曲谱新词。变风变雅风谣体，吟出千年万首诗。”
　　（作者系文学博士，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