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国常会明确提出的让利于企幅度之大，可以通過数据对比加以直观反映。例如，即使是向来被视为盈利能力“傲视全球”的中国银行业，2019年全年全行业利润总额也“不过”在2万亿元左右。
　　但是这种堪称巨大的让利幅度又是非常必要的。其必要性首先从整体层面来看：依然处在全球疫情巨大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要确保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必须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要千方百计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再从各类政策工具配比情况来看：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总量型的货币金融政策要在这场“战疫”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必须牢记，那就是宽松货币政策要兼顾金融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陆家嘴论坛上也明确提出，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
　　此外，总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除了较难平衡其“量”以外，另一个比较难把握的点是其政策传导链条过长，过程中的干扰因素既多且复杂。因此，在既要稳住总量，又要快速见效的双重目标导向下，通过金融机构直接并且大幅让利于企业，成为当前形势下非常必要并且非常适合的配套性政策选项。
　　那么，如何才能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实现“合理”让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在短期内是非常明确的，即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
　　当然，任何重大政策举措要顺利落地，其方案设计除了要给出明确可操作路径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兼容问题。这个问题具体到金融系统让利于企，一个很容易引出的疑问就是，在金融企业已经基本完成商业化、公司化改造，甚至大批公开上市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的让利要求，如何才能与其微观盈利性需求统筹兼顾？
　　即使不考虑疫情这个短期冲击因素，中国的金融部门乃至经济体系也始终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结构性失衡，即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的利润挤占是长期存在的现象，金融部门与实体企业间的利润分配结果，是单方有利于前者进而远离最优水平的。
　　所以说，对金融系统的让利要求不是仅在疫情期间才出现的。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无非只是以极端方式，使长期未得到有效呼应的让利要求突然变得无可回避。因此，希望疫情这个外生变量，能够打破原本甚难摆脱的路径依赖与利益纠葛，以其巨大的倒逼压力迫使中国的金融改革进程全面提速，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中国的金融安排更趋均衡。如此，才能持之以恒地迫使或者激励金融系统让利于企，还利于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