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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以来就放缓了速度，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无论从什么样的周期理论来讲，都应该出现经济增长逐渐向好的趋势。然而，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复苏迹象仍不甚明显，而债务增加、要素（资金和人才）向外转移的情况也须密切关注。
以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问题。因此，我们与其等待市场出清的新周期的到来，还不如主动去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产能过剩”
在没有出清和成功去产能的情况下，复苏必然是艰难的。理由很多：第一，我们仍有4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农村剩余劳动未能真正出清以前，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如果存在“过剩产能”，那一定是政府干预（比如财政补贴或者预算软约束）的产物。老龄化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流量问题，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出清，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至今难以出清的根源在于存量，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国有企业制度造成的隐性失业（冗员与下岗）。
第二，我们也并未处在储蓄过剩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状态，因为今天中国事实上处在高负债状态，这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政策鼓励发展房地产业造成的。当人们动用杠杆去消费非生产性的房地产商品时，消耗的是储蓄，增加的是负债。所以，今天中国并没有凯恩斯意义上的储蓄漏出，只有居民储蓄的错配。
既然如此，想等来一次过剩产能出清的经济复苏，很难。
现在回过头再看旨在消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79年改革开放，把中国长期增长的曲线拉起来了，让中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可以用“飞起来”加以描述。那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内改革突破了供给约束；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从而导致中国市场力量的崛起与产能的巨大释放。
中国现在的“过剩产能”，很大程度上与 2004年的结构调整与2005年的汇改有关。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财政支持下生产了大量无法通过市场出清的商品；民间部门生产的大量商品则因受到名义汇率升值与实际汇率升值的双重冲击而无法通过外部市场得到出清。
面对这样的产能过剩，单纯的去库存与去产能是难以收到成效的，正确的供给改革应当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从源头上解决目前这种由于体制原因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同时还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度来增加总需求。
较高速增长很重要
当然，中国经济也并非处于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储蓄漏出；二是进口漏出。由此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会使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一旦经济处于这种状况，便可通过政府投资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实现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相一致的一般均衡。
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储蓄过多，而是因为负债太多；当然也不是因为进口过多，尽管在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双双升值的冲击下，贸易的增长率不断趋于下降，但是经常项仍然处在顺差状态，所以也不存在进口漏出的问题。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一直居高不下。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以来，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只有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
这样一种债务结构大致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因为拥有较为充裕的税源，不仅可以大规模进行投资，而且也不必大幅举债。第二，企业税后利润偏低，故而需要大规模外部融资来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负债率。
第三，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税权不相匹配，再加上政绩竞赛的压力，需要大量的投资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第四，从资金流向来看，居民家庭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居民动用杠杆参与了房产投资。
第五，商业银行推波助澜，通过“金融炼金术”向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信贷。根据万得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拥有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社会对银行的负债）已经超过了220万亿，而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已高达239万亿（2017年8月）。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再加上很多信貸资源被配置到不能带来收益的用途上，比如居民购买房产的信贷、以及政府的许多非公共品投资项目大都不能带来现金流，至多只是产生了一些账面上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全社会资产收益低于债务成本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增加货币供给来稀释全社会的债务成本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来阻止因为储蓄下降、债务负担增加而引起的投资下降与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难题。但是，当大量新增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只会带来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不是杠杆率的下降。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无论是当下的“产能过剩”还是资源错配，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经济的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周期问题。不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当下的“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问题，我们可能等不到一次基于“过剩产能出清”的新周期。
但是，假如经济增长不能被重新拉起，我们就有可能面临资产收益不足以偿还债务成本的“债务危机”。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将难以实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维持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国民负债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个较高速率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可观的经济增长，我们就有可能被沉重的债务负担拖向长期衰退之路。日本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悲剧性的案例。
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恢复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呢？采用政府主导的、具有凯恩斯主义性质的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存量债务已经过大，即使中央政府的财力也是有限的。中央政府的财力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税收，中央政府要增加投资就要增加税收，税收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税后利润下降和投资衰竭，其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个替代效应，因而对于增加全社会的总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第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投资效率相对较低，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无法覆盖债务与税收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国家投资总额从8万多亿增加到10万多亿，但是投资产生的利润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几年中国家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较低。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过小，从而对国民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导致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过小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
截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只能依靠政府的PPP项目才能获得投资机会。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对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只具有边际意义。面对这样的状况，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市场力量才能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释放市场力量吗？正因为市场力量得到释放，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从而才有之后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今天这般巨大的经济总量。
如何创造一个新周期？
创造经济增长新周期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那就是要给出市场力量发展的足够巨大的空间。为此，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也就是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来加以展开。
首先，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坚持。要在去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来激励市场的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具体的做法其实也不难：第一，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牢固确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
第二，从存量角度来讲，就是要普遍降低企业的税赋，提高企业的税后所得和资产价值，从而对投资加以激励。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赋是由“表内”和“表外”两部分组成的，表内是基于税法规定的税收，表外则是由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收取的各种各样的“费”和 “租”（利用权力寻租得到的租金）。
中國表内的税收确实不算高，但是表外的税赋并不低，表内减税的空间确实有限，但是表外减赋的空间却是非常之大的，为此就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加以改革（控制政府的支出）、对税制加以规范（控制表外）、并尽可能提高透明度（有利于监督）。
第三，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为创新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创新不是一种对市场变化的简单适应，创新也不是旧创意的改头换面，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一个缺乏大规模本土创新的国家不仅无法实现现代经济的成就，甚至都无法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按照诺奖得主艾德蒙德·菲尔普斯的分析，创新主要源于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家的发明当然也重要，但它们大都属于外生性的因素，没有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发明和技术专利都可能只停留在纸上。
要想激发企业家的内生性创新，至少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给予民间部门以高度的信任，解决当下中国民间部门过于颓废的问题；给予企业创新以更多的自由和支持（自由准入与放松产业管制最为重要）；对创新者的高额收入不能采用社团主义的公平观点予以过多的限制，创新者的高额收入其实就像体育竞技中的金牌奖励一样，根本就不属于收入分配不公或者差距过大的范畴。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了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在今天中国存量投资增长日渐下行的情况下，激励流量创新已刻不容缓，且要避免走错方向，即过于注重信息技术的创新，而不是与开发新产品有关的创新。
从需求角度来讲，扩大对外开放度是创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开放度指的是贸易占GDP的比重。就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40%以上而言，我们实际上并未走出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产能一旦释放，是必须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贸易而成为高收入国家的。
相反，消费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过度消费不是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就是负债的增加。日本战后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自日本用对外投资替代贸易以来，经济增长便滑入长期停滞的通道。
2013年欧债危机发生前，南欧诸国大都为贸易逆差国家，而2013年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高的贸易逆差造成的，欧债危机发生后，南欧国家进行了结构改革，虽然不算彻底，但是从2014年起，整个欧元区国家便由贸易逆差变成了贸易顺差，从而出现了欧元区国家少有的同步增长。由此足见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库2014年的统计，自2006年以来，在世界六个主要国家（中国、巴西、印度、美国、德国、日本）中，唯有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不断下行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之紧密不容置疑。
基于以上事实，要想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度（对外贸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通过价格调整，也就是让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贬值来增加出口，已经没有可能。借鉴国际经验，降低贸易企业的税赋，借助自贸区改革，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提高对外开放度的有效方法。
以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问题。因此，我们与其等待市场出清的新周期的到来，还不如主动去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产能过剩”
在没有出清和成功去产能的情况下，复苏必然是艰难的。理由很多：第一，我们仍有4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农村剩余劳动未能真正出清以前，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如果存在“过剩产能”，那一定是政府干预（比如财政补贴或者预算软约束）的产物。老龄化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流量问题，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出清，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至今难以出清的根源在于存量，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国有企业制度造成的隐性失业（冗员与下岗）。
第二，我们也并未处在储蓄过剩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状态，因为今天中国事实上处在高负债状态，这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政策鼓励发展房地产业造成的。当人们动用杠杆去消费非生产性的房地产商品时，消耗的是储蓄，增加的是负债。所以，今天中国并没有凯恩斯意义上的储蓄漏出，只有居民储蓄的错配。
既然如此，想等来一次过剩产能出清的经济复苏，很难。
现在回过头再看旨在消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79年改革开放，把中国长期增长的曲线拉起来了，让中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可以用“飞起来”加以描述。那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内改革突破了供给约束；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从而导致中国市场力量的崛起与产能的巨大释放。
中国现在的“过剩产能”，很大程度上与 2004年的结构调整与2005年的汇改有关。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财政支持下生产了大量无法通过市场出清的商品；民间部门生产的大量商品则因受到名义汇率升值与实际汇率升值的双重冲击而无法通过外部市场得到出清。
面对这样的产能过剩，单纯的去库存与去产能是难以收到成效的，正确的供给改革应当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从源头上解决目前这种由于体制原因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同时还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度来增加总需求。
较高速增长很重要
当然，中国经济也并非处于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储蓄漏出；二是进口漏出。由此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会使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一旦经济处于这种状况，便可通过政府投资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实现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相一致的一般均衡。
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储蓄过多，而是因为负债太多；当然也不是因为进口过多，尽管在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双双升值的冲击下，贸易的增长率不断趋于下降，但是经常项仍然处在顺差状态，所以也不存在进口漏出的问题。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一直居高不下。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以来，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只有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
这样一种债务结构大致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因为拥有较为充裕的税源，不仅可以大规模进行投资，而且也不必大幅举债。第二，企业税后利润偏低，故而需要大规模外部融资来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负债率。
第三，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税权不相匹配，再加上政绩竞赛的压力，需要大量的投资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第四，从资金流向来看，居民家庭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居民动用杠杆参与了房产投资。
第五，商业银行推波助澜，通过“金融炼金术”向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信贷。根据万得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拥有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社会对银行的负债）已经超过了220万亿，而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已高达239万亿（2017年8月）。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再加上很多信貸资源被配置到不能带来收益的用途上，比如居民购买房产的信贷、以及政府的许多非公共品投资项目大都不能带来现金流，至多只是产生了一些账面上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全社会资产收益低于债务成本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增加货币供给来稀释全社会的债务成本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来阻止因为储蓄下降、债务负担增加而引起的投资下降与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难题。但是，当大量新增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只会带来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不是杠杆率的下降。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无论是当下的“产能过剩”还是资源错配，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经济的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周期问题。不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当下的“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问题，我们可能等不到一次基于“过剩产能出清”的新周期。
但是，假如经济增长不能被重新拉起，我们就有可能面临资产收益不足以偿还债务成本的“债务危机”。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将难以实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维持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国民负债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个较高速率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可观的经济增长，我们就有可能被沉重的债务负担拖向长期衰退之路。日本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悲剧性的案例。
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恢复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呢？采用政府主导的、具有凯恩斯主义性质的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存量债务已经过大，即使中央政府的财力也是有限的。中央政府的财力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税收，中央政府要增加投资就要增加税收，税收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税后利润下降和投资衰竭，其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个替代效应，因而对于增加全社会的总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第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投资效率相对较低，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无法覆盖债务与税收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国家投资总额从8万多亿增加到10万多亿，但是投资产生的利润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几年中国家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较低。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过小，从而对国民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导致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过小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
截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只能依靠政府的PPP项目才能获得投资机会。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对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只具有边际意义。面对这样的状况，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市场力量才能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释放市场力量吗？正因为市场力量得到释放，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从而才有之后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今天这般巨大的经济总量。
如何创造一个新周期？
创造经济增长新周期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那就是要给出市场力量发展的足够巨大的空间。为此，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也就是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来加以展开。
首先，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坚持。要在去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来激励市场的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具体的做法其实也不难：第一，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牢固确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
第二，从存量角度来讲，就是要普遍降低企业的税赋，提高企业的税后所得和资产价值，从而对投资加以激励。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赋是由“表内”和“表外”两部分组成的，表内是基于税法规定的税收，表外则是由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收取的各种各样的“费”和 “租”（利用权力寻租得到的租金）。
中國表内的税收确实不算高，但是表外的税赋并不低，表内减税的空间确实有限，但是表外减赋的空间却是非常之大的，为此就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加以改革（控制政府的支出）、对税制加以规范（控制表外）、并尽可能提高透明度（有利于监督）。
第三，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为创新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创新不是一种对市场变化的简单适应，创新也不是旧创意的改头换面，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一个缺乏大规模本土创新的国家不仅无法实现现代经济的成就，甚至都无法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按照诺奖得主艾德蒙德·菲尔普斯的分析，创新主要源于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家的发明当然也重要，但它们大都属于外生性的因素，没有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发明和技术专利都可能只停留在纸上。
要想激发企业家的内生性创新，至少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给予民间部门以高度的信任，解决当下中国民间部门过于颓废的问题；给予企业创新以更多的自由和支持（自由准入与放松产业管制最为重要）；对创新者的高额收入不能采用社团主义的公平观点予以过多的限制，创新者的高额收入其实就像体育竞技中的金牌奖励一样，根本就不属于收入分配不公或者差距过大的范畴。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了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在今天中国存量投资增长日渐下行的情况下，激励流量创新已刻不容缓，且要避免走错方向，即过于注重信息技术的创新，而不是与开发新产品有关的创新。
从需求角度来讲，扩大对外开放度是创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开放度指的是贸易占GDP的比重。就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40%以上而言，我们实际上并未走出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产能一旦释放，是必须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贸易而成为高收入国家的。
相反，消费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过度消费不是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就是负债的增加。日本战后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自日本用对外投资替代贸易以来，经济增长便滑入长期停滞的通道。
2013年欧债危机发生前，南欧诸国大都为贸易逆差国家，而2013年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高的贸易逆差造成的，欧债危机发生后，南欧国家进行了结构改革，虽然不算彻底，但是从2014年起，整个欧元区国家便由贸易逆差变成了贸易顺差，从而出现了欧元区国家少有的同步增长。由此足见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库2014年的统计，自2006年以来，在世界六个主要国家（中国、巴西、印度、美国、德国、日本）中，唯有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不断下行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之紧密不容置疑。
基于以上事实，要想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度（对外贸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通过价格调整，也就是让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贬值来增加出口，已经没有可能。借鉴国际经验，降低贸易企业的税赋，借助自贸区改革，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提高对外开放度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