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进入冬天，我回老家看望姐姐和二嫂，在寒冷的冬天，我乘公交车由孝感直达应城市陈河镇，步行几里到陈家庙湾老家。姐姐和二嫂见我回来，异常高兴，村里老人们以十分羡慕的口吻对我姐姐和二嫂说：你们真好呀!有个好弟弟，他以又回来实施“扶贫工程”，他帮助了你们几十年，真不简单。今年是百年一遇的大雪，天气严寒，姐姐最困难，我安排女儿再次送钱物给她。
　　此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是供给制，对家中无力照顾，到了1952年实行薪金制，当时他们尚未分家，我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全部寄给母亲，以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感谢哥哥、姐姐、嫂嫂过去对我的帮助。1955年和1956年组织上送我到上海学习，妻子除了给我生活费以外，把下余的钱送给我的母亲，直到1957年以后，我相继有了三个孩子，负担重了，但是也未忘记他们，即使我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分子”，撤职下放农村劳动三年，我的妻子代我行孝道和帮助哥哥姐姐嫂嫂，也未中断。到了上世纪70年末我的孩子相继参加工作，我的负担逐步减轻，就加大对老家的支援力度。80年代我的母亲、大哥、大嫂和二哥相继去世，我就把援助的重点放在姐姐和二嫂的身上．．
　　长期以来，我对家中的援助主要是钱、衣服、鞋、票证等。他们的人口多，孩子们长大了，老房子住不下，计划撤掉老房子，各自做新屋，哥哥们进城征求我妻子的意见，要把我们算一股，参加分配老房子。妻子说我们不要一片瓦一根木，你们做新屋都有困难，我们尽力支援你们。于是，她将全部积蓄1200元支持他们，每家400元，还帮助他们买砖瓦、买木料，这在上世纪70年初是了不起的事。除了每年定额支援外，他们有特殊困难找上门来，也给予支持，可说有求必应。1952年我由应城县来到孝感地区学习，母亲步行由老家来孝感对我说：二哥无钱结婚，二嫂不能接进门，我立即把手上的钱全部给了母亲，这样，二哥才成了家。
　　老友们常问我，为何半个多世纪支援老家?我说：我的经济条件比哥哥姐姐好，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他们没有；孩子们都在家务农，而且混得不大好，我的哥哥、姐姐、嫂嫂年高体弱，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较为困难；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哪还谈得上爱人民、爱祖国呢?我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把节约下来的钱支援他们。
　　更重要的是，我的母亲、两个哥哥、姐姐和大嫂，对我情深义重。父亲牺牲后，母亲夜以继日地劳动，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艰难度日。穷人孩子早当家，当时我只有一岁，姐姐和大哥也只有七八岁，就参加农业劳动，大哥二哥长到十几岁就跟人家做长工，哥哥和姐姐都未上过学，母亲和他们却把我送到学校读了几年书，这在今天新社会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旧社会，我们全家不得温饱的情况下，还让我去读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况且冬季雪雨天，哥哥们就背我上学。
　　1948年秋，母亲送我参加工作，把我引上革命之路。后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由穷苦人家的孩子成为国家干部，曾担任县、区党委主要领导职务，我有今天，除了党的教育培养外，是与母亲的抚养和哥哥姐姐们的呵护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虽然我已是年逾古稀离休多年的老人，但是时至今天，他们对我的恩情牢记心中，永远不敢忘怀。现在健在的只有姐姐和二嫂，只要我不在她们的前面离世，一定把这个“扶贫工程”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