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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2009年6月开始的重工业化再度加速主要靠内需拉动，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与2009年前靠国际产业转移拉动截然不同，这意味着，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后，有望成为“世界市场”。中国重工业化的过程，与美国、德国和日本当年的模式有很大区别，从三个指标看，这一进程至少还要持续15年或更长时间。
内需成为
重工业化再度加速的主因
从2009年6月开始，中国的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到11月已经达到22.2%，超过轻工业9.6个百分点（图1）。重工业的快速回升，似乎凸现出结构性问题。中国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多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最大的国家之一，耗水量、污水排放量、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等均居世界第一。因此，在全球低碳经济呼声强烈的背景下，中国又面临能源、原材料瓶颈和就业压力等问题，政府很希望通过节能减排和发展第三产业来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而重工业从1999年开始加速发展，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市场需求引发的，并非计划经济的结果。
回顾不远的历史，1949-1978年，虽然政府全力推进重工业化，并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却没有取得成功，期间开展的大跃进和三线重工业建设，都因不符合市场化原理而告失败；1978年虽已开始改革开放，但城乡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制造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故而轻工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快于重工业；直到1999年，新一轮以城镇化、消费升级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上升周期出现，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
城镇化带动了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需求。而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家电和电脑的消费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贸易活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的背景下，大量外资投向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中，机电产品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品种，船舶、港口机械、集装箱等与贸易相关的制造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
1999-2007年是中国重工业化不断加速推进的阶段，期间虽然也经历了2003年的宏观调控，使得增速有所回落，但由于外部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重工业的高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发生。
2009年6月开始的重工业化再度加速，从需求的角度看还是由投资和消费拉动的，投资主要是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加速，消费主要是汽车、家电和电脑等消费，仅此三项的消费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从而拉动了钢铁、水泥、石化、电力、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和汽车等重工业企业的高增长。因此，与以往的重工业化不同之处在于，本次重工业高增长是在外贸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并主要靠内需拉动的，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
重工业化是
难以跨越的现代化进程
不少学者从资源短缺而就业压力大的角度，主张中国应跨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并通过发展科技来实现现代化。而政府部门提得最多的就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虽然这些主张和政策都合乎发展逻辑，但却难以奏效，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在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比如作为后发展国家，企业仿造的成本要远低于发明创新的成本，而为了满足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中国消费者，价廉质差的产品要比价贵质优的产品更受欢迎，比如，中国汽车在2009年的销量成为世界第一值得庆贺，但中国出售汽车的平均税后单价是13万元左右，而美国平均售价则接近3万美元，美国3万美元的汽车如果在中国销售，估计价格要在30-35万元左右。在国内，“山寨版”的产品远比正规产品好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低。这就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的“九五规划”中就提出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如今“十一五规划”已近尾声却还在提及的原因。
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其他要素成本，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只能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工业深化—即重工业化过程，因为制造业是一条完整且绵长的产业链，中间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影响到成本，而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能够发挥的最大优势也只有成本。比如广东是中国的出口第一大省，它出口的即便是轻工业产品，也需要由重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来制造，如果这些机械设备都靠进口，则出口企业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从而丧失出口优势。而外贸所需的船舶和集装箱，都属于重工业产品，也构成了贸易成本，若进口这类运输工具又将提高出口成本。由于国内生产的成本非常低，于是广东的集装箱和造船业发展就非常迅猛，而且集装箱产量世界第一。此外，沿海地区重工业化的一种普遍模式是由地方政府和跨国公司合作，兴建大型重工企业（如广州市政府控股的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与日本本田的合作、惠州中海油与壳牌的合作）。
重工业化过程难以跨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因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城市化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我们资源匮乏，却不能指望让澳大利亚替我们生产钢铁，虽然从要素禀赋理论看，澳大利亚拥有最丰富的铁矿资源，应该大炼钢铁，但中国买不起城市化所需的钢铁，于是，澳大利亚发展的就是占全球收入第一的旅游业，而中国则成为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钢铁大国。假如中国足够富裕而澳大利亚人口众多且非常贫困，那么，世界的钢铁大国将是后者。
重工业化难以跨越的第三大原因是体制或制度。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走的是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我们计划经济的框架依然存在。比如，我们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衡量和考核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工农业总产值到现在的GDP，都是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首要指标，而发展重工业和投资基础设施，是提高GDP最快捷有效的途径。这就是为何中国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超前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弊端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GDP增长，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而好处也是有的，如有利于拉动今后的内需，正如中国过去不实行计划生育在导致贫困的同时，又使中国具有了丰富的劳动力优势。
中国的重工业化
还将持续多长时间
中国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与美国相差不远，2010年则肯定超过美国，真正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像中国这样通过仿制和简单加工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历史上还绝无仅有。中国工业化或重工业化的过程，与美国、德国和日本当年的模式有很大区别。一是几乎没有科技发明或技术管理创新，一般加工和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非常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缓慢，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非常低。所谓的一批“高新企业”，也只是在高新领域从事低加工生产的普通制造类企业。而美国有打印机、电话、电灯的发明和泰勒的“科学管理”、福特汽车的生产流水线等；日本则在产品创新、节能和管理等方面领先于全球。二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跨国公司在推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是在东北这样的老工业基地，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国有企业存量也在发挥相应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重工业化到底将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妨从三次产业占比的国别比较来寻找答案。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的时间看，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应的最高占比分别为39%、53%和46%，这标志着工业化的粗放发展阶段基本结束，进入一个产业升级时代，而其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在提升中。但美国、德国和日本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和主体的后工业化，大约是进入80年代之后。而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在过去30年中既没有明显上升，也没有明显下滑，最高在48%，最低也没有低过40%，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即从1979年的21%上升到目前的42%，足足翻了一番（图2）。而日本第三产业占比从40%提高到60%，足足用了45年时间（图3）。
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制造业占比的徘徊或下降，看成是中国重工业化进程结束的标志。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服务业的占比起点过低，只有21%，而美国在20世纪初就达到60%，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达到40%，故今后中国服务业占比会随着重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上升，而制造业则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其占比未必上升；第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过低还有统计上遗漏的因素，因为不少服务业没有纳入到统计中去，随着统计制度和方法的不断完善，遗漏统计部分会逐步减少，服务业的占比还将提高，从而造成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假象；第三，中国的城市化率同样较低，未来还将呈现较快的上升速度，这又为重工业化加速发展提供了大量需求。
根据这些分析，并综合对所有发达国家重工业化完成后的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产业占比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结合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特点，笔者认为，要预判中国重工业化完成的时间，或许可以参照三个指标，或同时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制造业占比出现向下拐点后10年；第二，服务业占比超过50%；第三，城市化率超过60%，且上升的斜率发生变化，走势趋缓。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占比还没有出现向下的拐点，即便出现，我们还得辨别是否有如前所述的统计修正因素。而服务业占比要从目前的41%上升到50%以上，也许时间不会太长，但单靠服务业的提升还是难以助推重工业化的完成进程。以美国为例，上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60年代后便进入了被称之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时代，但直到80年代才结束重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目前还没有全面到达“改善生活质量”的时代，大部分人虽然衣食无忧，但“住行”仍难，都想低成本来满足住行需求。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企业大多乐于仿造而不愿去“创造”，仿造的成本大大低于“创造”，但收益却不低于“创造”。
最后，从城市化率的条件看，按照过去30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来推算，若要达到60%的城市化率，大概还需要15年时间。因此，要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至少还要持续15年时间，或许还会更长。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快于现代化进程，而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要大大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中国工业化进程之所以如此之快，2009年之前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为了满足外需，而2009年之后，则更多地为了满足内需。这就意味着，在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及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要，即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后，有望成为“世界市场”。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补充,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内需成为
重工业化再度加速的主因
从2009年6月开始，中国的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到11月已经达到22.2%，超过轻工业9.6个百分点（图1）。重工业的快速回升，似乎凸现出结构性问题。中国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多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最大的国家之一，耗水量、污水排放量、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等均居世界第一。因此，在全球低碳经济呼声强烈的背景下，中国又面临能源、原材料瓶颈和就业压力等问题，政府很希望通过节能减排和发展第三产业来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而重工业从1999年开始加速发展，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市场需求引发的，并非计划经济的结果。
回顾不远的历史，1949-1978年，虽然政府全力推进重工业化，并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却没有取得成功，期间开展的大跃进和三线重工业建设，都因不符合市场化原理而告失败；1978年虽已开始改革开放，但城乡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制造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故而轻工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快于重工业；直到1999年，新一轮以城镇化、消费升级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上升周期出现，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
城镇化带动了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需求。而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家电和电脑的消费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贸易活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的背景下，大量外资投向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中，机电产品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品种，船舶、港口机械、集装箱等与贸易相关的制造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
1999-2007年是中国重工业化不断加速推进的阶段，期间虽然也经历了2003年的宏观调控，使得增速有所回落，但由于外部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重工业的高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发生。
2009年6月开始的重工业化再度加速，从需求的角度看还是由投资和消费拉动的，投资主要是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加速，消费主要是汽车、家电和电脑等消费，仅此三项的消费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从而拉动了钢铁、水泥、石化、电力、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和汽车等重工业企业的高增长。因此，与以往的重工业化不同之处在于，本次重工业高增长是在外贸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并主要靠内需拉动的，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
重工业化是
难以跨越的现代化进程
不少学者从资源短缺而就业压力大的角度，主张中国应跨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并通过发展科技来实现现代化。而政府部门提得最多的就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虽然这些主张和政策都合乎发展逻辑，但却难以奏效，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在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比如作为后发展国家，企业仿造的成本要远低于发明创新的成本，而为了满足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中国消费者，价廉质差的产品要比价贵质优的产品更受欢迎，比如，中国汽车在2009年的销量成为世界第一值得庆贺，但中国出售汽车的平均税后单价是13万元左右，而美国平均售价则接近3万美元，美国3万美元的汽车如果在中国销售，估计价格要在30-35万元左右。在国内，“山寨版”的产品远比正规产品好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低。这就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的“九五规划”中就提出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如今“十一五规划”已近尾声却还在提及的原因。
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其他要素成本，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只能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工业深化—即重工业化过程，因为制造业是一条完整且绵长的产业链，中间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影响到成本，而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能够发挥的最大优势也只有成本。比如广东是中国的出口第一大省，它出口的即便是轻工业产品，也需要由重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来制造，如果这些机械设备都靠进口，则出口企业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从而丧失出口优势。而外贸所需的船舶和集装箱，都属于重工业产品，也构成了贸易成本，若进口这类运输工具又将提高出口成本。由于国内生产的成本非常低，于是广东的集装箱和造船业发展就非常迅猛，而且集装箱产量世界第一。此外，沿海地区重工业化的一种普遍模式是由地方政府和跨国公司合作，兴建大型重工企业（如广州市政府控股的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与日本本田的合作、惠州中海油与壳牌的合作）。
重工业化过程难以跨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因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城市化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我们资源匮乏，却不能指望让澳大利亚替我们生产钢铁，虽然从要素禀赋理论看，澳大利亚拥有最丰富的铁矿资源，应该大炼钢铁，但中国买不起城市化所需的钢铁，于是，澳大利亚发展的就是占全球收入第一的旅游业，而中国则成为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钢铁大国。假如中国足够富裕而澳大利亚人口众多且非常贫困，那么，世界的钢铁大国将是后者。
重工业化难以跨越的第三大原因是体制或制度。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走的是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我们计划经济的框架依然存在。比如，我们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衡量和考核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工农业总产值到现在的GDP，都是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首要指标，而发展重工业和投资基础设施，是提高GDP最快捷有效的途径。这就是为何中国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超前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弊端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GDP增长，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而好处也是有的，如有利于拉动今后的内需，正如中国过去不实行计划生育在导致贫困的同时，又使中国具有了丰富的劳动力优势。
中国的重工业化
还将持续多长时间
中国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与美国相差不远，2010年则肯定超过美国，真正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像中国这样通过仿制和简单加工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历史上还绝无仅有。中国工业化或重工业化的过程，与美国、德国和日本当年的模式有很大区别。一是几乎没有科技发明或技术管理创新，一般加工和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非常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缓慢，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非常低。所谓的一批“高新企业”，也只是在高新领域从事低加工生产的普通制造类企业。而美国有打印机、电话、电灯的发明和泰勒的“科学管理”、福特汽车的生产流水线等；日本则在产品创新、节能和管理等方面领先于全球。二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跨国公司在推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是在东北这样的老工业基地，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国有企业存量也在发挥相应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重工业化到底将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妨从三次产业占比的国别比较来寻找答案。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的时间看，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应的最高占比分别为39%、53%和46%，这标志着工业化的粗放发展阶段基本结束，进入一个产业升级时代，而其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在提升中。但美国、德国和日本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和主体的后工业化，大约是进入80年代之后。而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在过去30年中既没有明显上升，也没有明显下滑，最高在48%，最低也没有低过40%，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即从1979年的21%上升到目前的42%，足足翻了一番（图2）。而日本第三产业占比从40%提高到60%，足足用了45年时间（图3）。
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制造业占比的徘徊或下降，看成是中国重工业化进程结束的标志。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服务业的占比起点过低，只有21%，而美国在20世纪初就达到60%，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达到40%，故今后中国服务业占比会随着重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上升，而制造业则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其占比未必上升；第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过低还有统计上遗漏的因素，因为不少服务业没有纳入到统计中去，随着统计制度和方法的不断完善，遗漏统计部分会逐步减少，服务业的占比还将提高，从而造成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假象；第三，中国的城市化率同样较低，未来还将呈现较快的上升速度，这又为重工业化加速发展提供了大量需求。
根据这些分析，并综合对所有发达国家重工业化完成后的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产业占比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结合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特点，笔者认为，要预判中国重工业化完成的时间，或许可以参照三个指标，或同时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制造业占比出现向下拐点后10年；第二，服务业占比超过50%；第三，城市化率超过60%，且上升的斜率发生变化，走势趋缓。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占比还没有出现向下的拐点，即便出现，我们还得辨别是否有如前所述的统计修正因素。而服务业占比要从目前的41%上升到50%以上，也许时间不会太长，但单靠服务业的提升还是难以助推重工业化的完成进程。以美国为例，上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60年代后便进入了被称之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时代，但直到80年代才结束重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目前还没有全面到达“改善生活质量”的时代，大部分人虽然衣食无忧，但“住行”仍难，都想低成本来满足住行需求。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企业大多乐于仿造而不愿去“创造”，仿造的成本大大低于“创造”，但收益却不低于“创造”。
最后，从城市化率的条件看，按照过去30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来推算，若要达到60%的城市化率，大概还需要15年时间。因此，要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至少还要持续15年时间，或许还会更长。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快于现代化进程，而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要大大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中国工业化进程之所以如此之快，2009年之前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为了满足外需，而2009年之后，则更多地为了满足内需。这就意味着，在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及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要，即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后，有望成为“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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