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渴的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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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
  
  45年前,希区柯克(悬疑片大师)对特吕弗(法国“新浪潮”主将)说,电影的功能主要是让观众激动,激动来自影片讲故事的方式,和一组组镜头排列的方式。
  “因此我有成为一个乐队指挥的感觉,一声喇叭与一个特写镜头相应,一个远镜头等于暗示乐队轻轻地演奏。面对优美景色,我运用色彩和光线,像一个画家那样……总之,银幕应该充满激情。”
  写《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剧本时,姜文28岁。他无法摆脱一支“文革”时期的歌曲,骑着自行车也哼,然后闻到6岁时老家唐山马路上的柏油味、乙炔味。他想着那声音,那气味,便能写出许多。后来,他告诉别人:“这电影非得到我能闻到味儿了,我才能拍,才能有自信比谁都拍得好,因为别人闻不着,我能。”
  写《鬼子来了》(以下简称《鬼子》)的时候,他把军乐放得特别大声,大到别人都受不了。在巨大乐声里,他听清了每个细节,仿佛穿过一条隧道,看清楚人物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说什么话。
  今天,姜文拿出他的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简称《太阳》),他说他全看见了:一双脚,一片白沙地;拖拉机从雾里开来;骆驼驼着女人慢慢走进一片橘黄,然后全部橘黄……如果不把看到的还原,他很难受。
  
  他有了个新词:来劲的电影。他带领总计200多人的一队人马,奔了4个外景地,全在海拔4000米以上,历时两年多(在此期间,姜文的不亦乐乎公司也成为投资方),从70多万尺胶片中选出1/8,色彩绚烂,曝光过度,一如既往地煽情。而关于他调动飞禽、铁甲船,挪移房屋、鹅卵石、红土以及油漆火车的消息,也流传开来。
  这是他被禁6年之后的重新升起。期间,他主演了5部电影——《寻枪》、《天地英雄》、《绿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明显带有作客的意味,用他的话说:“上别人家参加了一个大party。”
  《太阳》才是他的孩子,他攒了6年的激情、想法、手法轰隆隆来了。编剧说他糟践东西,把8个故事的料搁一部电影里了;朋友看完发短信给他,说太瓷实了,仿佛一块大肌肉。穿着汗衫大裤衩,光着脚板,盘腿坐在住地的椅子上,姜文笑自己:“是太热情了,上菜太多。阿城看《鬼子》时就跟我说,您这顿饭,从头到尾全是羊肉羊腿,给碗粥喝成吗?”饥渴的姜文。
  “总共仨电影,上一次在上海参加《阳光》首映,是12年前的事了。”
  他说他完全可以花四成力气拍一个毫无争议的、圆满的电影,但那不来劲,他宁愿冒险。他不掩饰,不谦虚,不低调,出征威尼斯前摆下宴席,还有传说中的获奖感言。但他自己没置行头,亮相时的礼服是几年前的。
  姜文回到北京。姜文出现在上海、广州的首映式上。这是第二轮裁判,评委是中国观众,指针是票房。
  
  他的电影特别easy
  
  “如果字典里收了性情中人这个词,把姜文搁解释里就对了。”9月9日傍晚,洪晃刚出北京机场,把车停在路边,通过手机热切地为这位“其实不太熟”的朋友说几句:“我们上次见面其实是一年半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电影、他这个人。”
  “他的电影特别easy(容易)。他不是那种为了‘满足我自己’拍电影的,他从心里想让你看,他整天在那儿琢磨。不是琢磨市场,是琢磨怎么让观众爱看、容易看。煽情,逗你哭逗你笑,往你心里、灵魂里走,他真是在跟观众调情。”洪晃说。
  提到陈凯歌的《刺秦》和那句让观众笑出声来的“天下”,洪晃心直口快:“人文有许多种,姜文也讲人的spirit(精神),但热爱的不是主义、观念,他抗拒学究化和概念化,他用自己的方式。我也喜欢贾樟柯,但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你能感觉到这片子后面导演在发冷、发狠,但姜文是热气腾腾的,他把自己整个儿扔里头了。”在洪晃看来,中国需要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也需要姜文,他填了一块空白,他是独特、鲜明的。
  姜文为什么看《毛选》,为什么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着迷?他曾经对着一位能接上茬的记者演示过一段:
  (想了一会儿)一个大概是什么农会的工作人员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还有没逃了的小地主对农会的人说:“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嘻!谁要你的臭钱!”农会的人这样回答。(姜文学农民缩缩脖子,团着两只胳膊,眼睛眨来眨去,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你看这个,整篇文字立马儿就鲜活了,让人看着不累,故事性极强,煽动性也极强。再看看现在不少东西,看起来复杂,其实就那么回事……我想,主席要是搁现在,肯定也是个好导演,能把这么一个调查报告似的东西弄成这样,真服了。
  他在《毛选》里学导演,学习如何“深入浅出、看着不累”。
  女儿一朗是另一个源泉。三四岁的时候,一朗说:“我心里有雪。”她就是想到了一片雪地,白白的。再大些,她画画,都是些最直截的表达。姜文将它们挂在工作室里,他觉得女儿的表达方式,好。
  当一部分先看过的人在争论“看得懂、看不懂”的时候,姜一朗已经看了6遍。姜文问她:“你看得懂吗?这火车是什么意思,骆驼、羊又是什么意思?”女儿答“火车就是火车。”
  9月12-13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姜文的手机没消停过,争论的、叫好的、求证的,都汇拢到他这里。总体来看,男人们在推敲逻辑、语汇、落点,没看懂;女人们全看懂了,她们笑了,她们又哭了。
  
  以前他表现人的力量,现在他表现人力所不能及
  
  剧作家过士行1994年第一次见到姜文是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那是《阳光》剧组的点。姜文拿剧本给过士行看,说他想拍电影。两年间,他们策划过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复仇,一个关于知青,都没弄成。
  96或97年间,姜文拿着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找过士行,想改成剧本。过士行说,战争题材不是我强项,没接。之后,姜文拿了《有话好好说》的本子来,是述平写的。过士行说,写得不错。非典期间,姜文曾经拉老过去救场,是一个电视剧,边改边拍,最后也没成,剧组撤了。
  2005年5月4日,过士行到姜文工作室听他讲《太阳》的故事,姜用的是画面思维的方式。
  东北人王述平跟姜文也认识10多年了,第一次合作是《有话好好说》。2004年几个人第一拨聊《太阳》的时候,录音 整理出来有10万字。后来,他写成一个带插图的《太阳》剧本。过士行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页插图是鲜花铺满铁轨,初生婴儿躺在花里,后来,它成了电影结尾的画面。也就是说,剧本已非常到位了。但姜文说:务必重弄。于是,过士行改了一些戏,主要是人物的感觉和台词。
  现在,电影出来了。过士行看了,说震撼。他觉得姜文在进步。
  “《阳光》是自传性的关于青春的回忆,没什么新手法,但拍得有激情,不俗。《鬼子》开始关照人性了,是国内战争片里站得比较高的。《太阳》是一个创造性的梦,走得更远。他对人的了解、对生活的理解在加深。以前他表现人的力量,现在,他表现人力所不能及的、冥冥之中的力量,不是纯宿命的、但又异常强大的那股力量。”
  小范围试映后有个段子:没看懂的人问周韵,片子要说啥?周韵说: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回头问姜文,姜说,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
  述平在电话中讲解了这“人力所不能及的偶然及必然”:前三个故事,主人公都碰到问题,疯妈丢了双鞋,黄秋生有摸人屁股嫌疑,房祖名跟有夫之妇偷情,都危及性命,但问题解决的那一刻,他们却死了:疯妈病好了,却跳河了;黄秋生洗清了,却上吊了;房祖名已得到姜文谅解,也找到了天鹅绒,却因为一句“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挨了姜文的枪子儿。也就是说,最初那些问题都不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的。”述平说,《太阳》滋味比较多,它在曲折含蓄中藏着勾连的快乐,耐琢磨。
  在述平看来,姜文在他3部片子里透露的视角是个递进关系:《阳光》时,人在下面;《鬼子》是平行;到《太阳》,人在高处俯瞰。“我认识他时他30多,现在40多了,他的人缓和了不少,慢慢成熟稳健起来,看人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也不一样了。”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说:“这部电影有非常多解密的快感,一旦找到关键,就觉得非常清晰和令人震惊。”
  13日晚,上海影城的经理拉着姜文的手说“这片子我真的喜欢,看一遍没懂,看了两遍,懂了。大卖,大卖。”姜文问,你今年多大?“36。”再碰上说喜欢的人,他还会问,你多大?
  14日凌晨,看完《太阳》的焦晃与夫人和几个朋友从电影院出来,来到姜文下榻的宾馆,像《阳光》首映之后一样,相约聊聊观后感。焦晃说:“这部片子呈现了非凡的想像力。这是一部讲人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盲动、失态、紊乱的电影,我说得对不对?”姜文说,“对,我就要讲人的失态。3年前我们就聊到人的失态。”焦晃又说,“但是这个环境你得有所交待,否则外国评委怎么看得懂?”上海社科院退休教授杨伟民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它在浓缩地、不着痕迹地讲述我们这个社会那些年的无序、失范和人的失态。”当他动用“中国的大师片”这样重量级的词汇时,姜文眨眨眼睛,略带羞涩。
  这几天,关于戏中房祖名的爸爸是谁、黄秋生上吊后那大床单底下什么内容、姜文到底有没有开枪打死房,不断有人在争,在干架,发短信向他求证。姜文看着人们解码,张口想说“我没安密码”,想想不说,一边偷着乐去了。
  
  他跟自己较劲,百分之二百投入
  
  “姜文的组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每个人不是只干他名下的一件事儿,是剧组每个人全身心投入,跟着整个戏的情绪往前走。(来劲吗?)当然来劲,他的组不来劲,就没来劲的了。”李海滨是在《阳光》时认识姜文的,做他的副导演,后来合作《鬼子》、《太阳》。
  在《鬼子》中饰演那个不肯吃饭、用“大爷过年好”骂人的花屋小三郎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刚进组很不适应:“姜文的随意性要超过霍建起一百倍,他的电影好像永远也拍不完,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后来渐渐被姜对演员的调度和戛纳电影节上观众的大笑折服,称他为“伟大的导演”。
  在另一位日本演员中井贵一(与姜文合作过《天地英雄》)眼中,姜文“不是导演却爱下命令,对自己的拍摄不满意,却还要命令导演让自己重来一遍”,“也许是我听不懂中文的缘故,所以不知他究竟是冷静还是自以为是,对人总是一派长官对待下属的感觉。姜文完全沉浸在自我满足的世界中。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成为一种癖好。”
  过士行说,姜文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要极致,所以产生种种要求,他翻来覆去地试、辨别,就像在商场买东西的主妇,挑挑拣拣。他在跟自己较劲。“他领悟力很强,但不会全盘接受,总问为什么。他看书也是在那儿批啊注的。”
  “在中国做导演并不纯粹,大量精力耗费在拍片之外的事情上,在国外,这些事都由制作人解决了。姜文效率可能高点儿,这跟他自身素质有关。禁拍6年,他也推了不少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妥协,路可能比较顺,但出来的东西是二等的;他比较坚定,虽然阻力大点儿,但结果是上乘的。”
  过士行认为,中国电影的失败不在技术,在于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是需要用艺术家的操守来孵化、培育的。“中国人太实际。如果社会风气这样,那是正常的,但艺术家不能这样,不能让世俗拖着往下拽。电影局的存在是针对所有人的,关键是你内心的自南度有多大,你是去艺术地表达,还是政治地表达。”
  “我喜欢他,他是个天才,努力型的天才。他对电影有一种本质上的迷恋,他感兴趣,他过自己的瘾。”述平回忆每一个他们谈论过但没有兑现的本子,觉得姜文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特别让人兴奋。
  意见相左时听谁的?述平说,他比姜文大两个月,合得来,通常是“他给一,我给二,他出三,我出四”,基本没有争执过。姜文则告诉记者,他们常有争论,也常互相安抚。
  李海滨说:“谈戏的时候他是民主的。每次开会他都希望大家多发言,提好的建议,然后他会根据他的理解,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总能想出令人信服的招儿来。像《鬼子》开头那场戏,姜鸿波钻面缸。农村男女偷情,那种文化背景下,怎么表现?大家出点子,最后姜鸿波一头钻进去,脚磕在缸沿上,发出声响,这边就有人破门而人,整个过程表现得非常恰当。”
  完美无缺么?过士行觉得,姜文在电影语言方面很强,但在电影文学上有时会迷惑。“像《鬼子》最后那场审判的戏,那么多细节、氛围的描写,还有吴大维大段讲话,戏给得满了,留些白可能味道更好。”
  《太阳》的摄影师赵非是张艺谋的同班同学,曾做过伍迪·艾伦的摄影。谈到这次合作,他说:“伍迪·艾伦特别挑剔,我觉得姜文和他有一拼。进组前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拍这部电影,我觉得干了一件特别值当的事儿。”
  “我觉得很荣幸,这些年跟着姜文学了不少东西,技术倒在其次,最有用的一点是他对电影那种巨热爱,这在中国导演中是比较少见的。每件事都不容易,别人投100%的精力,他是200%,极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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