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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法律笔记】
在广州亚运会筹办期间，由律师精英组成的法律智囊团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他们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和英语优势，向亚组委提供法律谋划，助阵涉外谈判，成为预防化解涉亚运纠纷、护航亚运的一支重要力量。本刊特邀请法律顾问团中的一位资深律师撰写“亚运法律笔记”，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向读者细致展现亚运筹备中的法律景致。
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听到对方说的频率最高的单词是“NO”。不管你如何据理力争，不管提出多么合理的方案，对方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NO”
亚运特别法庭创意被采纳
第16届亚运会在亿万国民的热切期待中如期举行，作为专业人士的律师，尤其是亚组委法律顾问团的律师，我深切体味了亚运筹备过程的艰辛。
广州的律师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亚运服务的至少有一半以上。作为一个法律行业，广州律师有组织地服务亚运是从2008年初就开始了。这年春节过后，刚刚上班，爆竹声音尚在耳际萦绕，爆竹的硝烟尚未散尽，广州市司法局就下发通知，准备遴选优秀律师组成亚组委法律顾问团，这一消息令广州律师业深受鼓舞。承办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特别是像亚运会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运动会，对广州来说是新鲜事。能够为这样的体育赛事提供法律服务往大的方面讲是爱国、回报社会；从小的方面讲，至少是一种难得的职业与人生经历。
报名十分踊跃，而遴选则异常艰难。因为亚组委和广州市司法局要求的顾问团律师不仅必须资深，而且要求尽可能覆盖亚运相关的各个法律领域。经过各方面的权衡，在第16届亚组委支持及广州市司法局直接筹划下，2008年2月，这支纯公益性的专业法律服务团终于成立了。顾问团由拥有各方面业务专长的33名资深律师组成，基本上是广州市律师协会业务委员会属下的15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及在广州律师界颇具声望且具有显著专业特长的资深律师组成。顾问团由司法局局长、副局长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律管处处长兼任秘书长，凸显了广州市司法局对服务亚运的高度重视。顾问团的定位是专门为第16届亚组委筹办本次亚运会提供专业而权威的公益法律服务。
顾问团成立伊始，亚组委筹备工作的法律问题千头万绪。不仅亚组委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即使是顾问团成员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通过与各部门的交流、收集整理，我们将亚运筹备过程中已经遇到或者可预见的法律问题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履行《亚运会承办协议》问题、亚组委的法律地位、亚运会知识产权、网络侵权、亚运会域名保护、隐性市场、票务销售、餐饮服务、住宿、赞助商、建设工程招标、环保、亚运志愿者的安全审查及人身损害法律责任、亚组委工作人员的劳动及社会保险乃至亚残运会的主题资格等一系列问题。
围绕着这些法律问题，顾问团律师与亚组委法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认真系统而审慎的研究，其中主题研讨会就举办了多次，许多顾问团成员还专门撰写了有关上述主题的专业论文。律师顾问团中的政协委员还就有关隐性市场问题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专门的提案。其中目前为广东省各有关法院采纳的亚运特别法庭的创意就是我本人针对亚运隐形市场问题撰写论文提出的司法应对方案。该方案经在顾问团和亚组委法律部联合召开的交流会上提出后受到重视，会后有关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又受到了司法审判部门的重视。2010年4月中旬，广东高院出台下发了《关于为广州亚运会提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围绕保障亚运推出了涵盖设立亚运法庭、案件管辖、涉诉信访、舆论引导等方面的12项新举措。7月份，广州中院下发通知，要求包括广州中院在内，两级法院全部成立亚运合议庭，而离亚运村最近的番禺区法院，则直接成立“亚运法庭”。“亚运法庭”设有刑事、民商事、行政审判三个合议庭，专门审理涉及亚运会的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从各审判业务庭内选派审判经验丰富、审判能力突出的法官担任合议庭成员。广州市的萝岗、花都、天河等11个区(市)虽然没有设立亚运法庭，但也因应亚运案件形势设立了专门的“亚运合议庭”。在广州之外，承办亚运赛事的佛山、东莞、汕尾等亚运场馆所在地的法院也组织了相应的亚运合议庭。这一举措可以说是顾问团的建议产生了实质性的成果。据后来来自司法审判部门的消息，亚运法庭和亚运合议庭的成立，大大提高了涉亚案件的审判力度与效率，为第16届亚运会的筹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判的艰辛非常人想象
为了能切实解决亚组委在筹办16届亚运会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顾问团与亚组委法律部及各相关部门举办了多次面对面的咨询与研讨，特别就“阿里巴巴”、“淘宝网”中出现的所谓“第16届亚运会特许商品”的广告及一系列网站博客内散布“内部票”、“特权票”、“优先票”等虚假信息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顾问团均一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其中，顾问团提出借鉴雅典奥运会大量发出律师函的形式，从而避免繁琐的司法程序拖延问题的解决。亚运开幕前的筹备实践表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亚组委法律部及其法律顾问采取这一形式解决了多数的涉亚法律问题。
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宏观上给亚组委以法律上的智囊式参谋与筹划。亚组委的日常法律事务，主要由亚组委法律部及其外聘的法律顾问承担。有时候亚组委法律部及其法律顾问太忙顾不过来，顾问团律师就成了责无旁贷的应急预备队。
2010年9月22日是中秋节。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这一天是公众假期。加上周末2天的调整，正好连续3天假期。这一天早上我正悠闲地与朋友们一起享受传统的广东早茶，而我的助手正准备回湖南老家探望她托付给父母照顾的未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我接到亚组委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王局长非常歉意地告诉我，他们正在谈判的一份2000万美元发电机租赁合同的外国客户及其律师已经来到广州，要求今天就展开谈判。由于事先没有谈判计划，法律部的人中秋放假，他们只好向我求援。我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与朋友们道声抱歉马上赶到了天河体育中心的亚组委总部。
厚厚的中英文法律文件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我担心注意不周会留下法律漏洞。我想到通知我的助手也赶过来帮忙，但又知道她已经买了回湖南的车票。我能理解一个母亲看望孩子的熬盼，但我深知亚组委的每一份法律文件都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不能有闪失。最后还得铁石心肠地要求她赶过来。最后，我的助手也赶到亚组委总部，她的车票只好委托朋友退票了。为这件事，至今我仍对她满怀歉意，同时也为自己的助手顾全大局感到欣慰与骄傲。
那天，连绵的秋雨下了整整一天，谈判中途，亚组委的大楼突然停电，而且始终未能恢复，谈判最后转移到亚组委对面天河大厦的中餐厅进行。我们谈得实在太晚，最后偌大的餐厅只剩下我们一桌客人。亚组委采购合同的谈判远非我们平时对外合同谈判那么畅快。由于国家要求确保亚运不存在任何闪失，因此，所有的采购几乎都是找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为采购对象。这些商家挟其技术与品牌优势，早就看透了我们有求于他们，可选择空间不大的弱点，不仅漫天要价，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准备好合同文本让我们讨论。这些合同文本不仅充斥着霸王条款，有些条款甚至可以说颠覆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且，西方国际巨头那种天生的法律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法律理念不屑一顾。
谈判的艰辛非常人想象，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听到对方说的频率最高的单词是“NO”。不管你如何据理力争，不管提出多么合理的方案，对方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NO”，并且固执地坚持其自身的版本。谈判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对方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最后，我们只好将该合同的风险归纳告知亚组委的负责同志。
在广州亚运会筹办期间，由律师精英组成的法律智囊团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他们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和英语优势，向亚组委提供法律谋划，助阵涉外谈判，成为预防化解涉亚运纠纷、护航亚运的一支重要力量。本刊特邀请法律顾问团中的一位资深律师撰写“亚运法律笔记”，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向读者细致展现亚运筹备中的法律景致。
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听到对方说的频率最高的单词是“NO”。不管你如何据理力争，不管提出多么合理的方案，对方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NO”
亚运特别法庭创意被采纳
第16届亚运会在亿万国民的热切期待中如期举行，作为专业人士的律师，尤其是亚组委法律顾问团的律师，我深切体味了亚运筹备过程的艰辛。
广州的律师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亚运服务的至少有一半以上。作为一个法律行业，广州律师有组织地服务亚运是从2008年初就开始了。这年春节过后，刚刚上班，爆竹声音尚在耳际萦绕，爆竹的硝烟尚未散尽，广州市司法局就下发通知，准备遴选优秀律师组成亚组委法律顾问团，这一消息令广州律师业深受鼓舞。承办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特别是像亚运会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运动会，对广州来说是新鲜事。能够为这样的体育赛事提供法律服务往大的方面讲是爱国、回报社会；从小的方面讲，至少是一种难得的职业与人生经历。
报名十分踊跃，而遴选则异常艰难。因为亚组委和广州市司法局要求的顾问团律师不仅必须资深，而且要求尽可能覆盖亚运相关的各个法律领域。经过各方面的权衡，在第16届亚组委支持及广州市司法局直接筹划下，2008年2月，这支纯公益性的专业法律服务团终于成立了。顾问团由拥有各方面业务专长的33名资深律师组成，基本上是广州市律师协会业务委员会属下的15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及在广州律师界颇具声望且具有显著专业特长的资深律师组成。顾问团由司法局局长、副局长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律管处处长兼任秘书长，凸显了广州市司法局对服务亚运的高度重视。顾问团的定位是专门为第16届亚组委筹办本次亚运会提供专业而权威的公益法律服务。
顾问团成立伊始，亚组委筹备工作的法律问题千头万绪。不仅亚组委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即使是顾问团成员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通过与各部门的交流、收集整理，我们将亚运筹备过程中已经遇到或者可预见的法律问题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履行《亚运会承办协议》问题、亚组委的法律地位、亚运会知识产权、网络侵权、亚运会域名保护、隐性市场、票务销售、餐饮服务、住宿、赞助商、建设工程招标、环保、亚运志愿者的安全审查及人身损害法律责任、亚组委工作人员的劳动及社会保险乃至亚残运会的主题资格等一系列问题。
围绕着这些法律问题，顾问团律师与亚组委法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认真系统而审慎的研究，其中主题研讨会就举办了多次，许多顾问团成员还专门撰写了有关上述主题的专业论文。律师顾问团中的政协委员还就有关隐性市场问题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专门的提案。其中目前为广东省各有关法院采纳的亚运特别法庭的创意就是我本人针对亚运隐形市场问题撰写论文提出的司法应对方案。该方案经在顾问团和亚组委法律部联合召开的交流会上提出后受到重视，会后有关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又受到了司法审判部门的重视。2010年4月中旬，广东高院出台下发了《关于为广州亚运会提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围绕保障亚运推出了涵盖设立亚运法庭、案件管辖、涉诉信访、舆论引导等方面的12项新举措。7月份，广州中院下发通知，要求包括广州中院在内，两级法院全部成立亚运合议庭，而离亚运村最近的番禺区法院，则直接成立“亚运法庭”。“亚运法庭”设有刑事、民商事、行政审判三个合议庭，专门审理涉及亚运会的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从各审判业务庭内选派审判经验丰富、审判能力突出的法官担任合议庭成员。广州市的萝岗、花都、天河等11个区(市)虽然没有设立亚运法庭，但也因应亚运案件形势设立了专门的“亚运合议庭”。在广州之外，承办亚运赛事的佛山、东莞、汕尾等亚运场馆所在地的法院也组织了相应的亚运合议庭。这一举措可以说是顾问团的建议产生了实质性的成果。据后来来自司法审判部门的消息，亚运法庭和亚运合议庭的成立，大大提高了涉亚案件的审判力度与效率，为第16届亚运会的筹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判的艰辛非常人想象
为了能切实解决亚组委在筹办16届亚运会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顾问团与亚组委法律部及各相关部门举办了多次面对面的咨询与研讨，特别就“阿里巴巴”、“淘宝网”中出现的所谓“第16届亚运会特许商品”的广告及一系列网站博客内散布“内部票”、“特权票”、“优先票”等虚假信息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顾问团均一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其中，顾问团提出借鉴雅典奥运会大量发出律师函的形式，从而避免繁琐的司法程序拖延问题的解决。亚运开幕前的筹备实践表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亚组委法律部及其法律顾问采取这一形式解决了多数的涉亚法律问题。
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宏观上给亚组委以法律上的智囊式参谋与筹划。亚组委的日常法律事务，主要由亚组委法律部及其外聘的法律顾问承担。有时候亚组委法律部及其法律顾问太忙顾不过来，顾问团律师就成了责无旁贷的应急预备队。
2010年9月22日是中秋节。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这一天是公众假期。加上周末2天的调整，正好连续3天假期。这一天早上我正悠闲地与朋友们一起享受传统的广东早茶，而我的助手正准备回湖南老家探望她托付给父母照顾的未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我接到亚组委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王局长非常歉意地告诉我，他们正在谈判的一份2000万美元发电机租赁合同的外国客户及其律师已经来到广州，要求今天就展开谈判。由于事先没有谈判计划，法律部的人中秋放假，他们只好向我求援。我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与朋友们道声抱歉马上赶到了天河体育中心的亚组委总部。
厚厚的中英文法律文件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我担心注意不周会留下法律漏洞。我想到通知我的助手也赶过来帮忙，但又知道她已经买了回湖南的车票。我能理解一个母亲看望孩子的熬盼，但我深知亚组委的每一份法律文件都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不能有闪失。最后还得铁石心肠地要求她赶过来。最后，我的助手也赶到亚组委总部，她的车票只好委托朋友退票了。为这件事，至今我仍对她满怀歉意，同时也为自己的助手顾全大局感到欣慰与骄傲。
那天，连绵的秋雨下了整整一天，谈判中途，亚组委的大楼突然停电，而且始终未能恢复，谈判最后转移到亚组委对面天河大厦的中餐厅进行。我们谈得实在太晚，最后偌大的餐厅只剩下我们一桌客人。亚组委采购合同的谈判远非我们平时对外合同谈判那么畅快。由于国家要求确保亚运不存在任何闪失，因此，所有的采购几乎都是找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为采购对象。这些商家挟其技术与品牌优势，早就看透了我们有求于他们，可选择空间不大的弱点，不仅漫天要价，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准备好合同文本让我们讨论。这些合同文本不仅充斥着霸王条款，有些条款甚至可以说颠覆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且，西方国际巨头那种天生的法律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法律理念不屑一顾。
谈判的艰辛非常人想象，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听到对方说的频率最高的单词是“NO”。不管你如何据理力争，不管提出多么合理的方案，对方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NO”，并且固执地坚持其自身的版本。谈判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对方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最后，我们只好将该合同的风险归纳告知亚组委的负责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