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奠基者，苑利先生除了从事非遗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的精研，还有丰富的田野经验。长期的读书和行路功夫，使其研究深入浅出，融学理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冶。可以说，《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既有理论的深度，又饱含乡土深情，在文化快餐化当道的今天，苑利对于非遗的敏感度和认知力绝非一般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者可以比拟。在很多人眼里，非遗及其价值是那样的扑朔迷离，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对非遗的误解和茫然。那么，寻找和发掘非遗的特征、共性、规律，并上升到一种学科的高度和理论的阐释，其间的难度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无疑是苑利关于非遗理论的又一倾心之作。
　　王国维先生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苑利在非遗理论研究中，既能深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足见其信手拈来的深厚的研究功底。我想，只有将学心和公心置于学术上，他的文字才会给人以谦和、真切、深刻、平实之感，也才能于理论之中见人、见物、见思想。而这样读者这样渴求，苑利老师做到了。《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自然也就成为了渴望认知非遗者的文化坐标，成为通向非遗学的良途与逮津。谈到何明这篇文章，首先，何明的基本功是扎实的。他的書评语言流畅，逻辑清晰，文字质朴，表述准确，论述客观，概括得当。
　　其次，何明对于该书的内在逻辑抓得还是非常准确的。如他认为苑利在非遗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该学科基本理论的构建，认为苑利把非遗学三大基本理论问题，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回答了非遗学中的本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四梁八柱”的确立，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判断是中肯的。
　　第三，对重点问题的判断还是可圈可点的。如他认为苑利非遗保护的理论核心，是提出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评价非遗的标准也从常人认为的“美不美”“贵不贵”，变成“真不真”。“保真”，才是苑利强调的非遗保护的第一原则。而政府职能，不是凭借着自己的强势地位取代传承人，而是做好传承人的服务工作。
　　第四，作为书评者，何明并未避重就轻，他力挺苑利观点，认为 “非遗”不是不能开发，而是要想好“谁来开发”“在哪开发”和“怎么开发”，同时对苑利提出的“异人”“异地”“异品”三原则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作为后学，由于作者学力和水平的限制，整篇书评的理论高度有提升的空间，学术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但总体来说，何明的这篇书评还是可圈可点的。
　　（作者系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