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与求学，成为代课教师

　　我出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一个叫六堡村的寨子，是畲族聚居区。我的父母都不识字，我爷爷识一点字，他在旧社会是寨子里的鬼师。最初，他想让我继承他的本领。后来，他觉得我上学成绩还可以，就一直支持我上学。
　　1981年，读完小学后，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县里的初中。当时，农村学生考进县城中学的很少。我在麻江中学读初中，最想初中毕业后考师范，因为那是最好的出路。但是，上初中后学习遇到困难，同学们说汉语，我经常反应不过来，因此学习成绩不理想，没能考上师范，不得已上了高中。
　　后来家里发生了些变故，我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凯里（贵州省黔东南州府）打工。冬天农闲时，村里要办扫盲班，村支书就让我回来带扫盲班。我觉得自己教得还可以，那个班一共有42个学员，经过了3个月的学习，脱盲了40个。通过这件事，大家都挺认可我。1988年，支书请我到村里做代课教师。

二、成为女子学校校长，探索女童教育

　　因为贫困，我们那里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女孩上学。当时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女童入学率只有23%左右，而且不少女孩是陪着弟弟一起来上学的，等弟弟对学校环境熟悉了，家长就不让女孩继续上学了。很多女孩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家长看不到女孩上学的好处，觉得女孩是给别人家养的，上学也没有用。
　　县政府很重视女童教育问题。1989年，县政府决定在我們村办一所女子学校吸引女孩入学，当时叫女子班（后改为麻江县杏山镇六堡畲族女子学校）。村支书也很重视，主动把村委的房子拿来做校舍，村委就在田间地头“绿色”办公。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子，大概有120平方米。就这样办起了女子班。
　　县教育局想为这所女子学校培养稳定的师资，就想到了我，让我去县里的职业中学师资班学习。两年后，也就是1992年，我正式去女子学校任教。女子学校一共有五个老师，除校长外都是代课老师。
　　学生来学校以后，担心因为读书影响了其他技艺，最后不会唱歌、不会做针线、不会跳舞。西南少数民族特别重视女孩子的各方面技艺，女孩子要会刺绣、会做衣服，如果不会，就会被认为没有这方面的手艺，生活能力不行，而这会影响女孩子的终身大事。考虑到这些，我们就请村里手艺最好的老人来学校，每周开一堂或两堂课，专门教女孩子刺绣和跳舞。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民族文化进课堂”，只是为了吸引女孩来学校上学。
　　教第一届学生，我们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6年的教学任务。因为女孩们年龄普遍比较大，有的甚至和我同龄，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1997年，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当年麻江县只转了三个，叫破格录用。
　　1997年，县妇联的“春蕾计划”项目介绍我们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滋根”）合作。九年里，学校共有251名女生得到了滋根的资助，每人一学期80元，实现了免费上学。接受资助的学生中，有13人考上大学。这些学生成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第一批大学生，她们毕业后多数当了老师。

三、一包种子工程与粑槽舞：成人教育与乡土文化传承

　　2003年，在滋根的支持下，我们办了一个扫盲提高班。扫盲班在农闲时上课，教农民识字和算数，还有农业知识。一年之后，学员通过考核拿到脱盲证。但是脱盲之后怎么办？我就办了个“一包种子工程”，每个学员除了拿到脱盲证书之外，还得到一包种子，喜欢辣椒的就给辣椒种子，喜欢黄瓜的就给黄瓜种子，还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指导，很多学员要了黄瓜种子。结果那一年，黄瓜大丰收，但是卖不出去。正好，我刚在县城买了房子。大家就把黄瓜堆到我家里，堆得满满的。当时看着那一屋的黄瓜，我就想，农村教育真难啊，帮助大家丰收了也是一件麻烦事。
　　2004年，我们建了一支文艺队，大家唱唱跳跳很高兴，还把我们畲族的粑槽舞推到了高潮。2006年，黔东南州建州50年庆典活动中，我们学校的学生和村里的妇女，一共50人，到开幕式上表演。2008年，我们把粑槽舞申请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贵阳召开，开幕式演出中也有我们的粑槽舞。
　　后来，村里许多男人外出打工，妇女留在村里带小孩、照顾家庭。我组织几个参加过扫盲班的妇女，在县里成立“阳光保洁服务中心”，还帮她们策划、申请小额信贷、找妇联和电视台做宣传。村里的妇女通过这家公司，在县里的银行、邮局、汽车站等地方找到工作，打扫卫生，一个月可以有1500多元的收入。后来，妇女们又成立了一个刺绣服饰公司，我帮她们取了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名字—畲乡情韵，制作出售具有民族特色的衣服。

四、女童教育最重要是培养自信心

　　当校长以来，我一直非常重视女童教育，除了促进女童入学、帮助她们提高成绩、引导民族文化进课堂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一是聘请女生辅导员，请我们的毕业生回来给女童讲解卫生健康方面的知识。毕竟我是一名男老师，有很多知识不方便直接讲。于是我就找一些卫生保健方面的资料给毕业的学生，让她们作为大姐姐跟学生讲。虽然她们的知识、理论水平也有限，但是也弥补了女童健康教育的缺失，而且同龄女孩之间也更便于交流。
　　二是注重培养女童的自信心。女童，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女童，培养她们的自信心特别重要。她们家里穷，也没有什么出路，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我就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我们学校是麻江县第一所开设英语课的农村学校。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老师，英语口语非常好。一次“四月八”民族集会，我带着学生们表演粑槽舞，有一群外国朋友围着看，这位老师和他们聊天，老外们很惊讶，怎么这么偏远的学校也有能讲英语的老师。通过这件事，我决定让这位老师在学校开英语课。我发现，这真的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我们的学生可能语文数学成绩不太好，但是英语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好。大家就有了印象，六堡的学生英语好。这对这些女孩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这样，学生就不容易辍学了。 　　遗憾的是，2012年，我们这所有着23年历史的女校被合并到中心校。
　　合并到中心校之后，我分管住校生，也就是留守儿童的工作。除了开展乡土文化进校园、传承民族文化之外，我还做了关爱留守儿童心理的工作。我鼓励支持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女老师，去考心理咨询证，让她们出去参加培训，回来后做学生咨询辅导工作，让我们的学生得到一点心理的安慰。现在我们学生分宿舍也充分照顾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按照孩子们的来源地，同一个寨子的孩子住在一个宿舍。

五、乡土文化传承人的自我定位

　　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学老师，只有高中文化，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畲族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也就4万人。畲族文化正在不斷流失，我有责任记录保护它。下午四点半学校一放学，我就在村里转，经常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跑，访问老人、拍照片，记录老人的故事、畲族的文化。如果不记录下来，老人去世以后，这些文化与传统就真的流失了。多年来记录下来的材料，能反映很多变化。
　　2004年，学校有了电脑，我就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出来，出了一本书。因为当时没有多少人研究贵州的畲族，书一出版，被誉为填补了贵州畲族文化研究的空白。
　　我喜欢研究学习，比如，美丽乡村怎么搞、畲族的医药怎么传承。我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虽然，我是一个“土专家”，但是也和一些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畲族文化的专家学者联系，还曾受邀前往厦门大学参加论坛，就东南沿海畲族与贵州畲族的异同进行探讨与分享。
　　虽然在小学搞研究的人比较少，但我就喜欢搞研究。我的论文发表了，我的书出版了，还被选为乡村名师。最近，我正在筹备自己的名师工作室，打算结合我的学科，研究小学教育和畲族文化。我觉得一个人活着一辈子，得有些研究，我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访谈后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童教育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这是值得骄傲的中国经验。这份成绩不仅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国际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努力，更离不开基层教育工作者的默默付出。对赵华甫老师的访谈，正是从个人叙事的角度，记录了这段历史。尤其可贵的是，在新的时代，赵老师能够将对性别的关注延伸到支持妇女就业，将性别发展融入到社区和当地经济发展中。
　　在关注女童教育的同时，赵老师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潜心研究畲族音乐、服饰、医药等文化领域，成为了有影响力的畲族文化研究者。赵老师将民族文化研究和教育活动有机融合并发展出一定的厚度，使乡土文化成为一种可以实践、可以传承的教育活动。
　　女童教育践行者和乡土文化传承人，赵老师身上的这两个符号，是清晰而鲜活的。对赵老师的访谈，让我感慨，教育实践领域一定有更多像赵老师这样的个案，需要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的生命故事，记录他们的实践历程。
　　（作者系：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2.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项目官员）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