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康有为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却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