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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推荐指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中信出版社
十八大后，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新华网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信息统计发现，自2012年12月到今年6月，约3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认为，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反复强调反腐败，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上所有清廉的国家学习如何有效地反腐败。直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在变本加厉？这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郑永年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郑永年
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经验。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这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世界上那些实行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机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些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黨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反腐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反腐这场战役，究竟应该怎么打？
《国有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张文学、裴华、李国等
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全面介绍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企业责任管理理论和权力运行监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构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型。
《高官反腐录》
编者：罗昌平
出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编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廉政：香港反腐风云》
作者：黄晓阳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华人探长遭调查引发警廉冲突、一夜暴富的佳宁神话破灭、明星致车祸差人顶包遭到调查、上海首富周正毅落马、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调查……别奇怪，这一切只因为香港有廉政公署！
推荐指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中信出版社
十八大后，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新华网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信息统计发现，自2012年12月到今年6月，约3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认为，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反复强调反腐败，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上所有清廉的国家学习如何有效地反腐败。直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在变本加厉？这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郑永年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郑永年
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经验。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这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世界上那些实行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机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些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黨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反腐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反腐这场战役，究竟应该怎么打？
《国有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张文学、裴华、李国等
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全面介绍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企业责任管理理论和权力运行监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构建了企业廉政风险管控模型。
《高官反腐录》
编者：罗昌平
出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编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廉政：香港反腐风云》
作者：黄晓阳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华人探长遭调查引发警廉冲突、一夜暴富的佳宁神话破灭、明星致车祸差人顶包遭到调查、上海首富周正毅落马、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调查……别奇怪，这一切只因为香港有廉政公署！